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生产企业在外地设立销售机构还没有先例，李东生心里也没有底。他将这个设想向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李鸿忠汇报，李鸿忠很支持这个想法。作为主管工业经济的政府领导，他一直很关注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如何解决困扰企业经营发展的“三角债”问题。他对李东生说：香港中国航天科技公司在惠州有个彩电厂，生产康力牌电视机，为解决产品销售问题，他们引进全国供销社作为股东，通过全国供销社系统，产品很快便销出去了，但部分货款无法回收，不断积淀形成坏账，严重影响了企业资金链。因为全国供销社对下属省、市、县的供销社机构已经无法有效地管理，而部分机构经营亏损，货款常常就会被吃掉。客户作为股东都无法保证货款安全回收，看来是需要在销售方式上有所创新突破。
李鸿忠的意见，坚定了李东生创新销售模式、建立企业营销网络的决心。
“TCL不发工资的？”
作为中国内地第一大城市，上海也是全国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对于想把产品销往全国的TCL电器销售公司来说，上海市场显然是必争之地，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家分公司的首选之地。
开设上海分公司之前，为开辟省外市场，杨利带着业务员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对全国不同省份的商人所念的生意经也理解颇深。杨利对上海商人的评语是8个字：“点到为止，细细品尝”。在与上海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杨利发现，精明谨慎的上海人最怕库存积压，所以每次向厂家要货的量都很小，这就导致厂家的运输成本大大增加。而上海又是华东乃至整个全国市场的风向标，得上海就能得天下，不可以放弃。
李东生提出的在异地设点的办法完全可以解决上海客商单次要货少的问题，同时上海市场总量庞大，只要能服务好一批客户，日积月累，细水长流，就能聚沙成塔。
在筹建上海分公司的过程中，李东生多次与杨利一起到上海调研，他们对在异地设立分公司的优点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除了能解决收款和仓储中转的问题，成立分公司，以门店的形式存在，还能更好地宣传企业的品牌形象。虽然TCL电话机在邮电通信市场名声在外，但是在消费电子市场，品牌知名度还很低，很多顾客不知道TCL音响和其他电子产品，商场也因此不愿意进货。要想进入这个市场，首先就要向客户证明，在市场上，TCL音响是受欢迎的。分公司的任务首先是要做好在当地的产品和品牌推广，要让更多顾客了解和认同公司的产品。这样的工作需要扎实持续推动，在当地没有机构是不可能做好的。如果在上海能够成功，对周边地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客户得知TCL的音响产品在上海卖得不错，而且可以实地观摩，也就会更愿意尝试进货。这样一来，分公司就不仅是一个产品销售的终端机构，也成为企业品牌形象的宣传窗口。
认准了，想清楚了，哪怕成功概率只有50%也要去干。李东生的眼光和胆识不仅增强了杨利一定要把上海分公司搞好的决心和信心，也吸引了一个名叫沈大伟的上海人的加盟。
进TCL之前，在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工作的沈大伟就与香港长城电子的蒋志基有业务往来。1990年，在蒋志基的引荐下，沈大伟又认识了李东生。精明干练的沈大伟给李东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决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后，李东生又约见了沈大伟。沈大伟不仅在商业上有天赋，而且是上海本地人，对分公司的创办和业务开展肯定有帮助。所以，李东生再次诚恳邀请沈大伟加盟。此前一直在犹豫的沈大伟，对TCL要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颇感兴趣，第二天就向李东生提交了个人简历和创办上海分公司的可行性报告。
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李东生力劝沈大伟签5年，不过，上海人骨子里的谨慎让沈大伟只想签一两年，最后双方定下3年合约。这是一份甚至连基本的薪酬待遇都没有明确的合同，沈大伟对此也没在意。此前他在深圳工作，月薪几千元，还包吃包住，这让他想当然地认为，广东的收入应该都差不多，没有必要跟李东生谈待遇问题。
加入TCL之后，沈大伟开始全面协助李东生和杨利创办上海分公司。不过，工作一个多月后，沈大伟有点奇怪，怎么还不发工资呢？李东生到上海后，沈大伟揶揄道：“李总，TCL是不是不发工资的？”没想到，身边的同事却抢先答道：“发了呀。”沈大伟问：“什么时候发的？”对方答：“前两天。”沈大伟这才想起自己前两天的确领过800元钱，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工资。看着发愣的沈大伟，李东生宽慰道：“大伟，我们是国有企业，工资的确只有这么多，但是年底有20%的提成，你要对公司有信心。”当时，李东生自己也只拿着1 000多元的月薪。沈大伟每天要抽一包烟，每月买烟要花去300元，加上其他的一些开支，他几乎再没有多余的钱交给家里。沈大伟的妻子得知后很是不解，并劝他尽快另谋出路。月薪从几千元锐减到800元，着实令沈大伟心里非常不平衡，他想，既然当初自己没有谈待遇问题，现在也只能忍了，等把上海分公司引上路以后，就马上离开TCL。
受了委屈的沈大伟在李东生面前诉苦：“工资少一点，我还能忍受，但是难以忍受同事们对我的误解，希望同事们对我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原来沈大伟是典型的上海商人做派，非常重视公司的形象，自己每天上班也穿戴得很整齐，和客户交际注意排场，尽量让客户有好感和信心。而杨利和惠州来的同事对这一套颇不以为然，老担心他多花钱。他们更习惯和客户拍肩膀，称兄道弟喝酒套近乎，亲自押车送货上门收款。李东生知道，这些做法在内地市场其他地方好用，但在上海却不行。当时上海人很崇洋，洋品牌、洋做派在当地才吃得开。既然TCL电器销售公司是来自广东的合资企业，就得给当地客户外资老板的印象。听了沈大伟的抱怨，李东生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会把这些问题处理好。”李东生多次找杨利谈话，要他转变观念，多支持沈大伟的工作，为沈大伟创造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沈大伟后来感激地说：“李总对我很信任，如果不是李总支持和鼓励，我早就离开TCL了。”不久，沈大伟就接任上海公司总经理，后再担任华东区总监，成为创业早期TCL最优秀的销售精英之一，至今他已经在TCL奋斗了20个春秋，现担任TCL环保科技公司董事长、集团专务。
上海经验
由于公司给的预算总共只有30万元，包括租金、装修、工资、启动资金等一切开销费用，所以在偌大的上海城里，杨利和沈大伟只能沿着街道一路找过去。好的地段租不起，比如繁华的南京路。从租金最贵的西边到租金逐渐减少的东边，随便一打听，价格都贵得令人咋舌。偏僻的地段又不想租，毕竟要开门做生意，没人气不如不开。
正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就在大家快要绝望之时，在上海闸北的天目东路，一间面积13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引起了杨利和沈大伟的注意。他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周边环境，虽然整个区域相对偏僻，但是由于靠近上海老北站，这间门面周边还算人气颇旺。
找到业主后，双方经过谈判敲定，年租金10万元，另外免费赠送一层阁楼和一个地下室，这样一来实际可利用面积就达到了300多平方米，刚好符合李东生既能做门店又能做仓库的要求。
接下来就是搞装修。一楼当然是用来开店，阁楼则是用于办公，其中一间小屋杨利和另一位同事晚上就在里面睡觉，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李东生每次到上海出差，除了从精神上鼓励大家，行动上更是以身作则，吃的是路边摊、小面馆，住的是附近小旅馆。有时候谈工作谈到夜里十一二点，李东生干脆就在店里住下。在杨利的记忆中，就曾跟李东生在一张小床上挤过好几次。
沈大伟对外注意排场，但自己很节俭。有次李东生看到沈大伟穿的衣服很高档，一问价钱却不高，原来沈大伟是找专门销售出口成衣尾货的商店买的，他还带李东生到那家商店买了不少衣服。
房子和人员都落实后，杨利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才知道，必须得先去工商局、税务局注册登记，才能够到银行领支票。
杨利和沈大伟只好又马不停蹄地忙活起办理公司注册的事情。由于工商部门规定，中国企业不能注册英文名称，所以TCL三个英文字母不能直接注册为公司名称。任凭沈大伟磨破了嘴皮子，工商局就是不同意，最后干脆直接告诉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公司名称只能用汉字，凡是公司名称是英文、阿拉伯数字的，就别来白费工夫了。
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趟的杨利和沈大伟，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既然不能直接用英文字母，那就用谐音的汉字来代替，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与“TCL”对应的中文汉字。除了读音符合，还要讲究字面。在上海开公司都习惯在店门外挂一个牌匾，沈大伟要求牌匾做得尽量洋气一点，所以对汉字的选择极为考究。经过反复讨论，“梯西爱尔”这4个字被确定下来。
1991年9月28日，“上海梯西爱尔电器有限公司”正式开业。时任惠州市副市长的李鸿忠特意赶到现场为上海分公司揭幕。市政府领导亲自为一个并不起眼的分公司剪彩，这让李东生和杨利既感到振奋又平添了几分压力。李鸿忠建议李东生将上海分公司作为试点，大胆探索企业自营销售网络的方式，并推广到其他区域。
分公司一开张，迎接李东生和杨利他们的便是开门红。音响业务迅速就上去了。沈大伟带人到上海每一家电器商场推销，并根据商场的信誉和经营情况，以铺货销售月度结算的方式吸引大商场加入。商家看到TCL音响产品款式新颖，性价比又好，又能在本地供货服务，都乐于经销。而沈大伟则懂得商家心理，擅长推销，配合商家做了很多市场促销活动。TCL音响在上海市场的销量上升很快，货款回收也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