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年底，李东生以TCL通讯总经理的身份亲自带队去西安参加一次邮电行业的订货会。一到现场他就明显感受到了冷落，打着邮电部部属字号的展台前人头攒动，自己的展台却几乎无人问津；而且他自己也确实缺乏业务经验，跟前来采购产品的人拉不上关系。订货会结束后，李东生算了下零星的几张订单，收入还不够大家的差旅费，原本打算趁机参观一下西安的名胜古迹的打算也因出师不利、心情欠佳被放弃了。更让李东生郁闷的是，回来后他发现拿到的那几张订单不是根本无法执行就是问题重重。
销售局面迟迟不能打开的后果就是经营的压力。会计做出来的财务报表，尽管李东生不太看得懂，但是看大家每个月都辛辛苦苦地工作，企业却还是亏钱，他几乎有种犯罪的感觉。李东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想各种办法解决公司的难题，甚至自己的女儿出生时，他都因出差在外没能陪在身边，以至于很多年后，李东生还对女儿深感愧疚。
其次是如何处理和外商的合作关系。李东生和港商蒋志基虽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在早期电话机进口贸易合作中，大家也都赚了钱；在张济时无法出任TCL通讯总经理时，蒋志基也曾向林树森力荐李东生掌管TCL通讯。但是李东生在担任了TCL通讯的总经理之后，和蒋志基逐渐产生了冲突。
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由于蒋志基当时本身的资本规模也不算大，而项目又是以中方投资为主，李东生想自己掌控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外销等业务，这就影响了蒋志基的利益。因为按照合同规定，进口原料采购和产品出口由外方负责，可以收取佣金，而李东生对此事审核干预，自己对这些业务却又不熟悉，蒋志基对此非常不满。同时，李东生又非常担心和蒋志基合作时被外商套走资金，因此规定支付外方的货款不能超过其在企业的投资额，以免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资金运作。客观地说，李东生当时对蒋志基的防备心理也不完全是杞人忧天。改革之初，对外贸易之风大兴，在各种政策法规都还不够完善的状况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中资企业都发生过被外商坑蒙拐骗的事件，特别是在香港，大部分中资企业都发生过资金或资产被骗的事件。政府部门也有这样的要求，强调与外商合作时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李东生这样的做法，确实令蒋志基无法接受。
尽管李东生隐隐意识到公司在与外方打交道时的有些做法不够合理，也与蒋志基沟通过，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基本的法律以及国际商务知识，其对外商持有的多是防范思维，而不是想如何更好地合作共赢。由于李东生并不能很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不能打开国内市场，这种内外交困的压力促使李东生萌生退意。李东生后来回忆反思这段经历，认为当年与蒋志基的矛盾和冲突，主要问题在于自己经验不足。李东生是第一次当合资公司总经理，总担心外方在进口材料采购和产品出口上多赚钱，担心企业的资产被外方骗走，因此，在进口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外销定价上和蒋志基经常有争议，在货款支付方面处处设防。而国内电话机销售业务又没有起色，这让蒋志基忍无可忍，跑到范品魁、林树森处告状：“李东生再这样干我就退股了。”林树森看到李东生第一次承担一家企业责任时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也同意李东生从TCL通讯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下来，请张济时担任TCL通讯的总经理，以尽快打开局面。
不过，9个月的经理生涯，李东生也并非一无所获，如今来看，相对于生产管理和产品设计的经验积累，这些收获对李东生似乎更为珍贵：“自己当企业的负责人这种经历，是成长为一个企业家很重要的经历。你当过厂长、总经理和没有当过，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以前做车间主任，做业务经理，但总是有一个总经理在承担最终责任，有问题他能帮忙解决，所以我就不会有太大压力，按照领导的要求尽量做好它就成。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和计划要做，也有人给拍板背书，给予支持帮助，这样自己没有太大的责任和压力。但当总经理，就没有人可以依靠，要自己作最后的决定，并承担最终的责任。压力之大确能使人焦躁，废寝忘食，甚至晚上做噩梦，所以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了这个阶段，无论结果成败得失，对我的心态都有很好的历练，以后再担任企业领导，心态就平和多了。每项工作做完之后，我都会放下来再回头看一下，总结哪些事情我做好了，哪些事情我没有做好。”
成就电话大王
李东生的这次挫折，无疑是因为他身上的书生意气，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可以按道理做通。殊不知20世纪80年代国内商业界风云初起，很多事情还不能按常理而行。这个时候最为重要的是开拓精神，只有市场的强者，才会有足够的话语权。
李东生离职，张济时开始掌控运营电话机生意的TCL通讯。对于离职后的李东生来说，张济时几乎是在用实际行动给他上一堂将来他作为总经理必须要经历的营销实战课。
李东生不是天才，他之所以可以获得那么多成就，就是因为他丝毫不会吝啬赞美从别人身上学到的任何一点优势。多年之后，他仍然高度评价张济时这堂营销课的完美：“他是一个商业天才，营销专家。”
与李东生一样，张济时同样认为TCL通讯的电话机对用户来说无论功能和品质都是首屈一指的。但与李东生不同的是，张济时并不认为用户不选择TCL通讯是他们的错，反而认为是TCL通讯没有尽到推广之责，没能让包括经销商在内的顾客有机会了解这种电话机。
20世纪80年代，当时占据国内市场主流的，是传统的手摇电话机和拨盘式电话机。张济时认为，由于人们对这两种电话机的熟知程度太高，妨碍了他们对数字键盘式电话机的认知。人们都普遍认为，那两种传统电话机稳重（其实是笨重）、牢固（其实是不方便），因而不愿意尝试新式电话机。
与李东生一样，张济时同样受到手上可支配资源有限的约束，因此必须算计着出牌，张济时把这有限的几张牌打向了集中的几个点上。数字键盘式电话机更适用于程控交换机，因为拨号的时长更短。而国内当时安装程控交换机的城市有限，自然就给出了资源分配的关键点。邮电系统的高垄断性使得这些城市对于终端选择的要求很高，张济时想到了和惠州本地邮电系统合资进入这个市场的策略。
张济时于是去敲林树森和范品魁的门，请求他们的支持。林树森马上给邮电局的主管领导打电话作协调，希望能得到支持。范品魁则直接登门当面游说，其给出的承诺是：如果挣了钱，大家分，如果亏了，那就TCL通讯一家承担。有行署常务副专员的指示，加上范品魁的这番表示，惠州邮电局没有理由不答应。于是双方合资，由惠州邮电局的副局长来担任TCL通讯的董事长，从而调动惠州邮电系统的资源和能力，来帮助TCL通讯最终敲开整个邮电系统的大门。
有了邮电局系统内部力量的加盟支持，TCL通讯在全国邮电系统的电话机销售局面迅速打开。
张济时身先士卒，带着销售人员，背起电话机奔赴全国各地，以“王婆卖瓜”的方式直接向客户推销。面对一些质疑和刁难，以及竞争对手的攻击，张济时总能以他圆滑的生意经摆平。在全国邮电通信产品订货会上，张济时经常使用一些港式的业务方式推销产品，建立客户关系网络，请客户到惠州工厂参观，请客户到香港业务考察，在当时都非常有效。到后期，TCL通讯慢慢有能力自己举办有一定规模的产品订货会了。时任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总经理的吴基传（后担任国家首任信息产业部部长）也成了TCL通讯的客户。皇天不负苦心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张济时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TCL电话机在中国市场迅速崛起。
TCL电话机业务的成长和TCL品牌的建立，张济时当记首功。张济时本人极强的市场嗅觉和业务能力是TCL电话机能够大获成功的关键。张济时可谓天生的营销奇才，他特别擅长处理和对方业务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吃顿饭、几杯酒下来之后就能跟对方称兄道弟。他晚年身体不太好，但和客户喝酒时，他却能尽兴放开，让客户喝得开心。而在客户关系的维护上，他也有不少经验、方法和技巧。比如每次开订货会，张济时都会安排买很多小礼物送给客人；同时以完成销售计划为目标，安排一些重要的客户到香港去参观考察。
最重要的环节是，张济时想方设法联络当时全国主要省市的邮电部门，建立起了既庞大又稳定的客户关系网，同时始终不渝地抓产品质量，抓售后服务。这就让TCL在邮电系统中不是定点企业却胜似定点企业，拿到了最大的市场份额。TCL电话机逐渐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电话机的销量呈几何倍数地增长，产品供不应求。1988年TCL通讯搬入新的厂房，并逐步占据了中国电话机产业的领先地位。
李东生担任TCL通讯总经理的9个月中，由于缺乏市场和业务经验，没有能够带领企业继续前进。但他组建好了公司的制造及供应链体系，特别是在产品设计定型和质量控制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TCL销量最多的产品，就是李东生当总经理时定型的HA868按键电话。
从1985年正式进入电话机行业，到1989年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电话大王”。短短4年时间，TCL电话机依靠质量、性能和营销这三大利器，以近千万的年产销量取得了全国第一的辉煌成绩，占据国内电话机预装市场（邮电系统）高达60％的份额。1989年，TCL电话机荣获“国优产品”称号，实现了惠州市电子产品获国家级质量奖零的突破。在国内业务发展的同时，TCL电话机还打入美、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结束了中国电话机在国外营运商没有入网资质的空白。1990年秋季全国通信产品订货会上，TCL通讯订单总量达500万台，成交额达7亿多元，占了订货会总成交量的半数以上。1993年，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通信终端产品生产企业。
而且“电话大王”并非一枝独秀，TCL通讯的成功也成功带动了当地通信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除了TCL通讯，生产电话机的侨兴、德赛等企业也开始崭露头角，包括一些小企业也做得风生水起。据初步统计，当时整个惠阳地区的电话机产销量已经超过五六千万台了，是全国电话机产业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而作为惠阳地区电话机产业的领头羊，TCL通讯更是当之无愧的“扛把子”。
张济时担任TCL通讯总经理后，和升格后的惠阳电子工业公司的领导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分歧。之前张济时就和惠阳电子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在企业经营策略上有分歧，而该总经理又担任TCL通讯的董事长。在TTK当总经理时，张济时有问题常常直接找董事长范品魁，而现在张济时和直接领导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可能也因为如此，张济时虽然早已提交入党申请，却一直没有被党组织接纳，这让张济时非常恼火（李东生也因为张济时入党迟迟没有解决而在此问题上被拖累）。张济时向行署领导提出将TCL通讯分开独立经营的要求，并明确提出，既然资本金是借的，他可以将债务带走，不要资产，净身出门。为了发挥企业的活力，减少内耗，林树森力排众议，支持分家，成立惠阳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作为TCL通讯的控股公司，两家公司都由张济时担任总经理。林树森认为，虽然当时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但如果不作调整，企业就会政出多门，内耗不止，根本无法专注于业务开拓和市场竞争。后来的发展证明，此项决策对TCL通讯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