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英国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拥有19.9%的股权，每股为1.86元。到2007年中期，交行市价接近10港元，汇丰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交行A股发行上市，汇丰又赚100多亿，合计将近900多亿，获得6倍多回报。另外值得一记的是，该股国内发行价7.9元，是外资购买价的4.25倍。6月，中国第二大银行――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以51.75亿美元股票购得近20％的股份，购买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9月7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335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1932亿元人民币，投资收益4.8倍。国内发行价3.08元，是外资购买价的2.52倍。10月上市的中国工商银行亦呈现相同景象，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每股价格1.16元。当年上市后，按照2007年8月15日盘中价格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313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018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84倍。该股国内发行价3.12元，是对外资发行价的2.69倍。于2005年10月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建设银行，在上市前向美洲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定向发行39.66亿美元的股票，占总股本的14.1％，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建行上市的发行价格为2.35元港币。2007年9月，建行回归国内A股上市，两大外资公司的股权市值达到2932亿人民币，共赚2600多亿元。
除了上述四大国有银行之外，中型银行的资本重组也如出一辙，也是在今年，兴业银行宣布向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定向出售27亿元股份，每股售价为2.7元，2007年2月，兴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股价就达62.8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600亿。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是外资购买价的5.92倍。今年4月，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按2007年9月的市值计算，净赚112亿多人民币。而且，两家跨国机构拥有的股份超过首钢成为华夏银行的第一个大股东，这也是第一家被外资实际控股的中国银行。
中国政府对庞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进行的重大改革，被认为“采取了从未尝试过的全新的改革方式和途径”，就跟之前的所有变革行为一样，它也引起了观点截然对立的争论。一些专家表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银行再造模式有“用国民财富为商业银行洗澡”、“国有银行被贱卖”、“引进战略投资人拒绝内资进入”等诸多嫌疑。不过，所有引进了国际金融资本的银行，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成功地国际战略投资者后，治理结构得到极大的加强，真正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今年年初，美国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经济学家胡祖六亲自下场参与论战，他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认为，“国际战略投资者为中国的银行带来了明显的短期利益，和中长期的潜在“增值”效应，所以战略投资者通过较低的进入价格以分享部分未来“溢价”，是合情合理的“公平买卖”，并无所谓国有资产“贱卖”问题。”针对“不对民营资本开放”的疑问，胡祖六的回应更是直接：“中国有汇丰、花旗或高盛这样的有国际经验和口碑的民间投资家？”所以，“这些机构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他们可以直接带来商业银行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门当户对”的观念”他还用一种很轻松的口吻写道，“其实，只要双方互相满意，合作愉快，最终能够增添公司价值，又何必对投资人的选择评头品足，横加干涉？”
胡祖六的立论基础是“用股权换经验”，这颇似当年“用市场换技术”的论调，后者之落空已被证明，前者之成效有待未来的观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每当改革行进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潜伏在中国经济变革逻辑深处的那只“所有制怪兽”总会不可避免地如幽灵般出现，人们一次次地摇摆在效率与公平、突围与代价、创造与分配的辩驳中。
跟国有资本高歌猛进、跨国资本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门偏户弱的民营资本则显得要弱势得多。
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发现，在近来的企业界聚会上，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最近又有谁在准备卖企业啊？”11月，他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这样的私下打听，差不多成了标准的’见面问候语’。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卖掉自己企业大部分股份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交易的节奏在加快，规模在放大。掰着指头数，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两起并购新闻。经营有困难的卖，跑的正欢的也有不少买家盯着；这个月还在论坛会议上见过面，几个月不见，保不定就有谁把企业卖掉了！这些卖掉的企业，什么行业什么地域多大规模都有，但买主几乎全是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牛文文这篇专栏的标题是《为什么要卖掉企业》，为了解开这个疑问，他派记者调查了一起购并案件。
9月22日，中国最大的私营润滑油制造商统一石化公司把75％的股份卖给了壳牌，后者因此成为仅次于中石油、中石化的第三大企业。统一总经理李嘉对记者说：我们是一个民营企业，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基础油供应），无法支撑下去了。统一润滑油一直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材料垄断所困。在中国，润滑油产业的最下游零售终端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产业的最上游原料基础油，则被中石油、中石化控制。而去海外采购则可能使成本增加20%左右。加入壳牌无疑可以成功突破国内两巨头的这种垄断，并且可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牛文文据此评论说：“‘没办法’，‘独自撑不下去了’，‘扛不住了’，许多人卖企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几年，国内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立在原来宽松环境基础上的竞争策略和生存能力受到致命打击，不少企业已经撑不下去了，即便苦撑下去，也几乎看不到隧道尽头处的光亮。在这种情况下，尽快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拿出现金来’支撑住企业运作的‘大佬’，成了大家共同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要卖给跨国资本？因为，在这个调控时刻，‘真正能够拿出大把现金’来的买主，会是什么人呢？答案不言自明：不受国内金融环境影响（有钱）、在人民币升值大趋势下非常想进入中国（有意愿）的跨国资本、跨国公司……卖掉企业，卖给跨国公司，应该是企业家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就在牛文文发表这番评论的一个月后，有“民营石油第一人”之称的天发石油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因“扰乱金融秩序、伪造金融票据罪”卷入刑事风波，龚家龙在2003年的民营重型化运动中十分活跃，2005年6月，他发起成立中国长城联合石油公司，注册资本8.7亿元人民币，业务涵盖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炼制与销售等。龚家龙提出将打造一个“中国的民营石油航母”，成为中石化、中石油之外的“第三极”。长联石油尽管拿到了工商执照，但是，石油业经营的四大通行证，即成品油批发许可证、成品油零售许可证、成品油进口许可证以及国内矿产勘探开发许可证等“四证”均无法获得。今年年末，龚家龙被爆财务丑闻，据称采用非法手段套取29亿元的银行贷款，龚在警方限制居住时神秘失踪，业界随即传出中石化即将入主“重组”天发石油。
已经濒临瓦解的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发表了一个微弱的声明称，“我们坚决反对非民营的垄断石油企业借此机会染指民营石油企业资产，从而影响构建中国石油市场和谐发展的改革努力。”龚家龙失踪后，原本就拼凑而成的民营石油企业结盟瞬间瓦解。2006年12月底，遵照入世协议，我国开放了国内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然而根据出台的《成品油经营企业指引手册》规定，企业要想申请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必须包括“全资或50%以上(不含50%)控股拥有1万立方米以上成品油油库的法律证明文件”。这一条款对国内的垄断巨头和跨国石油集团是重大利好消息，却让势单力薄的民营企业叫苦不迭，于是，行禁开放之日，就是弱者出局之时，到2007年6月，北京的《京华时报》报道，全国90家民营油企正与9家跨国巨头谈判，其中15家已与外企签署收购意向协议。这些民营油企之所以出售，根本原因是一直没有固定油源，生存困难。
民营资本在重大行业重组的“资本盛宴”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命运已无可逆转。在今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国有资本总量占有了绝对性的98.36％的份额，入选的私营公司数目为74家，其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到中国工商银行的十分之一。如果将中国500强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进行一次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赢利能力好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食品、电子电器、建材、工农业设备、零售、贸易、银行、保险、制药等竞争性行业，而中国则主要集中在电信、钢铁、石油、天然气开采与石化业、电力等传统垄断性行业。
造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至今仍然基本由政府掌控。一个十分显见的事实是，中国民间公司的成长，一直是在一个强势资本集群的俯瞰下完成。政府作为一个资本拥有者，一方面掌握着政策和游戏规则，一方面则以捍卫自己的资本的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根据WTO的市场开放进程表，我国的金融、保险、通讯、乃至传播等产业次第开放，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外”开放优先、对内开放滞后的现象，一些跨国大公司获得了优先的进入权，在新一轮即将决定未来中国产业格局的大整合中，民营公司落在一个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劣势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