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最危险女人”之称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电信高层闪电换位弊大于利》的评论中直言，“三大电信海外上市，我们都听到一种说法——缺的不是钱，而是机制，上市是为了换回好机制。对内对外，几乎千篇一律。那么，这种机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此次中国国有大股东对三大电信商强行操作高层互换，整个决策过程并不透明，更谈不上事先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酝酿相商；其手法，显示所有者仍将企业管理者当成可以随意调动的政府官员，对市场通行的“竞业禁止”规定和“利益冲突”概念全无认知，更暴露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形同虚设，未有生效。如此无所顾忌地“跨越资本市场制约”，所伤害的正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本。这是一种致命伤，不仅伤害了三大上市公司本身，还会对诸多处于转制过程中的国有企业带来不良示范效应。”尽管受到如此激烈的非议，不过这种换岗的威慑力却是显见的，自换岗之后，三大电信企业迅速形成新的“寡头默契”，原本硝烟四起的价格战偃旗息鼓，“行业秩序”一时井然，各家的盈利也当然大大增加。
近年以来，对电信垄断的诟病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年4月，《经济参考报》刊文质疑电话“月租费”，电信专家巩胜利认为，这是计划经济下“行政批权”的产物，根本没有经任何国家法律程序。可是，它在没有“法律规则”和“监督程序”的环境下，世袭近30个年头岿然不动。2004年底，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总数突破五亿多用户，电信企业仅“月租费”一项，一年就轻松获利超过2000亿元，其中，中国移动近10年的“月租费”一项，收入总额超过1万亿元。而多年以来的固话、移动电话“月租费”相加之和，应有5万亿元之巨。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则炮轰手机“漫游费”，据他披露，手机漫游的成本实际上几乎为零，在2005年，中国移动漫游费收入大约为490亿元，占了其利润的一半以上。相比较，美国电信业实行全网同价，不但没有漫游费，连国内长途费都没有，从美国打越洋电话到中国，每分钟只要1.67美分，约合0.13元人民币，而从中国打过去则需每分钟8元人民币，相差60多倍。阚凯力还指责，暴利的垄断格局使得电信企业拒绝新技术，譬如，已在欧美全面应用和普及的网络电话和无线宽带覆盖技术将大大降低电信的使用成本，甚至实现免费服务，然而，它们都毫无悬念地被打入冷宫。露骨的电信垄断让人们最真切地看到了一条经济学原理，“垄断没有好或者坏，只有坏或者更坏。”
今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市同时上市，其股票发行规模合计达191亿美元，刷新了全球IPO（首次公开发行）的最高纪录。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厅激动地对记者说：“我非常非常地满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地成功。”。而在去年的10月，中国建设银行也在香港成功上市，当时曾创下多项纪录，其中包括：香港股市有史以来集资规模最大的IPO、2001年至今全球集资金额最大的IPO、中资企业“全流通”上市第一股等等，不过，跟工行上市相比，建行的这些记录顿时相形见拙。到2007年7月，随着中国股市的狂飙直升，工行股价一路上涨，市场资本总额达到了惊人的2540亿美元，从而超过美国花旗银行的251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当这些黄金桂冠一一落到中国企业的头上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敢于质疑中国经济的强势以及垄断的力量。今年9月，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集团总资产近20万亿向垄断领域集中。在娱乐业、计算机服务业和建筑装饰业等行业中，没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如木材加工、纺织服装和建筑安装等行业低于10%，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比重不到1/3。而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几乎全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据；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或领域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比重也在90%以上。从1998年到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短短7年增长了42.3倍，累计利润超过4万亿元。以此视之，国有企业效益困局不但豁然全解，而且呈现前所未见的强盛。
依靠垄断而形成的效益，是否全民之福？这是中国公司改革的最优成长路径吗？对于这个命题的讨论不绝于耳。根据调查显示，在2006年，电力、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也就是说，这些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是非垄断企业的14倍。此外，还有一个事实被经济学家重新提及，尽管大型国有企业取得了如此耀眼的效益，不过，它们已经有12年没有向国家上缴利润了。从1994年开始执行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一直沿用至今。
相反，中央财政对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了输血的政策，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显示，从1994年至2004年，国家财政用于企业亏损补贴3306。13亿元，用于增拨企业流动资金383.16亿元，用于企业挖潜改造资金8645.14亿元，三项合计高达12334.43亿元。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府部门并不必然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目标，当社会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时，政府部门有可能利用其垄断性权力谋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学者孔善广在题为《国有企业垄断利益与国民利益》的论文中说，“确实，现在这一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却可能损害作为投资者和所有者的国民的利益，政府是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国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回答。”
今年7月1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6年度全球500强公司名单，共有22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石化由31位升至23位，位居中国企业之首，国家电网公司，从40位升到32位，中石油从46位升到39位。《中国青年报》在题为《入选“世界500强”的内地企业让人汗颜》的评论中认为，“一个企业发展到何种程度，就可以称为强？在我看来，“强企”至少要具备以下几种因素：持续且上乘的盈利能力、通过竞争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核心竞争优势、精简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强大的创新能力、健全的规章制度、抗风险能力、国际化水平、品牌知名度高。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判断：这22家上榜“500强名单”的中国企业，能够称得上“强”的寥寥无几。”
不过对于这一景象，也有不同的观察结论，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认为，“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2005年12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记者会上，他说。“这么好的一个局面中间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竞争，也可以说我们这些行业当中几乎没有哪一家垄断的。实际上石油、电信、电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竞争的格局，而且这些企业的主要资产都在上市公司。准确地说，他们的股权已经多元化、社会化。”
就当姜建清在港交所激动地说“非常非常地满意，非常非常地成功”的时候，他的身后站在一群笑容满面的美国基金经理。《华尔街日报》在一篇评论中颇有点羡慕地写到，“打开这两年的业务利润报表，最赚钱的华尔街经理人，有一半与中国有关。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投资银行家在中国不是赚了很多钱，而是赚走了几乎所有的钱。”
如果说，在2001年之前，国际资本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行业优先进入等方面，那些，在此之后，它们的最大收获是优先参与了国有垄断企业的资本市场化运动。我们已经在2002年描述过能源行业的合资景象，而近年来，更大规模的资本获利发生在金融领域。
中国对国有银行的市场化再造开始于上世纪末，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1999年，四大银行被允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然而，第一次“注血”与剥离被没有让这些银行的经营和资本状况得到根本改善，一直到2002年，后来成为全球最大银行的工商银行仍然在年报中承认，资本充足率只有5·54%，不良资产合计有7，598亿元，所有者权益数却只有1，782亿元。
根据WTO的协议约定，中国将在2006年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所以在此之前完成银行的改革已进入倒计时，于是，在2003年12月，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入资本金，2005年又动用15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为工商银行注资。正是在这种强有力的国家资源的巨量输入下，四大银行一下子变得靓丽无比，其一级资本充足率均达到或超过8%，不良贷款率大幅下降至5%以下，历史包袱基本甩光，资产负债平衡表质量显著改善。接下来，变成“靓女”的四大银行纷纷出境“路演”，寻找国际战略投资人，在进行了资产重组后，再谋求上市。2006年和其后的2007年，是“银行上市年”，几乎所有重要的银行都在这期间纷纷上市，那些疾足先登的国际金融机构从中渔利惊人，构成一出百世不现、无以复制的“花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