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到所有股东的全票反对――这是柳传志在2007年9月才对外透露的，柳、杨最终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联想与IBM达成的购并协议是这样的：IBM出售全球范围的笔记本、台式机业务和Think系列品牌，联想支付的交易价格为17.5亿美元，其中含6.5亿美元现金、6亿股票以及5亿美元的债务。在新闻发布会上，柳说，“不冒险怎么办，不冒险在中国窝在这个地方也是不行的，不突破慢慢就只有萎缩。”
联想的购并成为本年度最后一条、也是最重大的公司新闻。国内外舆论一时沸腾，表现得十分两面化，一方面，很多人振奋于联想的国际化雄心，IT观察家姜奇平评论，“联想做了一件人们期待已久的正确的事情。以市场换品牌，成为联想走向世界的中国道路。”《华尔街日报》亦认为“收购案将使IBM成为联想的忠实客户。”另一方面，忧虑之声也不绝于耳，购并新闻公布当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联想股票先涨后跌，香港《信报》的分析认为，“主要因为券商普遍看淡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的消息。”国内媒体的报道也很谨慎，《财经》杂志的标题是《联想豪赌》，《财经时报》的标题是《联想大跃进：游走于成功和成仁之间》。
对于站在创业20周年门槛上的柳传志来说，他的内心也同样忐忑不安。有一次，去北京大学的MBA总裁班授课，他做课堂测试，问：“有多少人看好这次购并？”全班93个总裁同学只有3人举手，其中两位还是来自联想集团的干部，两年后，柳传志回想说，“我当时心里真是一凉。”不过，对于这位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企业家来说，他也许更愿意用历史的眼光来直面今日的风险。在购并新闻公布一周后的12月15日，联想举办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柳传志在登台演讲的一开始就把历史拉在了一起：“1985年初，我第一次参加IBM的PC代理商会议，端坐在最后一排，怀揣着科技人员刚刚下海的心情，紧张而兴奋，这是一个新事业的开始。20年后，2004年底，我代表联想集团，在收购IBM全球PC业务的文件上签字，感受到全中国乃至世界目光的注视，同样让我感到紧张和兴奋。这是联想两代人梦想的实现，同时又是一个新的事业的开始。”
在很多人听来，还有什么语言，比这段表述更能证明中国公司的进步和力量？
【企业史人物】
“江湖”总裁
2004年9月，《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陈久霖。在《买来个石油帝国》的豪气大标题下，编辑特意把下面的这个悬念也刊印在封面上：“陈久霖能否靠海外收购把中航油打造成中国第四家石油巨头？”这家杂志社不会料到的是，仅仅4个月后，它不得不做了另一个长篇的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
陈久霖被认为是一个商业奇才。1997年，36岁的他受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委派，前往新加坡接手管理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93年，最初两年亏损，之后又休眠两年，近乎一个空壳，陈久霖到新加坡的时候，只有一人来接机，而他也是陈唯一的下属。上级给陈久霖的创业资本是21.9万美元，7年之后，他交出的成绩单是：中航油（新加坡）净资产增长890倍，达1.5亿美元，经营业务从单一的进口航油采购逐步扩展至国际石油贸易，公司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出了名的热门股。它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创业的标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机制被列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课程教学案例。它还曾获颁新加坡上市公司“最具透明度”企业，并被美国应用贸易系统(ATS)机构评选为亚太地区“最具独特性、成长最快和最有效率”的石油公司。陈本人被推为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第四任会长，2003年10月，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亚洲经济新领袖”。陈久霖的年薪为2350万元人民币，不仅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之最，也高居新加坡上市公司管理者之首，被誉为“中国打工皇帝”。
从后来披露的事实得知，陈久霖的成就其实又是一个垄断者的神话。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几乎占据了中国内地航油供应的全部市场，同时享有独家进口权。这直接导致我国航油价格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比日本高出60%，是新加坡航油价格的2.5倍，有时，内地航油价格比国际均价高出一倍有余。可悲的是，尽管拥有这种垄断性的经营优势，体制僵化的中航油居然多年来仍然获利乏术。陈久霖是那个让垄断产生了效益的人。他初到新加坡时，这家分公司只负责集团内的航油运输业务，为了能获得集团进口航油的采购权，陈久霖逐一拜会各位总公司领导，为了说服某位领导，他曾冒着满天风雪一直在人家门口等到晚上11点。就这样，集团终于拗不过陈久霖的坚韧，答应给予新加坡公司几万吨进口航油额度试试。
但陈久霖仍然面临资金紧张的困难，当时采购一船航油需要600万-1000万美元，没有任何资信的陈久霖居然说服了法国巴黎国民银行试探性地给予他1000万美元的融资额度。借此，他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并盈利30万美元。从此，陈久霖成功嵌入垄断者的游戏。为了从总公司拿到更多的订单，陈久霖通过批量运输、比较采购等手段成功地压低了油品的价格，很显然，跟集团公司内的其他经营者相比，他是一个更懂得商业谋略的人。由于他的努力，中航油集团进口油的成本不断降低，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相应大幅增加，新加坡公司也获得了越来越来多的采购权，并肩负为集团公司平抑油价、降低采购成本的重任。
1998年，中航油（新加坡）就从总公司的26船货中拿到了21船的订单，通过它采购的油品，在中航油全部进口航油中所占比例一下子攀升到92％，2000年3月，中航油总公司正式下文，要求包括参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下属公司在今后几年必须通过中航油（新加坡）在海外采购航油。就这样，陈久霖让一个账面资金不过20多万美元的空壳公司，变成了年营业额高达9.15亿美元的大型贸易企业。从2002年开始，陈久霖进军投资实业和收购，试图从一个贸易公司转型为集石油实业投资、国际石油贸易和进口航油采购为一体的工贸结合型的实体企业。当年4月，中航油(新加坡)通过投标方式，成功地获得西班牙最大的石油设施公司CLH公司5%的股权，代价是6000万欧元。7月，它又收购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33%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2003年，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SPC）20.6％股权，这家公司是新加坡惟一由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经营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提炼以及原油、成品油的销售，业务遍及东南亚地区，经此数役，陈久霖声名大噪。
陡得大名的陈久霖不仅成了中航油集团的一面旗帜，更被当作中国国企“走出去”的过河尖兵。不过在评价标准颇为奇异的国有体制内部，雄才一时的他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另类，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陈久霖十分率直地说：“危机时刻伴随着我，我最担心的就是'乌纱帽'有一天被拿掉。”为了用更大的成功来证明和巩固自己，他开始涉足石油衍生产品的期货业务，以卖空期权的方式进行投机。陈久霖自信地认为，中航油握有垄断而稳定的航油进口业务，以此身份从事期货，自然赢多输少，罕有博弈者。他因此自诩说，“中国人在世界上也可以成就索罗斯那样的投机家。”不过也有期货专家提醒他，“中航油做期货，是一种极其冒险和不聪明的做法。即使中航油赌赢了，赚的只是卖期权得到的少量权力金，而一旦赌输，赔进去的数额将是巨量的。这是一场风险和收益极不对等的游戏。”陈久霖不以为然。后来事实不幸成了一场悲剧。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稳定多时的全球油价猛然上涨，卖空的陈久霖陷入困局，2004年3月28日，陈久霖首次得知期权投机出现580万美元的账面。此时，摆在陈久霖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是斩仓，把亏损额限制在当前水平，纸面亏损由此转为实际亏损；二是让期权合同自动到期，账面亏损逐步转为实际亏损，但亏损额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当前水平；三是展期，如果油价下滑到中国航油期权卖出价格，则不至于亏损并因此赚取权力金，反之，则可能产生更大的亏损。为了掩盖亏损，陈久霖决意铤而走险选择第三方案。他注入资金，继续赌博，到10月3日，亏损陡然扩大到8000万美元，这相当于上市公司2003年利润总额的2.5倍，而5200万桶的交易量也已经是航油集团每年实际用油的数倍。陈久霖被迫向北京求救，集团公司决定出手救助，陈再筹得1.07亿美金暗中用于补仓，然而，油市走向依然朝恶化的方向演进，陈久霖补进去的钱被一口一口地吃掉，到11月29日，中航油终于信心崩塌，在高价位时全部斩仓，5.5亿美元的实际亏损尘埃落定，第二天，中国航油(新加坡)向当地法院寻求债务重组。由英雄而成罪人，陈久霖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陈久霖败局后，国内传媒从企业家身份的角度做过一个对比性的猜测：如果陈久霖是个私营企业主，他经营的中国航油属于自己，他会怎么选择？毕竟，当时斩仓，580万或者更多一些的亏损，对于一个年利润4000万美元的公司来说，还不是什么“塌天灾难”，而继续大赌，对事关自己金钱和命运的企业主来说，则是不能承受之重。但陈久霖是个国企领导人，经营中的任何失误也可能演变成导致他下台的理由，毕竟，国有企业和其领导人的关联度很脆弱。报告亏损，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让他下台；再赌下去，最多也是个下台，干吗不再冒把险？陈久霖的选择，其实可能是众多国企负责人的共同思维。
经济观察家王巍更用一个新的名词……“江湖企业家”来形容陈久霖式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这类企业家“高度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勾兑政府资源。巧妙地利用多种身份获益，刻意地回避所有规则。既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回避政府的组织制约。成则安身立命实现个人抱负，败则振振有辞地推委于传统体制的束缚。”王巍的观点认为：“江湖企业家”正是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规避政府管制的特殊群体，他们非常善于用市场动作来绑架政府决策，用政府行为来掠夺市场利益。一方面，娴熟地把玩着政治技巧，利用政府的身份来高屋建瓴地控制资源和割据市场，挥霍着市场上无法抗衡的霸气；另一方面，又鼓噪市场观念，利用企业的体制来设置无数江湖规则以屏蔽政府的干预，表现出体制内难以容忍的匪气。中航油这一类具有垄断特权的企业应当从陈久霖的背后走上前台，接受市场的质疑。与无数在市场上艰难竞争的中小企业群体相比，正是中航油这样的垄断企业群体才可能成为威胁市场秩序，颠覆政府规则的主力，才可能成为构成“江湖企业家”最深厚的土壤。
陈久霖事件还有一个很让人唏嘘的情节是，当5.5亿美元的巨亏曝光后，他不仅是罪魁祸首，而且是唯一的责任人，所有的上级和同僚都消失了。新加坡检察机构曾将中航油董事长及董事等五人一起告上法庭，最终只有陈一人获罪，其他人都在国资委的担保下回国继续工作。所有的机构及个人都快速地与陈久霖切割，他失去了工作，工作签证随之被取消，只能凭旅游签证停留在新加坡，银行存款被冻结，信用卡被注销。他曾向上级申请给予部分生活费、子女抚养费，但没有任何回音。
每次上法庭，陪同他的人只有一个律师和一个私人朋友，不久前，他还是显赫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利益集团，现在突然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组织的“孤儿”。羁留新加坡期间，其老母数度病危，陈久霖两次申请回国探望而未得批准，直至母亲去世13天后，才被允许回国奔丧。陈在乡下土坟前恸哭不起。2006年3月，新加坡初等法院以隐瞒公司巨额亏损、且涉入内线交易等罪名，判处陈久霖服刑四年零三个月，同时罚款27.7万美元。历史往往出奇的巧合，十年前的1995年，也是在新加坡，英国巴林银行(Barings)驻新加坡首席交易员尼克-利森(NickLeeson)在投机性外汇交易中损失12亿美元，导致有22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陈久霖坐牢时，尼克-利森已经出狱，他在爱尔兰的一家小足球俱乐部当财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