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是电影，“视”是电视，所谓“影视文学”是指通过广播电视声画媒介，以听觉和视觉传达设计为着眼点，运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结构情节、塑造形象、营造氛围、抒发感情，给受众以文学审美情趣的文学类型。影视文学是一种文学样式，有着文学的审美视点和血亲；同时，影视文学借助于影视传播媒介，因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影视媒介特点。影视文学可以说是古老的传统文学与新兴影视相结合的产物。
电影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电视剧更在电影之后。电影因为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便在上海等地开始组织电影事业。田汉、夏衍等人都是进步电影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在这时，作为制片依据的新型文学——影视文学样式才真正诞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在30年代电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白毛女》、《钢铁战士》、《赵一曼》、《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等红色题材的电影相继推出，对古典和现代文学中经典作品的改编也相继涌现。例如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陈西禾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家》等。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一批题材风格多样化的“第四种剧本”相继诞生，比较有名的有《布谷鸟又叫了》、《柳堡的故事》、《新局长到来之前》等。《布谷鸟又叫了》是剧作家杨履在话剧基础上改编而来，不同于新中国以来大多数影视题材，它讲述的是“家务事，儿女情”。剧本围绕着一对青年的爱恨纠葛，反映了人民内部具有深刻意义的斗争，也是电影文学中关于“抒情喜剧”的第一次尝试。
文革期间，“四人帮”反动集团否定了建国以来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如“宣传错误路线”的《洪湖赤卫队》、《燎原》，“美化敌人”的《红日》、《抓壮丁》、《野火春风斗古城》，“写中间人物”的《李双双》、《雷锋》，写“男女关系、爱情、人性”的《五朵金花》、《阿诗玛》、《早春二月》等遭到封杀。另外，30年代以来的一大批优秀影片，如《渔光曲》、《狂流》、《风云儿女》、《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桃李劫》等也列为对革命的大不敬。一些外国的优秀影片也没能幸免于难。这一时期，“样板戏”取代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格局，文化界逐渐走向凋零。值得庆幸的是，如《闪闪的红星》等一批意识形态内的佳片仍然涌现出来。
文革之后，战时思维模式下的“三突出”、“高大全”、“主题先行”等一系列创作原则得到了纠正。但是，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同时，刚走出浩劫的文化界还是未能立即产生许多优秀的剧作。一些对历史题材的重写、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毕昇》、《张衡》、《赤壁之战》、《闯王大战》；改编而来的《茶馆》、《雷雨》、《伤逝》、《祝福》、《药》、《阿Q正传》、《子夜》、《骆驼祥子》、《边城》等。
《阿Q正传》80年代以来，电影文学开始出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剧作家们开始从现实和历史的反思中思考生活和表现生活，表现人性的复杂和真实。许多未曾进入影视题材的内容被演出，并且表现形式上也越来越多样化和现代化。当今的影视文学在世界潮流和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态势，同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力。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文学在构建民族自我认同和信心建立方面地位正在提高，从本民族历史文化思想题材出发的影视文学受到了很多好评，例如电影《末代皇帝》、《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剧《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同时，许多当代文学家在新创作中也不断“触电”，大量地投入影视文学的创作中，例如刘恒的《一地鸡毛》、赵本夫的《天下无贼》等。
中国文学从这一时期开始，全面进入了与影视联姻的新时代。有的抱团作战，更多的是单枪匹马。男作家中较早“触电”的是莫言、王朔、苏童，此后《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有陈源斌、周梅森、张平、叶辛、北村、张成功、麦家、柳建伟、何大草、熊召政、刘毅然、刘恒、刘震云、余华、王蒙、二月河、石钟山、海岩、邹静之、朱文等纷纷跟进。女作家中较早“触电”的是池莉、铁凝，此外有王海翎、陆星儿、赵凝、毕淑敏、万方等人。这一时期，港、台、海外文学借助影视以更迅猛的势头席卷神州：言情琼瑶卷土重来，《还珠》系列再次风靡；武侠小说雄霸天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谱写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文学传奇；旷世才女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被重新审视……
在强烈的商业运作和视觉冲击下，影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正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嬗变。这种趋势究竟是好是坏？究竟何去何从？还得依靠时间来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