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舒婷
尽管经历过无数大场面，譬如，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下签订并购协议，再如，在如雷的掌声中登台领取“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荣誉，但在2011年9月28日，李东生迈上惠州的江北体育馆舞台时，他的激动仍然是此前任何一次都难以比拟的。
这一天，是TCL创立30周年的庆典日。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没有等闲的李东生与TCL人穿越改革开放的历史汇聚到这里，很多人都已白了头。
“回望走过的30年，千言万语，化茧成蝶，我最想说的一个词，就是感恩。从当初TTK小小的车间，到今天产品遍及全球，TCL30载，我们要感谢那些日子，感谢一路陪伴我们的几代领导，感谢曾经与我们并肩战斗的同事和员工，感谢风雨同行的合作伙伴。”李东生如是说。
的确，30岁的TCL是幸运的，它生逢一个“大潮起珠江”的时代，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而前行，一路历经风光与凶险无数，而身后更有无数枭雄如星辰般此起彼落。当30年以降，只有TCL和少数精英留了下来。
和很多的大会一样，30岁的TCL的“生日party（晚会）”充满了各种喜庆的元素。当林树森、肖志恒、钟启权、游宁丰、黄业斌、朱友植、范品魁等TCL各个时期的扶持者和见证者都同聚一堂时，当吕忠丽、郑传烈、袁信成、胡秋生、吴科等“历史人物”再现舞台时，当宣读李鸿忠专门发来的感情深切的贺信时，当接过员工们给他颁授的“金舵奖”时，当他的母校——华南理工大学的年轻大学生在台上奔跃时，李东生与其他人的心里都流动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情思。
这是一个与中国崛起同步而兴的创业故事；
这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成长故事。
历史是一幕充满了复杂表情的大戏，它从一个最不经意的细节开始，由一群原不起眼的小人物扮演主角，始而传奇，继而激荡，在无数曲折中演绎最让人惊奇的命运。
2011年9月28日的李东生，是否还记得30年前自己的青葱模样？
敲门的大学生
1982年夏天，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李东生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活。当同学们大多服从分配回到原籍，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个长相清秀的南方青年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将来。
李东生的原籍惠州市，是当时惠阳地区的首府，当时的惠阳地区辖13个县市，包括现在的东莞市、河源市和汕尾市。当时有两个十分体面且稳定的工作单位摆在李东生面前，一个是惠阳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委），一个是惠阳地区公安局通信科，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政府单位，可他似乎并没多大兴趣。李东生主动去找人事局领导，说自己不想坐办公室。
人事局的同志颇为疑惑地看着李东生，心想这个“靓仔”是不是读书读傻了，“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难道想回去做工人吗”？没想到，李东生还真的回答道：“我就想到工厂去。”
见过想方设法要进政府单位的，没见过一门心思要去工厂的，见李东生精神奕奕且态度坚决，不像是信口开河或者一时头脑发热，人事局的同志只好顺水推舟：“那你看哪个厂愿意要你，我们支持。”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李东生压抑住内心的兴奋，信心十足地开始自谋出路，有一种当家做主的喜悦。
作为无线电专业的高才生，能够学以致用、发挥专长是李东生选择工作单位的首要条件。但当时惠州的电子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个惠州市仅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企业，不过李东生似乎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李东生径直走进了位于农机仓库中的一家新办的小企业，揭开了自己人生的序幕。
这家公司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TK），是一家刚开办不久的中港合资企业，按现在的标准，与其说它是一个厂，不如说是一个小作坊。但李东生不在乎这些，他先直接找到当时的公司董事长范品魁，简要地自我介绍后，便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时任惠阳地区机械局局长的范品魁先是大为诧异，想不到自己这样一家创办不久、设备简陋的小厂居然还能引来一只金凤凰。在确信面前这个小伙子不是开玩笑之后，范品魁喜出望外，紧紧握着李东生的手说：“太好了，你愿意来，我们当然欢迎。不过这是老板厂（合资企业），很辛苦的，你要有思想准备。”
就这样，李东生成为TTK第43名员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技术员，而且是实习性质的。正式加入TTK后，李东生第一个理想是尽快成为车间主任。当时，所有人包括李东生自己，都不可能想到，工号43的李东生，日后会把这家小厂做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子工业巨头，李东生本人也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
在后来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李东生放弃公务员不做，宁愿进厂当一名普通工人的选择被无限放大，他们着力渲染其远见和产业报国的雄心壮志等，甚至将其与考中状元不做官的张謇相提并论。然而，这种善意的演绎和拔高并没有得到李东生本人的认可。
有一次，李东生在接受杨澜访谈时，提到自己最初的选择说道：“当年进入企业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回到惠州的时候，原是被分配到机关，到科委或公安局通信科。我想我是学工科的，如果待在机关里几年之后专业就要荒废掉了。我想实实在在干点事，所以就跑到这个合资企业去了。他们刚刚开办，很需要人，也有干事的机会，而且外资企业工资也高一些。”
与媒体的报道相比，李东生自己的话应该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在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前，李东生考虑了很多，也去问过和观察过那些机关单位里的人，结果他发现，这种事务性的工作和生活的确不适合自己。这个朴素的想法才是引导他作出选择的关键。而且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好奇心，对新鲜事物格外有兴趣，也敢于尝试。
不喜欢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有好奇心，也有事业心，这些性格特质都在李东生后来所展开的事业中展现无遗。而这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成长经历决定的。
曲折成长路
1957年7月，李东生出生于广东省东南部的小城惠州。李东生的父亲是一名典型的革命干部，1953年从汕头调到惠阳，当过惠阳中心车站站长、公社社长和县供电局局长。母亲是邮电局的职工，这是一个由严父慈母组成的传统中国式家庭。
李家有二子一女，李东生是长子，因此父母对这个长得颇有点英俊的男孩寄予了较大的期望。不过李东生基本上也没挨过揍，只挨过父亲的“讲道理”。说到这些，李东生总会笑着回忆：“父亲他很善辩，可以说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1957年6月，让无数学界泰斗和知识精英遭受厄运的“反右派运动”正式拉开大幕。这场巨大的灾难迅速席卷全国并愈演愈烈，与几年后的十年“文革”浩劫一起酿成新中国日后难以弥补的创伤。
由于身处基层，“反右”运动中，李东生的父母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无法回避的。李东生的父亲因为在党内会议讨论中提了几点意见，差点被列为“右倾分子”，最后从惠阳中心车站站长任上被发配到西支江水库工程当供应科长。年幼的李东生也和父母一起到了工地，李东生的妹妹就是在工地上出生的。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的同事们经常找一些河鲜野味给年幼的李东生和母亲增加营养，这给幼年的李东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许多年后，李东生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曾看到叔叔伯伯们抓到一条大蟒蛇，以及蛇肉的美味。
孩提时代的李东生并没有什么政治概念，在他的脑海中，“右派”只是个可怕的字眼儿，谁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就要倒大霉。李东生的父母在“文革”中也被打倒，几位老师也鼓励他去考理科，加上之前的印象，以至于高考前夕他放弃了自己酷爱的文史哲。李东生原是想学文科的，因为下乡三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及哲学书籍，也写了不少笔记与文章。但当时的高中班主任高君昭老师却建议李东生去学理科，理由是以他直率和正直的个性，学文科很容易成为“右派”（李东生后来知道，高老师的丈夫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和“右派”沾边，一生不得志）。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李东生，既聪明又调皮，尤其喜欢幻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而且他不像其他小伙伴只顾着嬉戏玩耍，在父母的影响下，李东生从小就养成了热爱读书的好习惯，多年以后他还能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是《十万个为什么》。童年时代，这本书几乎能够解决所有令李东生感到困惑的问题，但是把整本书翻破翻烂，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向和蔼可亲的班主任会忽然变成大家口中的“牛鬼蛇神”，遭到无休止的辱骂和殴打。
不久之后，让他更为困惑的事情发生了。由于父亲当时是县供电公司的一把手，按当时革命者的说法属于走资派，也给抓进了牛棚。更可怕的是，由于受到父亲牵连，原本在邮电局工作的母亲，也被关起来办学习班，停发工资近半年，后来被转到一个农机厂当又脏又累的翻砂工，好几年以后才回到原来的单位。家庭中忽然少了顶梁柱，李东生的祖母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有几个月甚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除了父母遭到打击和迫害给李东生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来自同龄人和社会的歧视更让李东生难以承受。他曾经想过加入参与打倒班主任和父亲的红小兵队伍，却因为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孤独苦闷的李东生从此只能从心爱的书本中寻求慰藉。
尽管家庭多遭变故，又逢“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父母还是竭尽所能让李东生完成学业。李东生自己也刻苦攻读，努力用精神食粮充实自己。虽然当时的家庭背景和时代背景都注定李东生没有什么美好的前程，但他始终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
熟知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对于像李东生这样毕业于“文革”期间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参军，二是进厂，三是下乡插队。走这三条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之后，其表现和出身又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上大学。由于李东生的家庭在当时属于有问题的家庭，李东生只有最差的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插队下乡。作为“走资派”的孩子，李东生没有选择的空间，有出路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说命运对李东生还有些怜悯的话，那就是他下乡的地方没有离开惠阳。当时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了不少农场，惠阳县的马安镇也有一个鱼苗场，李东生就在那里插队。
插队的体力劳动是极其繁重的，知青们很快就放下了书本，李东生却舍不得扔下自己的学业。他读了许多当时能找到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并试着向一些刊物投稿，于是很快有了“书呆子”的外号。在这期间，他阅读文史哲类书籍的兴趣被大大激发，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多年后，李东生回忆说，他的文字功底，就是那个时期积累的。大量的阅读和艰苦的农场生活阅历，使他的世界观日渐成形。
按照当时中国的情形，李东生坚持学习的动机不可谓不纯粹，读书就是读书，至于将来的出路，李东生想都不敢想，也容不得他想。“文革”开始后，全国高校就停止了招生，上大学只有推荐这条路。周围也的确有知青被推荐去上大学，但这样的幸运又怎么会降临在像李东生这样的人身上？每思至此，李东生不免欷歔。
有一句话叫“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当时李东生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作的准备，因为根本没有机会。然而，在李东生下乡插队后的第三个年头，机会还是
来了。
1977年秋的一天，李东生的高中语文老师文吉禄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来到农场。文老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李东生递上的茶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激动地对李东生说：“要高考了，你赶紧准备吧。”并将“文革”前的一套高中课本带来给他。望着汗流满面的老师，李东生心中无限感激。
雪莱以浪漫的笔调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对于李东生们来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而冬天却似乎变得异常寒冷。1977年的冬天，原本气候相对温暖的粤东，刮起了罕见的凛冽北风。当年农场知青都想参加高考，而农场正在搞冬季水利建设会战，宣布大家都不能请假回城复习，只在考前给三天假期复习。身为农场民兵排长，老实的李东生不敢拿病假单请假，只好留在农场好好干活。为有更多的看书时间，李东生和另一位知青主动申请晚上留下看守工地，这样白天就可有半天的休息时间读书。他晚上在四处漏风的茅棚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复习。那个头脑灵活的知青用废纸卷了一个筒，罩在煤油灯上面，火苗果然变大变亮了一些，信心和希望也随之增加。那年高考前，晚上在野外工地茅棚里读书和睡觉时刺骨的寒冷，李东生多年后都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