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一词出自于晋代佛家用语中，是指与“大品”相对的佛经节本，篇幅短小，语言简约，便于诵读和传播。后来，文人雅士才慢慢将“小品”的概念引入文学之中。晚明人最初的“小品”观，大体上指篇幅短小，隽永新异的散文体。在晚明时期，“小品文”这一概念就已经较为常见了，如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文饭小品》等。
小品文的体裁不拘一格，十分灵活，几乎囊括了除通俗文学外的所有文体，包括序、跋、记传、游记等韵散文，也包括笔记体的小品文，还包括非文学类的园艺类、谱录类等札记。可见，晚明小品文所包含的范围相当广，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纯文学作品，也包括非文学领域内的各类文章。不过，在其中笔记体的小品文代表了晚明小品散文的最高成就和特色。
晚明小品文文体的博杂不拘，究其原因来自于晚明文人的创作态度。他们更多将小品文创作融入生活之中，看做怡悦生活的一种方式，看做清雅闲逸、韵趣俱佳、可以把玩的文字，只要在文字和生活中融入了这种“小品”意识，文章的具体形式反而不重要了。另外，晚明文人在创作中更重视文章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所以写出了众多不同体裁的小品文作品。
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这都与晚明当时的思想风气有关。李贽对封建伪道学展开激烈的批判，冲出了封建传统思想“灭人欲、存天理”的桎梏，提出要尊重人性的真实。继而，以三袁为首的“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将表现个体的真实感受和个性展现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可见，这种尚轻灵短小、隽永深味的文学体裁的兴起，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在晚明的小品文运动中，“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年～1620年）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在公安派产生之前，明代文坛上先后出现的“前七子”和“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的同时将文学创作逼入字拟句摹、泥古不化的倾向。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至李贽提出“童心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开公安派思想之先河。袁宗道进一步批判前、后七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一针见血地点出复古潮流的空洞虚无实质，为公安派进一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奠定基础。公安派事实上的主帅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布局各套”，“出自性灵者为真诗”，“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彻底打开了晚明文风的新局面。
他们的散文创作直抒胸臆，自然率直，清新活泼。善于从民间通俗文艺中找到富有生命力的借鉴，使文章的表现范围大大拓宽。
公安派的中将袁宏道在小品文创作上更是成就颇丰，不仅留下传世的诗歌1700多首，还创作了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袁宏道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满井游记》
袁宏道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不能以游堕事，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始，恶能无纪？己亥之二月也。
继“公安派”后而出的是同样反对复古逆流、泥古不化，主张“性灵”的“竟陵派”。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因两人都是湖北竞陵人而出名，因而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与公安派不同的是，竟陵派反对其过于流于鄙俗的倾向，认为文章不能过于肤浅，所以走向一种“幽深孤峭”的文风加以匡扶。他们所倡导的“性灵”也不完全等同于公安派所说的性灵，而是指古文中古人的“精神”。竟陵派遣词造句都刻意雕琢，追求古奥奇险，但是逐渐走向狭窄的艺术范围，文章表现能力也越来越体现出其有限性，束缚了他们的创作。
在明末清初的时期，晚明文坛上还出现了一位犹善散文的文学家张岱。他生于明末富贵之家，在青少年时期享尽了荣贵，精于茶艺鉴赏。然而却经历了易代之痛，清朝时张岱不愿入仕，于是毅然入山著书。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一方面是他真性情的展现，另一方面也能映照出张岱的纨绔风气和名士气度。
《两梦》和《文集》收录了张岱的大多数散文小品。《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
《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晚明的小品文运动从文学体裁到创作理念上对后世的散文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直至清朝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和现代文坛上的小品文兴盛，都与晚明小品文运动有着不可割舍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