如此招摇显富，自然遭来很大的关注，当“富人逃税”的舆论渐成汹涌之际，她便成了最“适当”的靶子，据税务机构调查，她创办的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自1996年以来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多种手段，偷税税款1458·3万元。“刘晓庆税案”成为2002年度最火爆的、兼具娱乐和商业丑闻两大特性的爆炸性新闻。年底，由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中国税务报》和搜狐网联手评选出的“2002年十大税务新闻”中，此案名列第一。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实则比电影的情节还幽默，2004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刘晓庆的妹夫靖军以偷税罪被判刑三年，而刘本人未被起诉，她已在半年前被取保出狱，并拍摄了一部很爆笑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永乐英雄儿女》。
【企业史人物】
仰融悲情
2002年5月，中国汽车业的传奇人物仰融赴美不归。他的出走是众多政商博弈破局中很典型的一例。
十年前，通过长袖善舞的资本组合，仰融成功策划沈阳金杯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相关内容见本书上卷1991年部分）。华晨上市让仰融一战成名，他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从1995年起，仰融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把精力逐渐转移到经营工作上。当时的汽车行业因多年的垄断经营，各大汽车厂家均裹足而行，无太多的战斗心，业内“行规”重重，暮气十足。当仰融真正进入之后，这位大局观十分清晰和敏锐的战略家很快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颠覆者”。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风头正劲。仰融把全公司最精良的研发人员全部调集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在这期间发生过一段很见仰融性情的轶事：仰融曾去长春拜访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耿以傲慢待之，仰不忿。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卷着图纸再找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呢，也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五百台，一年打个折就是五千台，你每台车给我一万元，总共五千万元，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是通报给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耿昭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一定以为他疯了。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一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又两年，被迫退出了竞争。
从1997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的国产轿车生产线，他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此言既出，业内领袖一派摇头景象。
仰融造轿车，并不像别的企业家那样，按部就班，沿台阶而上。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资本运营大师，其胸怀、格局当然非常人可比。他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仰融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加入WTO的大氛围中，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他先后与宝马、通用、丰田等五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得意地称之为“五朵金花”。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除了围绕汽车构筑产业和资本平台之外，仰融还频频出手，涉足其他领域，在他的强势运作下，华晨如大章鱼般地伸展出众多的支脉，到2001年前后，仰融打造出一个市值高达246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五家上市公司，系内各种关联公司158家，其中控股138家。华晨拥有8条汽车生产线，十多家汽车整车和部件工厂，在中国汽车行业形成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金融――实业”交融结合的体系。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梦想，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一刻的仰融，俨然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2001年3月份，沈阳政界发生大地震，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腐而被拘，案情涉及广泛，全市的重要涉案官员达一百二十二名，是为“慕马大案”。作为沈阳市最知名的大企业，华晨与政府有十分密切的互动，现任首脑的落马自然会影响到仰融的战略思考。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他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
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卖家。仰融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区销售的打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并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
这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憧憬的大型合资项目，它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崛起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展现更为强势的力量，一些快速成长中的大公司都在试图通过购并与合作的方式进行跨国发展和实现产业升级，华晨与罗孚的合资应该是最早和最让人期待的项目之一，与日后的联想购并IBM的PC事业部、TCL收购汤姆逊彩电等相比，仰融所表现出的主动心和企图心似乎更大。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航线都可能赫然改道。其意义之大，绝不亚于十年前的华晨美国上市。在相关协议都签署抵定之后，仰融犯下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一个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乘乱溜走”了。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
政府与仰融的谈判细节从来没有公开，不过其沟通的结果众所周知。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辽宁的大连或沈阳。仰融则坚持在宁波建厂。显然，这是无法让政府满意的答复，就这样，矛盾突然在2001年的秋天激化了。
矛盾的焦点聚集在华晨的产权归属上。在仰融看来，从金杯到华晨，企业之壮大都是他的功劳。十年前为了上市戴“红帽子”，现在是摘掉的时候了。他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含混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十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待，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为此，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100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其复杂之程度让人叹为观止，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就他一人而言。而政府则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仰融的华晨，根据十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政府还是仰融，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论基金会的资产性质，但是它就好象一个大厦的基石，默默地埋伏在那里，一旦动摇，天崩地裂。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3月，辽宁省委派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求祈拜佛，随后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
仰融与政府的恩怨官司差点打到了国际法庭上。10月14日，仰融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4天后，辽宁省检察院当即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国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11月，北京法院认定仰融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仰融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仰融离去后，罗孚购并案随即流产，曾经豪情万丈的华晨日渐衰落。【2005年，上海的上汽集团和江苏南京的南汽集团最终“分割购并”罗孚，其中，上汽买到了代表罗孚核心知识产权的罗孚25型、75型轿车的知识产权；南汽以5300万英镑收购罗孚的实物资产，其中包括MG和Austin品牌、位于长桥的生产线、引擎业务及相关资产。】跟政府的直接对抗，造成企业的中衰与自己的出局，仰融本人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新的反思。2005年8月，仰融接受媒体越洋采访时说，“我真没有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