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可不提的是，全社会普遍看重文化的作用，文学发展的实践、政策、理论土壤日见厚实。文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代言着国家形象。中国作协实施“重点作品扶持工程”，资助和推动作家踊跃从事多种题材、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创作探索，凭借着丰硕成果已受到普遍好评。各地在高度重视GDP增长的同时，关注民生，协调发展，纷纷打“文化牌”，不仅在和谐文化发展的理念上提倡“重在建设”，而且更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非常实际的资助。文学不仅获得了与舞台艺术、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等同样的优越待遇，而且还享有一些“软待遇”，如杭州以高薪和别墅吸引作家落户，广东、上海扩大专业作家编制，中山市斥巨资征集文学剧本，东莞市建立文学院——这还不算众多高校设“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设立作家创作基地等等。更可喜的是，政府决意给作家提供优裕条件，在创作上并不干预，这对个体劳动者而言，比戏剧、影视等综合艺术的创作者尤其幸运。在文学上只要能做出成就，作家受到的优厚礼遇，是在任何国家都难以想像的。谁能说这不是文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呢？
从世界范围讲，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势不可挡，世界已变为地球村，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转眼间便成为全球娱乐、消费的对象，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为文学创作提供的机遇人们已经初步有所领略，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内容、叙事与对象，都提供、展示了新的前景。中国的现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受到世界大势和各个角落发生着的每件小事的影响，如果说南美洲一个蝴蝶会影响全球气候，那么，世界事务向中国人生活投射的光亮以及与此共生的丰富性，恰给为作家的艺术表达注入了不小的动力，当是文学之大幸。而更可期待并已变为现实的是，对外开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呼唤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外对我国文学的需求近年已有了增加的迹象，我们短期内不指望会有“定单”式的外销作品，但我国作家的影响随着国力的增强会大为扩大，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良好的态势、机遇与有利条件是我们继续前行的重要依据，但是，着眼于文学的长远发展，文学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值得忧虑的危机与挑战，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而且，鉴于这些关节点所具有的顽固性、稳定性，也许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盲目乐观。
一方面，文学原创力不足始终困扰着我们。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眼见得着的效益、规模影响着各个行业和人群的取向，读者阅读口味的变化、消费市场的走向对文学的拉动更明显，作品引导读者已变为读者的阅读趣味引导和推动创作。人们对时间、速度要求的更趋迫切，工作压力之下对轻松、无须思考、色彩绚丽的诉求，对重复、循环的无意识追逐，让任何形式的生产都受到无形的引诱。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创作上越来越多的模仿、跟风和复制，正是被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氛围所带动的现象，因为，比之市场、趣味、效益之手，有时那种扎实的、有根基的创新的目标、动力与步伐，显得过于单薄和无力。当代文学不仅亟待在题材领域、艺术表现上实现进一步开拓，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需要鼓荡新的气韵，创新的艰难使我们更为忧虑。
在消费社会里，即使是思想有时也会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况且人作为惟一有理智的动物，在多种食粮之外，往往更须精神与思想的滋养。对这种需求，中国文学的提供力屡屡被指为不力。相对于欧美灿若星河的古典作家而言，相对近现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当代文学为社会提供的思想力和精神价值尚显不足。由于民众阅读的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日益加深，积累、创作、出版和发行等几个链条的连接、反应更加迅速，作家难得有较长时间进行思想储备和精神积淀以应对或适配题材的需要。我们的文学创作在对人的本质、对宇宙的本质的追寻，对涉及人的生存、未来，对涉及民族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显然是不够的，文学在民族精神力量、鼓舞人们的思想力的提供等方面，尚显薄弱，即使有所触及，化为深入人心的艺术表达也还有一定距离。
说到底，人们对中国文学目前的影响力仍然不甚满意。人们呼唤振聋发聩的大作品，文学界自身也对此日益焦虑。作家在社会中的风光与富足并没有伴随着文学精神在实质上的扩张与富庶，作品的大量涌现并没有伴随着文学体验高峰的出现。小说这个文学的娇子被反复包装、拆解与重装，但自身的傲慢、尊严与自豪则日渐难保。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个正在进行时，世界影响力尚不乐观，知名作家国内香，非主流作家国外香，这个特别具有嘲讽意味的现象，人们见怪不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网上文学作为文学的另一极门户已立，其集体力量恐远远超出个体能量，并形成较大的“声势”，在网络文学、影视、景观剧、动漫、网游等多种文化形式面前，人们发出议论：当代文学甚至有时大叹已被“边缘化”，这恐怕是人们心中长久的痛。
那么，文学大发展的可能在哪里？
我们既定的路径、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对促进文学的发展仍然适用。但要紧的是，面对有些倾斜的文坛，我觉得首先要扭转几个失衡——如果这些失衡真的具有全局意义的话。一个是质与量的失衡，文学作品的数量从来没有这么多过，而质量的不如人意也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这是个显见的事实。再就是理论评论与创作的失衡，一方面是创作的发展没有得到理论概括的覆盖，另一方面，文学评论的欠针对性，则造成了自说自话与“不及物”。这两个方面我们要努力扩大做工作的空间。
而就事关文学发展前途的创作而言，最根本的恐怕是要扭转创作与引导的失衡。在当代文化建设的格局中，我们期待文学创作能够在众声喧哗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和多样中树立起思想的主导，在多种思想思潮的交流交融中谋得某种共识，真正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使得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那些核心价值理念，不但成为创作的主流，也能起到实质性的引领作用。而在这种局面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刚性的调节、引导显然十分必要。可以肯定，目前文学市场、文学出版这只手对文学创作的指挥是有力的，这只手往往难以更多地进行思想内容、价值取向等方面的调控与指引，在文学出版市场化生存的大背景下，读者与市场的风向标始终具有主导意义，文学创作跟着市场还是坚持道义与精神追求，似乎永远是亘在我们面前的沟壑。不难预期，填平这个沟壑任务是长远和艰巨的。
有必要处理好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据统计，我国网络写作的受众人群已超五千万，作者更达十万人之巨。好在，网络文学也是喝纯文学的奶长大的，网络写作所形成的读写之间的“认知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以及人生经验交流的平民化书写方式”，也恰恰是对纯文学最有启示借鉴意义的关节点。有鉴于总体而言，网络文学尚处“实验期”，有成熟之作但无成熟之势，其整个业态当是文化生活的辅餐而非“主食”，从此基点上出发，我们重视网络文学，其实网络文学也需要引导，因为它毕竟是精神食粮的一种。在当代文学建设的格局中，大众文学、精英文学，通俗文学、高雅文学，网上文学、网下文学，都应得到发展、引领和匡正，惟有用更多富有思想价值、具有艺术影响力的作品引领大众文化、主导人们精神的生活，才能构建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文化生态。我们期待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
回到开端，仍然得说人是决定因素。文学作为农耕文化的产物，历来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随着社会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理由规避创作过程的“悬梁”、“锥刺”或推敲、磨砺，但有必要重视文学是慢的艺术、是厚的艺术，也是指向人心的艺术，是涉及我们精神追求的艺术，我还宁愿把文学视为需要思考、追求过程、少问收获的艺术。而痛切地理解这一切，则全有赖于人——作家——的抉择。
“文学性”的遗忘与当代文学评价问题
吴义勤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与文学之外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性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这一方面因为“文以载道”的功利主义文学思维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则是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面临着比文学性更为峻切的国家、民族现代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最习惯的仍是一种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评价，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非文学的话题来谈论并作为评判文学价值高低的依据，是一种源远流长且被广泛认同的思维定式。对于“文学性”的遗忘，对于文学“审美属性”的忽略，已经成了一个共同守护的秘密。我们读一部作品的兴奋点、关注的焦点总是集中在题材、主题、人物等极易作社会学解读的因素上，而审美的、艺术的问题则沦为了一种次要的因素，这样的现象至今存在，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越来越远离其本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前30年，中国文学仍然是在此种价值观的轨道上滑行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冲动则似乎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在努力完成向文学性本质的回归。尽管这种回归“文学性”的历程本身是曲折的、充满了变异与犹疑的。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的到来，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变革，“纯文学”文学性的价值又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某种意义上，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烈想像与诉求与90年代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似乎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充满悖论的内在逻辑线索。
事实上，考察“纯文学”与“文学性”的命运也正是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中国当代文学的“纯文学”之旅应该说是以中国当代新潮（先锋）小说拉开帷幕的。新潮小说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场文学革命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在“纯文学”以及“文学性”问题上的新认识与新突破密不可分的。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详细分析过新潮小说“纯文学”诉求的“现代性”背景：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焦虑在文学中得到了迅速的呼应，“现代化”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文学也不例外，它不仅狂热地参与了现代化神话的建构，而且成了民族现代性诉求最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又是以“旧的文学形态”来承载民族的现代性诉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热的现代性激情外，文学关于自身现代化的想像是迷茫而残缺的。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文学的不满更为强烈，这表现在：其一，呼唤“纯洁化”；其二，呼唤“现代化”。80年代初期所谓“真伪现代派”之争其实也正是这种焦虑的体现。这就是中国先锋小说产生的背景。（参见《秩序的他者》，《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在这个背景上，以马原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下开始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纯文学”建构。先锋小说对于西方叙述方法的大规模引进和出神入化的融会贯通，初步满足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关于审美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想像与期待，释放了文学的焦虑，也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陈旧的文学形态之间的矛盾。既与社会其它领域的现代化诉求相呼应，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又极大地提高了汉语小说的叙事水平。先锋作家把“叙述”的地位抬到一种神圣的地步之后，在“怎样写”、如何叙述的问题上他们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更为可贵的是，先锋作家在“引进”这些先进的陌生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的叙述方法时，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和主体创造性。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叙述方式虽然是“拿来”的，但却是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驾驭的。因此，叙述方式的革命在先锋小说文本中总是给人以得心应手的感觉，他们仿佛不是“模仿者”而是创始人在小说中进行着炫耀式的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先锋小说以对“想像力”和“语言”的崇拜，形成了以形式主义为核心的“纯文学”理念，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实验，不仅使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由空洞的想像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态，由观念的演绎变成了真实的实践性内涵，而且真正实现了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性”的真正展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