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并不缺少财富，而是缺少发现财富的眼光。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业界，英雄辈出，无数草莽之士崛起于大江南北。他们没有任何商业经验，却以令人惊讶的胆识和智慧改变了国家和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时期，最流行的商业模式是“贸易——工业——技术”，简称“贸工技”。创业者从贸易切入，在流通环节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再投资于工业，形成生产和销售的能力，最后再试图向纵深的技术领域渗透。这是一个“百死一生”的过程，绝大多数企业都倒在了从贸易到工业转型的道路上，只有少数杰出者完成了自我的提升，其中便包括TCL、联想、清华同方等公司。
在这场“贸工技”运动中，广东企业表现得最为抢眼，这得益于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
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曾发展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电子、服装工业基地，积累了大量的贸易、工业和技术经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之后，香港才开始转型，大量企业从制造领域撤出，这给广东带来了产业梯级转移的天赐良机。
在TCL的创业史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特征。
第一次去香港
1985年年初，TTK面临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危机：港方投资人翁耀明宣布将退出合作。
退出的原因与经营无关，而是翁的个人选择。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正式回归中国并实行“一国两制”政策。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百年耻辱，一朝得洗。然而，也有一些港商对香港即将被收回的局面感到惶恐，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感到忧虑，于是纷纷转移资产，移民海外。翁耀明就在这些港商之列。
实际上，就在翁耀明退出TTK的时候，TTK牌磁带正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香港流行音乐的兴盛，更是带动了磁带销量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叱咤港台乐坛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巨星，一张专辑就能卖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盒。1984年，TTK的销量达到了1 200万盒，这个成绩的确值得骄傲，但也实在来之不易。
TTK创业元老之一的郑传烈回忆道：“创业初期，我负责销售与外经工作。那时候虽然有交易会，但其性质与档次根本不可能与现在的交易会、订货会相比。当时所谓的交易会实际上就是‘摆地摊’，只不过是有组织的‘摆地摊’，里面什么样的产品都有，我们TTK也是从‘摆地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销售是一个苦差事，我们曾经自嘲地形容自己挤火车的时候像疯子。到外地去参加交易会或订货会，天南海北地坐火车，一坐就是一两天，如果没有座位，人都会散架。而且当时的财务制度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根本不允许享受卧铺待遇。”苦归苦，但是看到TTK的生意做得如此红火，“工厂天天开，生意天天来”，大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就当大家干得起劲时，翁耀明令人意外的退出，让中方合作者开始重新思考未来之路。
从TTK创办的历程我们可以体会当时张济时他们的心情。TTK在形式上属于中外合资企业，但在那个流行“借鸡生蛋”的年代，一穷二白的创业者，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去要求平分权益和约束合作方。企业经营中更多的东西，包括资金、设备、技术、原材料、外销等往往都要依赖外来合作者，一旦外来合作者出现变动，企业就可能会“鸡飞蛋打”。
跟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大多数企业一样，TTK早期所做的事情更像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及补偿贸易”这种“三来一补”。TTK正是靠这种模式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合作方突生变故，不啻一记警钟。TTK的决策者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模式和生存方式，虽然立刻进行改弦易辙的颠覆式变革不太现实，但他们已经懂得命运终究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据主动。这种危机感也成为TCL日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1984年，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下属企业除了TTK，又多了一家东日公司，主要做录像带生意。与TTK初创时一样，由于原材料和外销完全被外来合作者控制，利润之薄可想而知。
翁耀明的退出促使公司在1985年年初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派自己的人去香港开设代表处，全权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外销等业务，以弥补合作商单方面撤出后造成的业务空白和损失，同时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寻找新的商机。代表处需要一个业务经理坐镇，因为责任重大，甚至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公司后续的发展，在人选问题上，公司领导慎之又慎。
董事长范品魁和总经理张济时在再三讨论之后，决定把精明能干的李东生派往香港。对于刚刚完成涂带车间筹建的李东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
多年后，李东生将这一次选择看做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重要的转变。曾经梦想做一名工程师的大学生李东生，完成了人生中又一次转身。走上这一条路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头来在车间和生产线上亲自负责生产和技术方面的工作，而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历练中逐渐由业务经理成长为能够决定企业走向和命运的掌舵人。
跟着张济时第一次抵达香港后，看到的一切让李东生不禁觉得自己就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这座素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自由港、现代化大都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街道宽敞整洁，商店鳞次栉比，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香港并非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繁荣的背后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李东生来说，香港无疑就是一座拥有美好富裕生活的大观园。
实际上，李东生并不是单枪匹马去香港拓荒。在与翁耀明合作办TTK时，最初的原材料采购和外销都由港方一手包办，TTK只管加工成品。做了一阵，TTK似乎觉察到港方在采购和外销方面存在着猫腻。鉴于此，TTK的控股公司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便先后委派张济时和郑传烈等人去香港，受到监督的港商果然不能再肆无忌惮地盘剥利润，公司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但是对于驻港的人来说，工作确实辛苦异常。
派人驻港的最初目的无非是防止被港商过多地压榨，为企业多争取点利润，被派去香港的人自然舍不得乱花钱。因此，李东生的前任们就住在香港老板家里的锅炉房。原本狭窄逼仄的空间还要放两张床，这让身高一米八几的郑传烈苦不堪言，每晚只能蜷缩着睡觉，稍一翻身就两头在外了。晚上休息不好，白天还要到处奔走，了解行情，讨教经验，疲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李东生接替郑传烈驻港，对这些情况当然有心理准备，所以条件再怎么艰苦他也不会太觉意外。反倒是此前已经赴港的张济时第一眼见到李东生，就忍不住大笑道：“你怎么穿个凉鞋就来了啊？”
李东生不明就里，张济时二话不说，赶紧先带着李东生去商店买了一双皮鞋并让他立刻换上。回去之后，张济时才解释其中的原委。原来在香港，做生意的人是不会穿凉鞋的，连普通白领都是穿皮鞋的，只有做苦力的人才穿凉鞋。李东生恍然大悟，这段经历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文化和习惯的重要性。数年之后，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为了向团队强调入乡随俗和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消费习惯的重要性，李东生还常常以这个小故事现身说法，听者无不觉得生动而传神。
李东生到香港，其使命是非常清晰的。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处理由于TTK的港方股东退出之后造成的业务真空，其次是要把TTK的出口业务稳定下来。另外，他还要把当时TTK磁带的海外采购业务渠道维持住，使公司能平稳地继续运作下去。
这三个使命对李东生来说，并没有多少难度。在香港，张济时将TTK的一些供应商和业务合作伙伴介绍给李东生，要他将TTK香港采购和销售的业务做起来。第一次转做业务经理，而且在香港，这让李东生感到压力巨大。好在张济时手把手教他许多业务经验，并放手鼓励他大胆工作。几个月下来，李东生逐步适应了香港的环境，将工作开展起来。
此外，TTK在香港得到了惠州市政府窗口公司广惠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惠）的帮助，还有中资香港窗口银行——南洋商业银行金融方面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TTK虽小，但却背靠着中国内地的大市场。在那个时代，外资进入中国还有很大的疑虑，但又不愿意放弃这么大一个市场，多愿意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广东企业合作进入这个市场，所以李东生在业务上进展得顺风顺水。
但李东生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在内地看来，驻香港是一件美差，但实际生活苦不堪言。白天李东生在外西装革履，很像个大公司的代理人，一到吃饭和晚上住宿，就显得有点寒酸了。
当时香港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国内，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李东生在香港开始住的是小宾馆最便宜的“黑房”，没有窗户，白天房里都是漆黑一片，必须开灯；后来在香港旺角新填地街租了一个办公室落脚，晚上也住在里面，来人多时，就打地铺。那时按规定，驻港工作每天补助130元港币，李东生只能吃快餐，坐公交车办事。李东生回忆，当年自己在香港最大的开支是买西装、衬衫和领带，对外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在处理完TTK的突发事件之后，李东生很快得到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帮助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机会。
TTK管理层对于仅仅依托于磁带这一个产品生存，抱有一定的戒备之心。因此张济时指示在香港的李东生，要努力寻找，看有没有适合内地市场的产品，可以引进一些。
这种做法符合中国古老的“狡兔三窟”箴言，是很多中国公司领导者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的普遍做法，也是很多中国公司在经济上成功之后普遍采取的多元化姿态。不过，这些多元化的方向选择，却常常因为执行者不到位的选择而最终失败。年轻的李东生会为公司选择什么方向，就是一道放在他面前的考题。如果他答不好，之后很可能就无法执掌TCL的命运了。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李东生给出的答案是：他盯上了一个名叫蒋志基的香港商人和一款康力牌的进口录音电话机。
合建电话机厂
1946年出生的蒋志基，为人豪爽，有侠义气，本是做销售出身，有经商天赋，自1982年创建香港长城电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电子）后，生意越做越红火。与当时诸多前往内地淘金的港商一样，他也很早就开始从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业务扩大之后还在惠州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张济时以他对市场的敏锐，感到录音电话机是个很好的商机，决定开展这项业务。李东生通过关系找到蒋志基，直接说明来意，希望蒋志基能提供电话机的货源。蒋志基看着比自己小十多岁的李东生，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坦诚又干练，犹如看到了创业前的自己，立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加之他也特别喜欢惠州，因此很爽快地就签订了2万台录音电话的合同。
2万台进口录音电话机很快销售一空，双方都大赚了一笔。这让公司领导大喜过望，一是因为丰厚的利润回报，二是因为发现了一个蕴藏巨大能量的新市场。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没想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话依然是老百姓眼中的奢侈品。
据统计，1978年，全中国的电话用户不过214万，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10。而且全国的市话约有1/3还要靠人工转接，绝大多数长途电话要靠专门的长途接线员转接，大部分的县城和农村更是停留在“摇把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