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桑塔格是美国文化批评界的扛鼎之人，其论著《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和《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等都影响深远。《在美国》（In America， 2000）是她继《恩人》（Benefactor， 1963）、《死亡箱》（Death Kit， 1967）和《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 1992）后发表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画面丰富多彩，手法灵活多样，视角新鲜独到，出版后即夺得2000年度美国第51届全国图书奖“最佳小说奖”，2001年又荣膺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耶路撒冷奖”。
《在美国》主要讲述了波兰舞台皇后玛琳娜的故事，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急流勇退，携丈夫、儿子及一帮朋友出走他乡，到美国创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后来社区建设失败，她又重返舞台，赢得了凯旋。小说共有10章，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0章是一个无名叙述者（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叙述者就是穿越时空隧道回到19世纪的桑塔格）在波兰华沙某大酒店的一个演出庆功会上，偷听记录下来主人和宾客间关于移民美国的设想和争论；第1—6章，叙述了这群波兰移民抵达加利福尼亚的安纳海姆之前路途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在那里建设乌托邦社区的经历；第7—8章描写了女主人公玛琳娜重返舞台后在美国各地大获成功的巡演；最后第9章记录了玛琳娜美国巡演途中某个晚上演出完后，她在舞台搭档、著名美国戏剧演员艾德温·布斯居住的公寓里面的一次对话，几乎以布斯的独白为主，小说在布斯说的“我们前面的路还长”时戛然而止。表面上看，整部小说结构布局非常怪异，尤以第0章的开篇和第9章的独白结尾为最，其冗长的开头不像开头，其开放式结尾也给人以草率收场之嫌。但是，笔者以为，这与其说是小说结构上的败笔，不如说是作者艺术上的创新。因为，小说明显具有后现代的风格，其开放式的结局、多变的叙述角度（如无名叙述者的视角，玛琳娜的视角，其丈夫波格丹的视角，以及其情人里夏德的视角）和混杂的文体（如小说的白描、散文的笔触、日记、戏剧唱词、诗歌、独白等等），强化了小说的某些后现代特征： 碎片化、去中心和无定型性。
小说《在美国》的故事背景设计在19世纪晚期。19世纪是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并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福音。彼德·伯格在其名著《漂泊的心灵——现代化进程中的意识变迁》中指出：“受现代化影响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和社会规范产生怀疑及不确定的感觉，感到自己无根，没有归宿。简单地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一群漂泊的心灵，失落的个人。”桑塔格对于现代化带来的这些“漂泊的心灵”和“失落的个人”显然十分关注。她在评价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专文里说，认真探讨人类文化的人，实在摆脱不了“流离失所”之感，既领会到历史的无情演变，求生求知之余，必有“迷惑之苦”（intellectual vertigo），进而用种种方法开脱自己，肯定自己的“名分”（identity）。小说《在美国》中的那群波兰移民其实就是些“流离失所”、饱受“迷惑之苦”、追求自己“名分”的人，其中尤以女主人公玛琳娜为代表，她是“漂泊的心灵”之缩影，“失落的个人”之典型。
1876年，玛琳娜离开欧洲，漂洋过海，前往美国，时年35岁，正是她舞台生涯的黄金时期。从故事的表层看，玛琳娜急流勇退、远涉重洋的原因有二： 对舞台生涯的厌倦与对后起之秀崛起的不安。但是，从文本的深层涵义着想，玛琳娜出走他乡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作为波兰舞台上的皇后，她是民族的骄傲，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她的出走实质上暗示着一个受尽蹂躏压迫之民族国家的悲剧命运。拿破仑战争以降，百余年来，波兰几经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的瓜分，沦为异族的殖民地。尽管英勇的波兰人民发起了无数次前仆后继的起义，但这些起义无不遭到残酷的扼杀镇压。其结果是，一批批波兰仁人志士对波兰的前途和命运深感绝望，为了逃避专制统治，纷纷移民美国，因为，美国“不仅仅是另一个国度。当不公道的欧洲历史轨迹判定波兰人不能成为波兰的子民，而只能沦为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帝国的奴隶时，世界历史的公道之处在于，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美国”。美国在波兰人眼中成了他们的避难所，“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据统计，在1880年至1910年间，约200万波兰人移民美国。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移民潮，加之肩负的民族复兴之光越来越黯淡，出走也就成了玛琳娜理所当然的选择。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她是为了卸下身上的重负，摆脱深重的波兰给她带来的精神创伤，才毅然背井离乡的。这一点在她移民美国后写给留在波兰的好友亨里克的信中得到了印证：“我已经下定决心忘记过去。美国是忘记过去的好地方。”她要像美国人一样，忘却历史的羁绊，逃离过去，奔向未来。
然而，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距离绝对远于她从波兰到美国渡过的那一片危险重重的海域。尽管她当时还不明白，在新旧大陆之间的这片水域，将会怎样成为她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分界线。她也没有意识到，这次航程所经过的茫茫海域从此将会怎样改变她的整个生命，揭开她生命中隐匿的另外一种可能。因为，这片海域对女性来说可能同时意味着死亡和再生： 旧的一切的死亡和新的可能之再生。海洋在小说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也就因此具有了丰富的隐喻。如果说陆地代表着理性、稳定与秩序，那么，大海无疑是对这一切的颠覆，昭示着躁动、混乱与无序。正如有论者指出：“无边无际的大海摆脱了陆上生活的封闭与循环，构成了一种规则限制和权利控制之外的无路之途；这样一个女人完全可能在远离大陆的海上，出现大幅度的逆转： 身体愿望、心理状态或者生活选择的断裂和重组，甚至脱胎换骨。”的确，对于玛琳娜来说，大海掩盖了她在大陆上既定的事业方向和生活道路，为她敞开了更自由多样的选择；但是，这种巨大的逆转也使她散失了某种固定的东西，如祖国和家园，更为重要的是她失落了自己确切的身份，她注定要在未来的日子里为之而彷徨挣扎。
所以，桑塔格《在美国》中讲述的这个从水上到岸上的移民故事有着浓厚的象征意义。“上岸”是主人公玛琳娜他们的理想，他们将在岸上扎根，用种种方法肯定自己的名分，但流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在提醒着他们： 在美国，他们是无根的一代，恰似浮萍，漂泊不定。
二
也许是移民生活的边缘性使玛琳娜他们潜意识中对边缘位置有着某种渴望与认同，导致他们最终选择了美国加州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作为栖居之地。
在他们白手起家创立起来的社区里面，玛琳娜等人也的确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这从桑塔格诗意的笔触中就能嗅到那片荒野散发出来的神秘气息：“眼前是一片令人鼓舞的景象……从房子里望出去，到处是壮丽的景色。”置身于如此环境，他们“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顶天立地、生机勃勃、心旷神怡”。然而，像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一样，最终都逃脱不了镜花水月的命运。他们尽管能够躲避专制主义的魔掌，但是他们逃离不了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排山倒海般的经济浪潮。更为重要的是，乌托邦本身所具有的虚幻特性早就注定了其陷落的前景。托马斯·莫尔1516年首创了“乌托邦”（Utopia）一词，借用了希腊文学“美好”（eu）与“乌有”（ou）两词的相似之点，用来隐喻一个既美好又虚无的地方，即表现一个理想或不可能的社会。因此，乌托邦在诗人笔下总是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完美社会或者理想社会，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乌有之乡。只不过玛琳娜倡导建立的社区与此稍微有所不同： 它并非如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也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而是一个新现实本身。这正是在现实生活中执著于梦境之人的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