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先秦叙事历史文学的影响而发展的中国史传文学，一直兴盛勃兴着。不仅有二十四史的恢弘巨制，也有各种自成一家的著作。而历数中国史传文学，又首推《史记》与《资治通鉴》两部。这两部史传巨篇，用鲁迅给《史记》所做出的高度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作概括，都是毫不为过的。
《史记》书影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同时，《史记》也代表了汉代叙事散文的最高成就，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
《史记》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司马迁发奋读书，游历祖国各地，搜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资料。在李陵一案中，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在这种甚于死刑的对人格极大侮辱的刑罚下，司马迁虽然几度想自杀，但是最终还是坚强地选择了活下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
司马迁像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刘向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在《史记》中，司马迁一直秉持着“实录”精神，秉笔直录社会历史现实。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游侠倡优，都能够根据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行为进行褒贬，而不是单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进行评价。对帝王将相的功勋德业，他会如实彰显，对他们的腐朽暴戾的一面，也不会刻意为取悦上位而隐瞒。对有着独特功绩的下层人民，司马迁也怀着欣赏的态度，如实记载他们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他将“人”和“人性”的丰满复杂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认清不能用单一的态度来判定一个人的功过，所以对笔下的历史人物既爱憎分明、又客观公正。
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除了史学价值之外，《史记》的文学价值也值得称颂。司马迁本人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他著书立说也更多的是为了抒发情怀，所以他的叙事态度和叙事手法都富有很强的文学性。《史记》中有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有完整的起因、发展、高潮、结果，在写实的史实中贯穿了传说故事中的虚构细节，从而使故事更加生动丰满，戏剧冲突更加紧张激烈，文章也更有张力。这正是史家笔法和文学笔法综合运用的结果。
另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史记》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记》中的人物数量十分庞大，出场过的人物不计其数，而以个别有特点的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同的个性特点都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司马迁总是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这些人物的性格。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帝王，有的是公侯将相，有的是良臣谋士，还有市井倡优，甚至是历史上的败徒，但是，这些人物在历史上都曾经鲜活地存在过，都有着个体强烈的生命力和某方面过人之处。这些人物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也构成了《史记》的浪漫色彩。
《史记》之后，纪传体文体正式确立下来，而后世的史传文学在追求史实性或文学性时，再也无法超越《史记》双管齐下的光辉。《史记》影响着后世的散文、戏剧、小说等多种问题，在历史与文学上都成为了一座丰碑。
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的是北宋时期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共294卷，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北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散文家，今山西运城地区人。司马光在幼时就以“司马光砸缸”的事迹显现出其聪慧过人的一面，其后勤奋努力、为人谦恭。为政时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为这部史书可谓耗尽心力。在《资治通鉴》成书后不到两年，便积劳而逝。
涵芬楼宋刊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是力维正统，排斥异端，强求一律。书中的史实都是司马光等编纂人员搜集了大量资料、反复考证而得，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同时，《资治通鉴》在写人叙事方面栩栩如生、形象生动，在史传文学中文学价值也较高。从史学价值来看，读《资治通鉴》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从文学价值来看，读《资治通鉴》也是一部极具欣赏价值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