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日晚，惠州，TCL创立30周年庆典。
一直很想参加，却因为临时有事，实在走不开。于是，我想到，是不是写点什么表达祝贺之情。9月25日傍晚，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我开始动笔，这就是第二天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刊出的那篇文字：
人要走过多少的路，才能找到一个最平静的归宿，然后在这个宿命里好好活着？
没有谁不希望早点找到归宿感。无论它是遥远西天的经书，还是快乐老家的枕头，抑或只是一枚随风滑翔的纸飞机。只要是确定的，心就安下了。
和李东生相识近20年，曾经以为，以他作为广东商人的聪明和商业敏感，以他的判断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应该可以早点把企业放下，把工业放下，把实体经济放下，活得更简单更潇洒。
想想吧，20世纪90年代中期“彩电大战”的四个主角，长虹倪润峰、康佳陈伟荣、TCL李东生、创维黄宏生，相比起来，李东生的风格是从容放权、气定神闲的，他没有倪润峰那么“霸”，陈伟荣那么“执”，黄宏生那么“苦”。他应该最有条件，能够早一点跳出“中国制造”这个充分竞争、永不止息的红海。跳出去，或者升上去。
他敏感，看到了大屏幕彩电进入中国普通家庭的巨大商机；他借力，没有生产线，没有生产许可证，他去租；他主动，靠着“有计划的市场推广”，迅速形成了渠道优势；他仁厚，不拘一格用人才，旗下一时战将如云。
弹指一挥间。如今呢，倪润峰早已退休，陈伟荣早已辞别，黄宏生早已退居幕后，连比李东生小一辈的段永平们也早已转换了人生角色，只有李东生还在战场上，还是主帅。他似乎成了希腊神话中被众神所罚要把巨石推上山顶，而巨石又因太重、未达山顶就又滚下山去的西绪福斯，永不解脱。
李东生和西绪福斯不同，因为没有谁要罚他推石上山。而他们的相同之处，正如法国文学家加缪所描写的，“西绪福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矿砂，唯有对西绪福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在TCL的舞台上，也许是责任使然，也许是天命使然，也许是性格使然，李东生给自己设定了山的高度。那高度不断上升。他要爬，他要推，任劳，任怨，认命，不避，不惧，不退，不悔。
他要TCL改制，他要TCL国际化，他要TCL做液晶面板，他要TCL重塑产业链、价值链，他要TCL再造文化、队伍与管理——而他选择的主战场，则是全球竞争最惨烈、竞争壁垒奇高、洗牌速度超快、而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却很容易被蚕食的消费类电子。
中国企业能否创造出全球品牌？中国企业能否摆脱缺芯少屏的命运？国外的众神说No，李东生说，不去试，哪里有机会？哪里知道行不行？“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这成了李东生内心“最高的虔诚”。
人生忧患识字始。对一个企业家来说，真正的忧患，可能始于一个真实的理想。如果做企业只是等于赚钱，机会主义常常是不错的选择，但企业家一旦有了理想，他就再也回不去、放不下、丢不掉了。
他注定要走向一个更加博大、也注定更加艰苦的世界。而结果，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挑战无边，风险随时，注定了努力无极限，创新无极限，超越无极限。
一切都是命运，而命运的跌宕起伏、艰难险阻、无休无止，恐怕李东生在选择之初，不会像今天这样感同身受吧。
今天看起来依然从容大气的李东生，这七八年来的心路历程，谁又能真的知晓？
和李东生相识之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诚商李东生》，盖因在广东商界，李东生向以信达坦诚著称。因为守信，所以即使没有资源、资本，总有人愿意借给他，李东生当年的很多部下都说他是“福将”。今天，如果还有机会再写的话，或许会把题目定为《韧商李东生》，或者借用《挺经》的说法，写《挺商李东生》，“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我祝愿TCL终有一日能成为世界级的、源自中国的品牌，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仿佛一场“无尽的下半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TCL是“不做先烈的先驱”，“不被后浪淹没的前浪”，其生命力异常旺盛，但坦率地说，谁也无法保证，在竞争的下半场，TCL一定能成为和三星比肩的企业。
但是中国，中国需要，也一定能产生属于她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品牌。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走多远，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走多远。
我们需要这样大写的企业，大写的品牌，大写的企业人，大写的企业家。
我们为所有这些不退场、不言败，而且不断创新与超越的奋斗者、劳动者、创造者加油。
“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当你有了无尽的理想，你就拥抱了无尽的战场和无尽的辛劳。而我们，将永远给你支持的期待、关注的目光。
本来以为，我对TCL和李东生的感想，已经胸臆尽抒了。没想到在读完《鹰的重生》这本翔实、完整而全面的企业史之后，我觉得自己过去对TCL和李东生的了解还“不及格”，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认识也不够充分（例如，地方政府特别是开明官员对企业的发展助力甚多，而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这本书的确让我获益良多。
这里，只想分享一点读书心得，就是在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究竟应该以财富论英雄，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以价值论英雄？我们已经习惯了“富豪榜”，习惯了“论成败”，但却很少真正去比较和思考：每个富豪的财富究竟是靠什么赚来的？每家企业成败顺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企业家和一家企业，在起起伏伏的征程中，其所带给地方、国家、社会、经济、员工、伙伴的东西，究竟什么才更有价值、更值得珍惜？
以财富论，李东生前面有很多人；以成败论，TCL也经历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是，以价值论，TCL和李东生所走过的路，所探索过的世界，所收获和体验到的知识、技术、经验与教训，在这个永远进取、永不懈怠、永存抗争的过程中所展示的力量与选择，所带给我们的启发，要比很多富豪和那些看似光鲜的企业多得多。这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外溢”。
为什么说TCL是高价值的企业，李东生是高价值的企业家？因为其从事的是依靠扎扎实实劳动的“生产型活动”（productive），是通过创新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并由此获利的“利他型活动”（helpful），是在开放公平的全球市场上持续改进的“竞争性活动”（competitive）。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形成阳光下的、可学习、可借鉴的社会资本，让企业之外的更广大的商界和社会因之而受益。
价值型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所谓“真”，就是诚信和透明；所谓“善”，就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所谓“美”，就是无止境的对消费者需求的探索与满足，追求完美，臻于至善而为美。
在我看来，只有追求真善美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留下真正的价值被传承、延续、扩散，从而让价值永恒，并积淀成商业文明。
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坚守真善美的价值选择并非易事，往往要经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磨难。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怕一件事，就是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在TCL和李东生的成长过程中，所有那些为真善美而承受的极限般的压力，那些为爱与责任而流淌的血泪，为向更伟大的目标前进而付出的学费、代价与委屈，放在一个更宽广和长远的视野中，都是值得的。
值得，就有价值。价值，就是值得。
30年，李东生和他的所有前辈、所有同事、所有伙伴与朋友的付出，仿佛都是为了未来，为了中国必定会收获的那一刻，而先行迈出的步伐。
对这样永在创造和担当的价值英雄们，有什么理由不向他们致礼，不为他们祝福呢！
秦朔
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