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最初诸子散文中神话寓言叙事，到两汉时期史传文学中的叙事作品，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志人、志怪小说，再到唐传奇和宋元话本，历经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轨迹，在不断汲取民间营养自我完善和文人的创新沿革之后，到明代，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明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数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资产阶级的早期萌芽致使市民阶层在精神上自觉，满足他们的艺术趣味的小说作品继续增多，并且文学作品也逐渐走向商业化。
这个时候兴起的是章回体小说。章回体小说是在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古典长篇小说的一种重要形式，因“分章回叙事”而得名。宋元时期“讲史”的说书艺人用较长的规制讲述历代兴亡和战争故事，分很多次才能讲完，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章回体小说中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艺人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体小说回目的起源。章回体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和“看官”等字样，正可以明确看出它与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明代初年，这些话本被案头化，或者经过加工整理，形成了最初的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说话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的。明代的“四大奇书”，正是在这时应运而生。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历来被称为明代的“四大奇书”。所谓“奇”者，不仅指它内容或艺术的新奇，还包含着对它们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的肯定。在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上，这四部书能够迅速崛起、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对后世、直至当今的长篇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堪称“奇”观。
明代初年最早产生的一部“奇书”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名《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籍贯有太原、东原、杭州、庐陵多种说法。有人说他是“有志图王者”，有人说他是施耐庵“门人”。著作有《录鬼簿续编》录其杂剧三种，现仅存《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五种），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也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为我国长篇章回体小说的经典之作。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西晋陈寿就作《三国志》一书，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一直以来，民间关于“三国”的故事、传说、野史等也一直在百姓间吟诵流传。宋元时期有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戏曲演艺中也有不少“三国戏”。罗贯中正是在正史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出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内容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开始，到西晋初年统一全国，描写了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画卷。全书的结构以蜀汉政权为中心，以三国政治军事斗争为主线，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自首至尾，无一处可断”。正是说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结构上的精妙之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国故事之间又相互联系而又各成一体，既前后一贯又极尽曲折变化，脉络清晰而又规模宏大。这样成熟的结构体制在长篇小说成长的初期是极难得的。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写蜀汉政权以及与蜀汉政权相关人物的篇幅占据了全书的一大半，对蜀汉政权的主要人物也歌颂褒赞态度为主，对曹魏政权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理智论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生活的那个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室复兴的希望。同时，也表明了罗贯中自己对于“仁政”的政治理想和儒家政教“忠君爱国”思想的信仰。“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感和宇宙循环感，则包蕴着作者对世界变迁和历史兴亡的读到认识，既富含哲理耐人寻味又通俗易懂引人共鸣。
三国演义·临江仙《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罗贯中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生动形象的人物，许多人物至今成为我们想象历史的模式，至今鲜活地活在文学殿堂和百姓心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一千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中，出场并有过精彩演出的也不下百人。所集中塑造的这些典型人物，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令人印象深刻的诸葛亮，是智慧和贤臣的化身，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卓绝出众的治国治军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罗贯中自己对诸葛亮这一角色也是倾注了大量的理想和崇敬，无怪乎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曹操则是“一代枭雄”的化身，性格极其复杂难揣。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的文臣武功和运筹帷幄的才能都是非常出色的，但是罗贯中所秉持的“尊刘抑曹”思想，让书中曹操的才华减色不少，他多疑奸诈的一面被夸大，所以京剧中曹操出现时的脸谱多为代表“奸诈”的白色，在民间人们心目中曹操的形象也多为残忍奸诈之徒。关羽的形象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书中的关羽留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其“忠”与“义”。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即使是勇力过人、武艺高超、才识过人，这些智勇能力在其“忠义”品质前都是相形见绌的。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在罗贯中笔下活着，并活到当今。罗贯中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时候是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来展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我们塑造的人物群，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三国演义》
另外，《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战争的描写也是其突出的艺术贡献之一。据统计，书中所正面描写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达到四十多次，每一场战争都有完整的前因后果、谋略战术、惊险场面、力量对比等，动中有静，张弛有度。其中，几场比较著名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几场战役不仅是决定家国盛衰的关键性战役、也是人物出场最活跃的几场场面，写得尤为出色。
桃园三结义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或《江湖豪客传》，一般简称《水浒》，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四大奇书”之一，也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
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创的是我国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的话，那么《水浒传》所开启的则是我国长篇英雄传奇小说的先河。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尚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话，那么《水浒传》则是虚构远大于事实。英雄传奇一般是由宋元小说话本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主要通过塑造一个或几个英雄人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水浒传》着眼的不是一个或几个英雄，而是一群共一百零八个英雄。早在《宋史》中《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就有宋江等人的记载。在民间，南宋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已将三十六英雄的名字和名号列出；宋末元初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也已有了“梁山泊聚义本末”。在元代，“水浒戏”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戏种，共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李文尉的《燕青薄鱼》、李志远的《还牢陌》、只有名目而无剧本全存的《征豹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双献功武松大报仇》，《折担儿武松打虎》……共计二十种剧。施耐庵与罗贯中正是在这些史传、民间故事和艺术表演中，进行全新的艺术创作，写出了流传至今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一直存有争议，最为流行并且得到广泛认可的是施耐庵（元末明初的小说家，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兴化白驹场人。生平事迹所载甚少，不详。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等数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与罗贯中二人。
施耐庵像《水浒传》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宋江等人的聚义、起义、失败过程，全书凸显出“忠义”二字。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道：“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不过，作者笔下的“忠义”受到时代和自我思想倾向的限制，也终不是真正的“忠义”之流。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传》
水浒传给后人也留下了性格个性各异、鲜活生动的一群英雄人物形象。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同样，施耐庵也是将人物置于具体真实的历史环境和矛盾冲突中，用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书中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性格都在各自不同的境遇和人生遭遇中不断变化着，被具体的处境不断锻造着，而不是一尘不变的脸谱式人物。作者也善于从相似、相同的性格的人物间发现他们的不同。例如，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着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
三十六天罡星
天魁星·及时雨（呼保义）·宋江，（得胜后被高俅毒死）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得胜后被奸臣陷害，误饮毒酒后，失足落水而死）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宋江死后与花荣上吊）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征方腊前回罗真人处）
天勇星·大刀·关 胜，（得胜后酒醉坠马得病而亡）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得胜后风瘫与武松留在六和寺，一年后病死）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征清溪洞被杜微、方杰杀死）
天威星·双 鞭·呼延灼，（得胜做官，后在河西阵亡，死于金兀术）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随吴用上吊而死）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得胜做官，后辞官回乡，无疾而终）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得胜后与杜兴同为富豪而善终）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得胜做官，官至节度使）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得胜后在浙江坐化）
天伤星·行者·武松，（征乌龙岭时被包天师砍断左臂，后六合寺终老）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独松关被张韬砍作两半）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独松关被厉天闰刺腹死）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病死于杭州）
天佑星·金枪手·徐宁，（征杭州时中药箭，之后身死）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征杭州被石宝的流星锤砸死）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得胜做官，后辞官到泰安州岳庙陪堂出家，大笑而终）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征杭州被闸门压死）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宋江临死时怕李逵造反而将他药死）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征昱岭关被庞万春、雷炯、计稷射死）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杭州病死）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征德清县被司行方砍死）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得胜后出海）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征乌龙岭水路被方腊军包围，自刎而死）
天竟星·船火儿·张 横，（杭州病死）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征清溪洞被娄丞相杀死）
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征杭州死在涌金门被刀箭攒死）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得胜后被污蔑回乡打鱼）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得胜后背疮病死）
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征昱岭关被庞万春、雷炯、计稷乱箭射死）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征乌龙岭爬悬崖摔死）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征乌龙岭爬悬崖被石头砸，弓箭射死）
天巧星·浪 子·燕青，（得胜辞去）
天魁星·及时雨·宋江林冲水浒传是运用较为成熟的白话来书写的，同时大量吸收了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手法，生动泼辣，人物语言个性色彩很强。在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历史上，《水浒传》是里程碑式的一笔。
另一部明代“四大奇书”是《西游记》。《西游记》的成书时间晚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大约写于明代中期。此时的社会经济虽然延续前代而继续发展，但是政治局面日益倾颓，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社会上道德崩溃，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西游记》小说的诞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故事取材于唐代高僧玄奘到西方天竺国取经的经历。唐太宗贞观初年，玄奘在没取得朝廷同意的情况下，只身离开长安，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吐鲁番，历经艰辛，到达天竺，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此行历时19年，行程五万里，取回佛经657部。回到长安后，在慈恩寺又以19年时间译出佛经75部，创立了佛经的重要宗派法相宗。玄奘回京后，奉诏口述取经路上的所见所闻，由弟子辨机记录，并编辑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书中介绍了途径西域各国的山川地貌、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状况。其后，玄奘门徒撰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书，虽称“皆存实录，非敢雕华”，但还是穿插了不少神奇传说，为后世想象取经途中光怪陆离的神魔传说开了先河。尤其是在金元期间，民间不少说唱故事、金院本和杂剧中都有相关的西游系列故事产生，在民间，唐僧取经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归属，历来也有很多争议，普遍认为是吴承恩所作。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文采出众却科场失意，喜读稗官野史，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在世代流传的各种零散的故事和传说基础上，将其进行艺术加工，创作出了《西游记》。
吴承恩像
这是一部富有想象力的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用幻想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巨著。其中有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想象，也有极度夸张、光怪陆离的艺术失真，还有洋溢恣肆、浓烈充沛的浪漫主义情怀。然而，这种种想象虚构的神魔世界中，又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实”，小说中的世界仿佛是现实生活的哈哈镜，找得出变形后的人间百态。就此，袁于令《西游记题词》写道：“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
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孙悟空的出世、学艺和造反；第二个部分写取经缘由和唐僧来历；第三个部分写唐僧师徒四人的西天取经历程，是全书的主体。
在《西游记》中，师徒四人、路上形形色色的妖魔神仙，都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形象所禀赋的不是单一的性格特征，而是丰富复杂的。好人与坏人之间并没有单一脸谱式划分，好人也许会有些丑陋不堪入目的人性，而坏人身上也许会有闪闪发光的本质。例如猪八戒这个正面角色，贪吃好睡，懒做误事，对食、色、财等样样都怀着贪婪之心；然而却憨态可掬，惹人喜爱。而反面的各色妖精鬼怪，有的贪恋唐僧的样貌性格想与他结为夫妻，其实本质里并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只是它们的身份决定了要成为唐僧取经路上的绊脚石，它们的下场反而是令人同情的。
孙悟空
《西游记》中最有特点的当数“孙悟空”这个角色。孙悟空又名孙行者、悟空、外号美猴王、号称齐天大圣。《西游记》故事是以孙悟空开始的，其间写孙悟空的部分也占了大量篇幅，某种程度上孙悟空能较大程度地反映《西游记》一书的精神实质。故事开头便讲道：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灵石孕育，因迸裂，见风而成之灵明石猴。在花果山中，有一群猴子指着花果山的瀑布说了一声，有谁敢进去，为我们寻个安家之地，不伤身体者，我等拜它为王，石猴发现水帘洞，并借此机会将“石”字隐去了，称作“美猴王”。后历经八九载，跋山涉水，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拜须菩提为师，习得七十二变化之本领。兵器为从东海龙王那抢来的“定海神针”并取名金箍棒。此后，孙悟空自封为齐天大圣，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制于五行山（五指山）下，无法行动。五百年后唐僧西天取经，路过五行山，揭去符咒，才救下孙悟空。孙悟空感激涕零，经观世音菩萨点拨，拜唐僧为师，同往西天取经。取经路上，孙悟空降妖除怪，屡建奇功，然而三番两次被师傅唐僧误解、驱逐。终于师徒四人到达西天雷音寺，取得真经。孙悟空修得正果，加封斗战胜佛。
有人认为前一部分写孙悟空和后一部分写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历具有较大的断裂性，是吴承恩将两个较成形的故事拼接在一起的。前一部分写孙悟空大闹天宫、蔑视权贵、我行我素是对自由精神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更是当时寻求自我价值肯定的思想文化潮流的体现。孙悟空取经途中力排众险，大显神通，智勇双全，是劳动人民智与义的理想人格化身。而文中将孙悟空称为“心猿”，更是作者受佛家思想影响，追求人的心修的体现。取经的过程不仅仅是师徒四人历经千难万阻成功取得真经的过程，更是四人内心得以锻修磨炼，最终得以领悟的过程。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道：“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浙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至死靡他，该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
可以说，《西游记》不仅仅是一部给孩子们欣赏的童话，也不仅仅是一部给人休闲娱乐的神奇传说，更是一部要用一生去慢慢体悟的心灵成长历史。
唯一一部不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四大奇书”是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它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它不是在累世的故事传说积淀上，经过文人加工整理民间言说话本等而成的长篇小说，而是完全由文人自己创作而成的。从此以后，文人创作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它是“世情小说”的代表，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虽然截肢于《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一段风流佳话，按理说讲述的是北宋末年间的故事，但是所写的世俗民情却全是晚明时代的特征。晚明时期宫廷生活荒秽淫乱，政治腐败不堪，社会道德堕落；而另一方面要求人性解放和纵人欲的思想潮流渐起。这便是《金瓶梅》产生的背景。
《金瓶梅》绣像《金瓶梅》的故事从一个家庭入手。其题材取自《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为兄报仇的一段故事，其题目取自小说的三个女主角：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全书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3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暴露了宋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价值。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这些描写，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
在这部小说中，社会的黑暗、人性的扭曲、欲望的挣扎，都赤裸裸地在日常生活中暴露在读者面前。张潮在《幽梦影》中评价四大奇书时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这种“哀”不仅仅是人物命运的哀调，是人物性格的悲剧，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而商人社会地位低贱、人品道德低略的矮个，是当时人欲放纵的哀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金瓶梅》中出现的许多直接的性描写。作者一方面对人滥欲持否定态度，企图暴露乱性的罪恶；另一方面从文本中体现出来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正在于生动的情色描写，并且对“性”的原生态津津乐道。这种矛盾心理与当时的社会风潮是分不开的。
《金瓶梅》绣像《金瓶梅》描述的是普通百姓家的生活、日常的对话及家庭琐事，是从市井百姓角度讲市井之事，于是它的语言也具有较为强烈的市井特色。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长篇章回小说在民间讲唱话本的基础上逐渐案头化，从纯白话走向雅；然而《金瓶梅》这部文人创作的小说却走向小说语言的另一种可能，即充分汲取民间口语俚俗特质，运用泼辣生动的市井语言和淋漓鲜活的方言，刻画人物个性鲜明的对话语言，惟妙惟肖。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称赞《金瓶梅》道：“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哉！”
无论在世情小说发展史上，还是在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中，《金瓶梅》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出现，对后代的《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玉娇梨》、《好逑传》等一大批小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小说百花齐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