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的每一分挫折，都是上帝为你预存的财富。
——爱因斯坦
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三大模式，分别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广东模式。其中，广东模式又有“四小虎”模式和惠州模式之分。
在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珠江三角洲（下文简称珠三角）地区是“三来一补”的重要承载地。所谓“三来一补”，主要是指由外商投资经营，提供设备（厂房一般由外商向当地租赁）、进口原材料和样品，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中方提供土地厂房，组织劳动力，无须投入生产设备和承担经营责任风险。地方靠土地厂房租赁收入和项目管理服务收入逐步积累资本。这种模式在东莞、顺德、中山和南海等珠三角“四小虎”发展最为兴盛。在国内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不强的阶段，“三来一补”为当时珠三角地区引入外资的主要方式。但是，这种初级的对外合作方式更多的是靠加工和制造赚点小钱，对当地工业基础的打造和持续后劲的形成帮助不大。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后发直追的惠州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当时的城市决策者认为，惠州经济要实现超越，必须跳出“三来一补”的藩篱，在更高的产业层次上进行布局。那就是大力引进外资企业在惠州投资或办合资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将根扎下来，培养工业基础能力。1984年夏天，惠阳地区党委（以下简称地委）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县两级干部会议。会议上，惠阳地委和行署提出了大力调整工农业生产比例，建立外向型工业体系的战略，打出“办实业、打基础”的旗帜。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TCL和李东生迎来了新的考验和发展机遇。
筑巢为引凤
1986年7月，在完成电话机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建设之后，李东生离开了TCL通讯总经理的岗位，这一年他29岁，即将而立之年的他遭遇了事业的第一次挫折。好在年轻，他很快接受了新的工作安排，出任惠阳地区工业发展总公司的引进部部长，负责在港工业项目的招商引资。
20世纪80年代初，整个中国都处于“朦胧”的开放初期，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惠州所在的惠阳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工业。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惠阳地区如何寻找突破口成为上下热议的话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树森出任惠阳地区行署副专员、党组副书记，主管惠阳地区的工业。组织上的这次安排，对惠州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成了李东生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林树森根据惠阳当地工业基础薄弱、地方财政收入低的现状，提出引进国外大企业，建立由外商控股、技术和管理水平一流的合资企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逐步发展提高本土工业能力的外向型经济的思路。针对当年大部分政府企业都在努力搞批文，倒买倒卖进口商品的情况，他提出政府重点要“办实业，打基础”，要将政府每年有限的外汇指标更多地用于工业项目。这个思路得到当时地委和行署的支持。于是，林树森亲自带队奔赴香港、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大力开展招商引资，营造工业投资环境优势。一时间，当全国还在“朦胧”中寻找前进的方向时，惠州所在的惠阳地区已逐渐成为一块外商投资的热土。而李东生新工作的任命，便是由林树森提出的。
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也是用心良苦。当时林树森计划将惠阳地区工业发展公司作为引进外资工业企业的平台。李东生有驻港经历，也有与外商打交道的基本经验，又有工业管理的经验，看似是个最佳人选，但“小李”毕竟还小，并且表面上一派春风的改革开放与“招商引资”实际上也是暗流涌动。在全国没有先例可参考的情况下，很多老同志对招商引资有着天然的怀疑。年轻的李东生能胜任吗？这在当时是一个蛮大的问号，不过林树森和李东生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信心十足。
李东生走马上任了。当时的惠阳地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成立于1983年，基础薄弱。林树森在调入李东生的同时，还选调了一些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他给了李东生们一个“锦囊”：想尽一切办法，让国外、境外的工业企业直接来惠阳投资。
思路清晰了，但如何能够引来有实力的境外大企业，还是最关键的一步。当年，香港电子工业水平较高，大部分产品水平都高于台湾，但香港的大企业家大都非常谨慎，只试探性地在深圳、东莞办一些小规模的来料加工厂，很少直接投资建厂，更没有办合资公司。其中原因很多，尽管合资公司能够获得一定比例的产品内销，会有更好的效益，也能给地方增加税收（产品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同时合资公司在国内经营还可以获得国家法律规定的外资企业税务优惠政策（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但对外商来说，办合资企业就意味着将技术开发和管理逐步转移到国内。对实行开放改革时间不长的中国政府，他们还是有顾虑的，对办合资企业的好处也将信将疑。
为了打破僵局，林树森亲自上阵，带着李东生主动上门，首先到香港各家大的工业企业拜访。他们想到了一个朴实又百试不爽的办法——树典型，立榜样。
金山实业集团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一家颇有名气的上市公司，主要做的是汽车音响、高能电池等产品。林树森访问该企业和罗氏兄弟洽谈后，力邀他们到惠州办厂。罗氏兄弟是典型的实业家而非商人，做事很严谨。他们向林树森提了十多个问题，林树森都坦诚地进行了回答，并向他们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前景和市场机会，分析在国内办厂的优势。罗氏兄弟和许多香港实业家一样，父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移居香港，又看过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对共产党和政府有戒心，对来内地投资很有顾虑。林树森在和他们的交往中首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并承诺解决办合资企业的各种问题，罗氏兄弟表示愿意来惠州看看。
惠州离深圳只有80公里，但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只有单向两车道的二级公路，单程要颠簸两个多小时。不过他们到达惠州后，立马感受到了“同胞们”真诚的盼望之心，在林树森和李东生等人的努力下，金山实业集团成为第一家到惠州投资的大企业。这个项目谈下来了，就有了一个标杆和范本，其他项目的洽谈就快多了。包括生产多层线路板和通信器材的王氏电子，还有依利安达等公司先后考察了惠州，而欧洲的飞利浦和日本信华精机、船井电机也在这段时期到访了惠州。
李东生当时的主要工作便是跟这些企业进行谈判，扫除一切可能的障碍。相对于之前全面管理一家公司而言，新工作的责任清晰，目标也很明确，而且有了前几年的学习积累，李东生信心十足。况且还有林树森和范品魁做后盾（范品魁当时已升任惠阳地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主管工业和经济），这两位领导都对“小李”非常支持，李东生心情轻松又愉快。
不过，现实的工作却是块硬骨头，20世纪80年代的合资项目有着天然的“障碍”。外商出于自我保护考虑，在合同谈判中提出了很多利益保护条款，而一些条款政府审批机构是不接受的。然而，此前9个月的总经理生涯已经让李东生学会了更好地平衡和包容。他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怀疑外商的诚意，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处理合作双方的关系。不能一味靠进取心，咄咄逼人，还必须懂得必要的妥协和包容，要更多从战略大局思考和决策，找出互利双赢的方式。懂得妥协和隐忍不仅是成熟的表现，更是一种睿智的处世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够强大，就容易愤怒、焦虑、急躁，遇事冲动，不顾全局，而学会了妥协和隐忍，便能张弛有度、左右逢源。
在谈判中，对外方要求的过度保护条款，只要不是实际影响企业营运和中方利益而又不违反合资法的，李东生都先接受下来并努力说服审批机关同意；对不符合合资法条款的，李东生对外方进行解释说明，对条款作出变通的修订。林树森支持李东生的做法，他认为毕竟这是第一批到国内投资的大企业，应设法尽量减少他们的顾虑，只要项目建成，其他问题都好解决。
正是在这种务实精神的激励下，一系列项目纷纷启动：“飞利浦”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汽车音响动工了；与全球最大的录音机芯厂商合资的“信华精机”工厂也投产了；“王氏”多层线路板工厂、澳洲“奇胜”低压电器项目、美国“唐德”电子厂也开工建设。在短短两年内，李东生先后筹组了10家大型的合资公司，并分别担任这些合资企业的中方董事。
在那段时期，惠州的外向型电子工业快速发展，大公司纷纷落户，李东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但就像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一样，任何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自己的“贵人”，而但凡功成名就之人，也总会有贵人相助。在李东生看来，林树森与范品魁便是他的“贵人”，他们不仅参与了引进大公司的决策与运作，更让李东生学到了一位优秀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时要短时间、高效率、高速度地建立起这么多的企业，需要解决大量的问题：征地、建厂、招管理技术干部、项目审批、进出口通关等。哪里政府内部协调有问题，范品魁就跑过去，老远都能听到他的粗嗓门。他亲自出面，往往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早期企业条件很差，连能接待客人的汽车都没有，到深圳接送外商，用的经常都是范品魁的车。一些老干部对招商引资的做法有意见，对外商的管理风格看不惯，在下面发牢骚，范品魁总是会做许多解释和协调工作。林树森曾担任地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委）副主任，当过范品魁的下级，但当林树森作为年轻干部升任副专员后，范品魁仍全力支持新领导的工作，默契配合，对其尊敬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