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奈保尔在《河湾》中对非洲的书写究竟是不是就在为新殖民主义张目？换句话说，他是否觉得欧洲人就是这片黑色土地上的救世主？答案可能是复杂的、矛盾的。他笔下的人物从不讳言对欧洲文明的景仰，他甚至让萨林姆说“我们的历史和印度洋的历史，我全是从欧洲人写的书本中得来的”；“没有欧洲人，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过去都会被冲走”。即便欧洲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已告结束，殖民主义遭到全世界一致谴责，奈保尔仍然让萨林姆说：“欧洲让我知道了我是谁，从何而来”；“欧洲尽管不再统治我们，但仍以语言在各个方面哺育着我们，给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精美的商品，给我们现代和发展的观念”。然而，这里萨林姆虽认为欧洲的文明比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文明优越，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乃至奈保尔认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应接受欧洲人的统治。相反，对于非洲的前途和命运，奈保尔通过“帝师”雷蒙德之口，讲出“只有非洲人才能治理非洲”之语。也就是说，非洲这块土地很难臣服于外来势力，正如萨林姆某个晚上在河湾边所体验的那样：“你感到大地将你带回过去熟悉的东西，你已经知道很久但已经忽略或忘记，不过却永远在那里的东西。你觉得大地将你带回了百年前就存在那里的东西，带回到永远就存在那里的东西。”
但《河湾》中的确有人坚信，西方文明能够帮助非洲走出黑暗。此即神甫修斯曼。在他看来，殖民势力在非洲的崩溃，其实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只输掉一次小小的战役，而不是输掉整个战争。对于欧洲人建立起来的河湾小镇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毁于炮火，他不像其他欧洲人那样充满怨恨。这种态度并非源于基督教的宽容精神。在修斯曼看来，欧洲人的撤离只是基督教一时的挫败，“当新事物出现，大事件发生，历史轨迹改变时，这种挫折终难幸免”。但是，相对于历史的长河，这样的挫折至多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他按欧洲人的文明史观，将自己置于历史的长河，坚信人类融合必将到来，基督教必将征服非洲。
对于修斯曼来说，后殖民时代的现在仅仅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开端。因而方方面面的殖民遗产，与非洲的面具和木雕一样珍贵。在他看来，原来那个非洲很快将寿终正寝。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趁非洲还一息尚存时去“理解、收藏和保存”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坚信欧洲文明能够彻底征服非洲，在非洲开花结果之人，最后却没能逃脱被斩首的命运。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了。修斯曼“有自己的文明，这使他过着特殊的持之以恒的有信仰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他观看、探索，在我们只看见丛林或视而不见任何东西的地方发现了人的丰富性，只是他的文明观也与他的虚妄一样，使他在河湾读到了太多人类的融合，最终为自己的虚妄付出了代价”。由此可见，奈保尔至少对宗教和文化意义上的新殖民主义不以为然。带有“一张娃娃脸”、给人感觉“发育未全”的修斯曼遭人斩首，可以解读为对新殖民主义妄图在非洲卷土重来的警醒。通过这个形象，奈保尔似乎暗示欧洲中心主义的虚妄不会有好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河湾》的中心人物萨林姆最终选择了摈弃过去，逃避未来，假装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这其实反映出奈保尔本人那种无可奈何、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也可以视为他希望去殖民化的非洲所应接受的态度。如果说“伟人”幻觉中的“新非洲”是一缕遥不可及的虚幻之光，呼吁回到田园牧歌般的昔日的主张又何尝不是天方夜谭？贫穷、肮脏、饥馑、疾病、腐败、政变、战争是无可逃避的现实。因此非洲人不必去寻找身外的敌人，而应当在自身中寻找失败的根源。正如奈保尔谈及印度的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固然面对着族群以外的敌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遭遇。我年轻时便往内看，想知道那一方面支撑、哺育我们中一些人，使我们有充实感的文化，可能在另一方面是否正是使我们陷入挫败的原因”。在印度，他看到了一个“受伤的文明”；在非洲，他看到了“一无是处”。
奈保尔把非洲的苦难归咎于非洲人性格的缺陷和智识的衰退，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考虑到《河湾》用英语写成，其阅读对象主要是懂英语的读者，对黑人“一无是处”的断言几乎必然让人想起前殖民主义者的口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诸多论者将奈保尔看成是新殖民主义的代言人。事实上，要在《河湾》中找到完全“政治正确”的人物、会话、独白和场景，很难。如果一定要对这部小说进行符合“政治正确”期待的解读，那也只能是，作者对非洲的彻底绝望表明一个原本和谐自然、充满生机、渐进发展的非洲，经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蹂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在可见的将来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对于这部小说引发的争议，奈保尔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在一些场合，他甚至极力标榜他的个人主义立场，宣称自己的判断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成年之后时间全花在写作上，每天都想着写作。我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去经验；这两件事是关联的。我的判断只对我自己有准头。”他强调由于长期居住在英国，身心受到极大的压迫，已经“扬弃了狭隘的国家观念，不再对任何团体效忠——除了对个人。它让我安于自我、安于工作、安于我的姓名（后二者与前者截然不同）”。在伦敦，“我困居在比我童年生活还要窄小的一个世界里。我变成了我的公寓、我的书桌、我的姓名”。基于这种似乎出于无奈和被迫的个人主义，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至于我究竟透过谁的眼光，看待东方世界，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和工夫从事这样的反省。”如果我们将这句话中的“东方世界”置换成“非洲”或“第三世界”，相信奈保尔不会有什么异议。问题是，个人主义是否构成他对非洲进行一种带有新殖民主义嫌疑之解读的理由？就争议是赚取眼球的不二法门而言，可能如此。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责备奈保尔没有为非洲开启任何未来；作为一个自由作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受到权力中心不止一个基金会资助的自由作家，他个人似乎既无义务，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担当。也许，我们不能断定奈保尔只看到了一个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的非洲，认为这个非洲压根儿就该遭受欧洲人殖民，就该遭受欧洲人的统治和压迫；也不必认定奈保尔的观察和判断与种族主义无异，是在重写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动辄咒骂非洲人“一无所是”、“咎由自取”的非洲书写中，奈保尔不仅忽略了新殖民主义对于塑造非洲苦难实现的负面影响，也对为数众多的个人、团体甚至国家一直在非洲的真正解放和崛起而努力奋斗的事实视若无睹。既然个人主义是他的终极信条，发出“没有忠诚的文学，没有地域和文化的归属”的奇谈怪论便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既然与真正的非洲相距遥远（即便在非洲待了很长时间也如此），作者与非洲的联系只可能是“比喻性”的，自然只能给人一种关心非洲命运的肤浅印象。无论奈保尔的非洲书写有何理由，《河湾》除了给重新思考殖民主义和解殖民化过程中的西方人提供某种“道德上的宽恕”，“究竟能够给身处第三世界混乱之中的人民——甚至他们本国的精英——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则始终是一个问题”。
五
事实上，要让奈保尔为非洲提供一个未来，实在太难为他了。这是因为他的思维中缺乏一个历史的向度；正因为缺乏一个历史的向度，也缺少一个未来的向度。他不仅仅只要活在现在，还要抛弃过去，不要未来，甚至不愿提及未来。对于一个全部生命只在当下，甚至只在“公寓”、“书桌”和“姓名”的个人来说，谈论甚或憧憬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当奈保尔以只对“个人”负责的做派来为他那充满绝望和咒骂的非洲书写寻找借口时，他是冷酷的。但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他显然也讲了一些真话。我们没有必要苟同他关于非洲和非洲人“一无是处”的观点，但对于他的“世道依旧”说，我们多少却是感同身受，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确能发现与这种说法吻合的事实或事件。奈保尔借助一种平实的叙事手法将“世道依旧”的现实呈现出来，即便只写了一些“喻说”文字，我们依然能感受到残酷的真实。
奈保尔在《河湾》所展示的残酷真实，其实就是刚从被殖民、被统治、被压迫中走出来的新兴国家必然经历的阵痛——剥离和依附。“受殖者在文化心理上处于一种持久的两难处境： 要么是仿效殖民者，要么就是起来造反。然而，仿效殖民者或追求同化到殖民者的文化价值体系去的做法，根本没有可能让受殖者成功突破殖民关系中根本的不对等状况。反过来说，造反所追求的是民族身份的重拾，重建自我。可是这种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却仍然是依据殖民者为受殖者构造的迷思塑造而成，只不过将原来的负面形象转化成正面形象。于是受殖者就只有在盲从欧风与排外的自我膨胀两极之间不断摇摆。受殖者如何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完整自由的人，冲破殖民关系的迷思塑像，是今日解殖的首要课题。”
不妨作如是观： 非洲的解殖民化过程好比是一个剥离与依附同时进行的双重过程： 既是分离，即摆脱殖民主义的观念界定，越过殖民话语的权力疆界，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用借鉴、拿来或挪用殖民权力的意识形态、话语（甚至文本），即依附。小说中那个“伟人”对“新”的渴求，对所谓“现代化”的仰慕，其实都是在步宗主国的后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民族主义在殖民主义的边缘虽也有它的开花期，但连同这些民族主义的理想本身，即殖民地人民用以表达自己独立性的理想，都是从欧洲传来的，“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的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 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既然依附如此之深，剥离怎么可能如此简单？这绝非一场独立革命就能解决的问题。
剥离和依附的冲突不但渗透于《河湾》中的政治层面，也进入了“河湾”社会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与人的关系将要重新界定。旧的关系被打破，但新的关系还没有确立；剥离势在必行，而依附却藕断丝连，二者互相纠缠，使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突破了人们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结果便是普遍的暴力。这种暴力不仅发生在不同政治派别、文化和种族之间，还会进入私密的空间，蚕食社会的肌理。在故事中，萨林姆是斩断依附关系最成功的一个人，他剥离了宗教、家族、社群、国家、记忆、过去、未来等一切的束缚。可这样一个断绝了“地之灵”的“一无所有”之人，又该如何在这个世界立身？
很显然，萨林姆是一个身份尴尬、无所适从的人，正如奈何尔是一个身份尴尬、无所适从的人那样。作者和他笔下主人公既然如此，《河湾》引起轩然大波便在情理之中。应当承认，非洲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对象，所有言说无不折射出言说者自己的立场。有非洲人眼中的非洲、欧美人眼中的非洲、中国人眼中的非洲、印度人眼中的非洲；因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历史渊源、风俗习惯等差异，不同人眼中的非洲会有差异。况且非洲很大，绝非《河湾》中的那个无名小国可以代表。像马里、肯尼亚、加纳、毛里塔尼亚、博茨瓦纳之类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奈保尔为什么不感兴趣？这些国家虽有自己的问题，至少贫困、疾病就是非常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但较之《河湾》里60年代末那个动乱不息、流血不止的无名小国，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卖点，对于只效忠个人，对于全部存在只是“公寓”、“书桌”和“姓名”的奈保尔来说不是好的小说素材。对于一个文化身份不明，在第一世界苦寻“出路”，急于摆脱“地区性作家”窘况的作家来说，这些无“事”发生的国家怎么说也得排除在外。
但无论奈保尔——一个来自特里尼达的印度裔英国人——选择那个无名小国作小说素材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这部作品给欧美读者带来了何种阅读快感，《河湾》毕竟呈现出特定年代一个特定非洲国家的苦难，从而折射出整个非洲解殖课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同时也对欧美知识左派的非洲乐观论提出了它应得的批评。《河湾》让读者看到非洲解殖过程中的阵痛，看到剥离和依附是一种非洲难以摆脱的命运，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解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毕竟，欧洲人撤离非洲，非洲人在法律意义上建立国家、“当家做主”，并不等于非洲去殖民化便大功告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奈保尔的非洲书写并非一无所是。
但是，作者若能让自己的个人主义有所收敛，不要动辄撒野，动辄咒骂非洲人“一无是处”、“咎由自取”，就可能有一个温和厚道的奈保尔，《河湾》的非洲叙述就可能是诚恳可信的，甚至可能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书写。问题是，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奈保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非洲书写。现实中的奈保尔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其文化、政治身份是极尴尬、极混乱的；因此，只可能有一种“不对任何团体效忠”，只可能是效忠作者个人的非洲书写。事实上，这对奈保尔来说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