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这或许是混沌的所在，或许，也是历史的真相所在。
——本书作者，2008年。
2008年，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年份。一出长达百年的复兴大戏将在这一年到达前所未至的高潮。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janus)，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注视未来。回望过去的起点，那是一个月光黯淡的午夜。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在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人大臣曾国藩困坐愁城。他对幕僚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三年后，曾国藩“如愿以偿”地去世了，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才智超迈一代的湖南人一力推动洋务运动，这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启灶，他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开滦矿务局至今余脉尚存。
整整100年后的1974年10月，中国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顾准进入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了，亲密的朋友们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们也同他划清了阶级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这样的秋风萧瑟中，医生在顾准的痰液培养结果中发现了癌细胞。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神武景气”：神武天皇被奉为日本的开国之王，传说他在2600多年前由神变为人，受上天的旨意来统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人们将1955－1957年的经济增长称为“神武景气”。】两个月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过了四年，顾准预言成真，中国告别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试验。
那是一个已经虚弱到了极度的国家，从领导者到匹夫百姓，一开始都显得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困乏，僵硬的体制捆住了所有人的手脚。那些在日后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们俱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星火从穷乡僻壤燃起，自东南沿海而兴，跌跌撞撞，时隐时现，倔犟寸进，终成燎原大势。三十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商业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国家，他们自己也成为了全世界最不容易应付的商人。
从保定府直隶总督后花园的那个黯淡夜晚，到即将来临的2008年8月8日烟花满天的北京之夜，历史完成了一段曲折跌荡的、神话般的宏大叙述。便是在这样的一个长达130年的时空纵深中，我们一起来体验刚刚经历的“激荡三十年”，自当有一份别样的感慨。
三十年来的中国商业界，一切已面目全非。在1979年，8家大型国营工厂被选为全国首批企业改革试点，如今6家不复存在，2家难言辉煌，它们都没有成为成功的涉水者。在80年代，曾经叱咤一时的改革风云人物，如年广久、步鑫生、张兴让、马胜利等等，都成了沉寂的“历史人物”，而在90年代涌现出现的众多商界英豪，如牟其中、褚时健、潘宁、李经纬等等，或沉或浮，俱成过眼云烟。一些曾经是改革标杆的地方和名词，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及“蛇口经验”等等，也已失去光彩逼人的先发效应。三十年来，人们曾经激烈争辩的“姓社姓资”问题，如今早已达成了共识，很多冒险者为之付出了代价甚至失去了生命的“禁区”，在今天看来，都已是当然的寻常事。历经数轮成长周期的洗涤，经济变革的主题及公司成长的路径，几度转轨变型，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想。中国企业跋涉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它们在一系列看似偶发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过程中――譬如“特区”的开设、乡镇工业的意外崛起、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互联网经济的诞生以及十分特殊的资本市场等等――不断适应、随机衍变。在这场精彩而多变的历史进程中，根本观察不到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客观规律”。
如果说这个历史流程有什么可以一般性解释的共同点，那么，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是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现代化的热烈追求，成为所有人从未动摇过的价值追求取向，人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管你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道理有千条万条，发展是最硬的一条道理，正是在这种整体共识下，任何曲折与反复，最终都被一一克服。在某种意义上，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一种无比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的胜利。
第二点，就是各个利益集团围绕财富、权力和成长空间进行的倾辙、博弈、妥协与交融。从变革的第一天起，三大资本集团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出现，国营企业力图提高效率，摆脱体制的束缚，它背靠雄厚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撑，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竞争高位上，最终，它靠强势的垄断战略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成就。跨国资本一直受到青睐，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它先是在税收、用工和土地政策上享受了优惠，继而在行业进入上优先，然后又在垄断领域的资本开放中猎取了惊人的利益，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中国企业”。
相对国有和跨国资本，对中国变革贡献最大的民营资本一直命运多乖，它们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时刻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不过，它们却是变革最重要、也是最坚决的推动力量。就像詹姆斯·金奇在《中国震撼世界》中所发现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至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至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三十年的景象，发生于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了改革的政策风险，在他们的行为被政策认同之前，倾辙与失败随时都会降临，他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他们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所谓的“原罪”由此而生，无数企业悲剧便是在这里层出不穷地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有些企业家能够成功不是靠了政策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无视政策的存在。这种公司演进，也许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它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走向不可能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来加以规范，也不能以最宽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运作机制或经济模型来加以对比。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是充满了多变性。这个过程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次中分散地、各自独立地逐步进行，然后在一个时点上汇成一股合流。
“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中国。站在2008年的金色船楫上，我们常常会凭风畅想。我们期盼并不遥远的将来，在世界商业史上，“中国企业”将与“美国公司”、“日本公司”一样成为某一企业模型的特定概念。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到达的目标。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经济强劲成长的中国，体制消耗严重的中国，后者正是所有制问题所导致的结果。
在本部企业史中，我们曾经一再考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场伟大的商业崛起运动中，始终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世界级公司？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商业的评价体系是在1989年，在这一年的《财富》上，中国银行首次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而从1996年起，打造中国的世界级公司成为了一个被高调宣扬的梦想，至少有超过200家公司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此。今天，当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事实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拥有一家世界级的公司？”这已经成了中国商业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尴尬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