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祠堂热气腾腾，虽是中秋时令、空气清冽、本已是凉意阵阵季节。天格外的蓝，墙头的狗尾草已成枯黄之色，风一吹，籽粒飞扬起来，瓦垄上小鸟跳跃着，屋脊上的瓦龙头仍张着嘴对着天空，不过天气晴朗，没有雨水供其吞噬。
塘马村一带的年轻女子聚集在明堂里，围坐着几个女战士，恭候着她们企盼已久的活动。
一张张充满喜气的脸，一双双充满企盼的眼神，一颗颗按捺不住的心。衣服粗糙，打着补丁，斜襟的有，胡乱地穿着对襟的也有，头发梳得光亮的有，没有梳洗，发中夹杂草屑、谷壳的也有，几个淘气的小孩乱跑着，在石板上来回穿梭。
十几位年轻村妇叽叽喳喳等候着女战士们，村西三位，陈良瑛、崔玉英、袁秀英，村中有吕小妹、正福妻、正法妻，村北有李兰英、王翠莲，附近也有十几位女同志也来了。她们要求服务团女战士教唱抗日歌曲，要求加入妇抗会。
她们的穿着大致相同，斜襟单衫，圆口布底鞋，腰系围裙，质地为自织土布，青黑色。发型各异：有盘盘头，有披肩发，也有长辫子的。衣服款式相同，新旧不一，却十分干净。干净的不只是衣服，还有那……
卢三妹，哎，该叫陈三妹，这位从窦巷里下嫁到拖板桥的吴地年轻女子，年龄不过十八岁，其容颜的衰老可以和三十岁的女子来比称。家贫，狠心的父亲把她嫁给痴呆男人，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过不上，苦苦死守，整日泪水涟涟，有改嫁的念头，竟遭公公婆婆的毒打。新四军的到来，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她获得了新生，婚约终于解除。她勇敢地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豪情满怀、意气风发。她的脸上，眼角眉梢无不充溢着笑意，她额头光亮，充满了光辉。
她梳着盘盘头，扎包头巾，穿拼接衣衫和褶裙，着短脚裤，穿着绣花鞋，清新自然，鲜艳俏丽。
战地服务团的宣传，使这些苏南妇女懂得了抗战的道理，也渐渐明白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问题。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这些妇女大多不识字，也不大听得懂普通话，加之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脑筋一下子转不过来。
好在服务团的同志大都来自江浙本地，来自大都市，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极强的语言教化能力，加之吴语大体相通，学起本地话也较为容易，所以不用多久，相互之间交流几乎没有什么障碍了。
身为政治部主任的廖海涛非常欣慰，多次表扬了芮军，在两溧地区战地服务团的妇女工作是有目共睹的，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对抗战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男女平等”、“民主解放”、“婚姻自由”这些新鲜词汇进入了她们脑中，渐渐融入了她们的血液中。
徐若冰在中秋夜演出的《前路》一剧，深深地感染了她们，塘马的村民在徐若冰她们排练时便驻足观望，中秋演出时，她们齐齐观赏。抗战四周年在塘马村东举行的晚会上，徐若冰又登台亮相，周围村民的妇女们几乎倾巢而出，她们的心为之颤抖，心潮为之澎湃，信念为之确立。妇女也应该解除束缚，投入抗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她们聚会了，她们有许许多多的要求，她们想表达，但不知如何表达。她们感性上明白一些事理，但不能完全从理性上去认清。她们明白许多道理，但她们还不能去宣传教育别人，她们需要有人来教育领导。
廖海涛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及时指示政治部加紧妇女宣传教育工作。
大祠堂明亮的天井里，架起了黑板，黑板上写上与抗战有关的简单文字。
张翠花，陆笪前山里人，十七岁。两年前她到金坛城舅舅家，适逢日军轰炸，她随外祖父、外祖母、舅舅到建昌天荒湖逃难。后来外祖父与舅舅难以割舍家中的那几爿店，摸黑进城想看看情况。不料，一去后，杳无音信，家里人越想越怕，派人进城打听，获悉，不久前，鬼子杀了不少人，埋葬地就有沈家坟、乱坟场、西门荒，三角场等好几处。家人四处打听，才弄清，原来外祖父与舅舅在那天晚上在小南门一个草棚里碰上了鬼子，鬼子说他们是新四军，便把他俩和另外的几个人全杀了，埋在西门荒。张翠花的外祖母在西门荒扒到一具戴孝的遗体，才认出是外祖父，因为那时外祖父的母亲刚去世，所以戴着孝。这一来家破人亡，生活毫无着落，张翠花一时难回溧阳，便被一个老婆子介绍到花街做服务员。谁知金坛城花街中段王干臣的店是日军的一个慰安所，共有十几个女子，经常遭到日军的发泄，有的女子不从，竟被日军投入盛有硝镪水的缸中，化成堆堆白骨。
张翠花吓坏了，被糟蹋数日后，乘隙逃出，荒不择路地逃到唐王姨妈家，后在姨妈的护送下回至家中。父母为其隐去真情，后又秘密堕胎，翠花的身心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新四军十六旅进居塘马后，广泛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骆静美等人来开展妇女工作，鼓励妇女参加妇救会。大山里上了年纪的婆婆不允许儿媳抛头露脸，当骆静美等人来宣传时，她们总是显得十分消极，以为妇道人家应该三从四孝，不可出门活动，工作一时难以开展。张翠花经过外祖父家的变故和自身的不幸遭遇找到了骆静美，表示要现身说法，要求妇女们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但她未敢说出在金坛城被迫成为慰安妇的经历。
她虽然没有说出自己在慰安所的遭遇，但她以在外祖父家的遭遇为例子，向村中的妇女宣传不抗日则亡国，亡国奴要守住家也不可能。其父母痛感日军的暴行，也鼓励女儿参加抗战。村中的老太被说动了。骆静美等人趁机以拉家常、做针线、烧水、带孩子为由，为村中的妇女宣传抗战道理。不数日，众妇女纷纷出动，在张翠花的带领下，跟着骆静美来到了塘马祠堂，报名参加妇救会。
吕小妹与正福妻、正法妻是妯娌，她们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真心感受到了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吕小妹乃竹篑桥蒋下店的大地主吕林之女，下嫁塘马刘正兴。刘正兴虽是塘马的一富裕殷实之富户，但与吕小妹的娘家比还是有一段距离。吕小妹的母亲来塘马时常常是左手一支烟，右手拎着用方巾包成的一个小方兜，那兜里全是叮当作响的银元。往往这位耳朵有点聋的老妇女出现在村头时，村人便用羡慕的眼光盯着那方巾包成的小兜，“噢，好家伙，沉甸甸，够吃上半年了。”
可惜好景不长，日寇来了，吕家的房屋被烧，这位聋婆婆带着银元来塘马避难，路遇日寇，钱被抢，人被打，几乎一命呜呼。塘马村也在劫难逃，牛羊，粮食，钱财多次被洗劫，刘正兴的家境一年不如一年。
对日寇的仇恨早已刻骨铭心，同样对于抗日，她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一支队的到来，她渐渐地明白了抗战是怎么一回事。巧的是，十六旅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居住在她家，她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廖海涛、王直、许彧青这样的政治干部，也渐渐明白了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
常常蒙受灰尘的脸面、黑发和沾满泥土的双手已焕然一新，脸面充满喜气，言谈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朝气。
崔玉英与袁秀英年龄相差一岁，都结婚不久。八一三以后，江南沦陷，面对日寇的烧杀抢，她们和许多江南女性充满了恐惧，兵荒马乱，塘马不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溃退，使她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除了躲在家里，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平静的家园也已不再宁静，小康的生活迅速陷入困顿。她们迷惘而又困惑，是新四军的出现改变了她们的世界。
一九三八年，陈毅率一支队来到溧阳竹篑桥，然后进入茅山，开辟了茅山根据地。一股春风吹遍茅山四周，地处瓦屋山下的陶庄、溧水袁巷的百姓深受鼓舞，她们第一次听到抗日的形势与意义，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崔、袁二女逐渐融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她们嫁到塘马后，更是感受到更为强烈的抗日气氛。塘马的群众基础更好，抗日的热情更为高涨，渐渐地她们不仅懂得了一般的抗日道理，而且懂得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她们来参加会议，要求加入妇抗会就不难理解了。
妇女们不认识字，除崔玉英外。几个妇女催促她读读那上面的字，崔轻声读道：“当兵要当新四军。”此话一出，妇女们明白了什么意思。崔玉英乃溧阳北部瓦屋山下陶庄人，其曾祖父为苏北泰兴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人口太少，清政府允许江北农民赴苏南垦荒，其曾祖父乃迁至苏南。至其祖父时家业兴旺，其父始有机会读书，民国时成为一教书先生，娶竹篑镇大木商的女儿陈秀英为妻，生有四女一男。崔玉英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二妹，惜大妹为疯狗咬伤夭亡，只有一弟一妹读过几年书。“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训，崔氏也不例外，因其聪颖好学，偷偷地学了一些文字，大体能读一些文章，但不会书写文字，因此村人中有书信往来，不识字者常请其代读。
现在妇女们拥挤一起，见到黑板书写的文字，自然向她请教了。潘吟秋穿戴一新，在几个女战士的簇拥下，来主持这次妇女大会。潘现在在十六旅机要室工作，因其在战地服务团工作过，又曾是青年队队长，做过许多宣传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所以十六旅政治部请她临时来主持一些妇女工作。
七月份，李坚真与田文第一次离开塘马去上海时曾关照过潘吟秋，潘吟秋很高兴，十分乐意再次参加妇女宣传工作。
潘拿起粉笔走到黑板前，她想起了今年三月份在宜兴方桥镇从事妇女工作的事。那时候她与史毅在欧阳惠林的领导下，在敌人据点林立的梅花桩间来回穿梭，不断找当地妇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鼓动她们参加三八妇女节大会。为了争取当时方桥镇镇长的支持，她与史毅一道去镇长家，帮助其子女学习汉语拼音和英语，得到了镇长的信任，其女儿后来毅然地加入了新四军。她又努力地学习地方方言和妇女们一道织布纳鞋底，缝衣服，密切了群众关系，使三八节妇女大会在方桥镇顺利召开，有力地扩大了新四军在苏南的影响。现在十六旅来到塘马，她又勇敢地承担起妇女救亡工作了。
陆容、夏希平她们曾教过妇女们学唱歌曲，所以现在召开妇女大会前，便开始温习歌曲，这样能活跃气氛，更有力于后面的宣传工作。为此她让宣教科《火线报》印刷室印了一些歌曲，准备发给像崔玉英那样为数极少的识字女性，让她们相互学唱、识字，扩大抗日的影响。
潘吟秋来到黑板前，用一根从村南混莲塘边枫树埂上折来的实心小竹竿点击着黑板，“姑姑、阿姨、大嫂、大姐们，今天，我们新四军召集你们开一个妇女大会。召开前，我们温习前几天唱的歌，”她用小竹竿轻点着黑板上的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