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身前“寂寞”，身后“尊荣”，俨然两重天。他从“贫病交加、没有多大名气”到“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实有赖于他生命最后关头写出了《1984》（Nineteen EightyFour）。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认为，没有这部作品，奥威尔可能早就被人遗忘，“我们现在大概不会拜读他的议论文章，研究他的传记”。
《1984》令奥威尔“声名鹊起”，显然与它的政治性相关。它批判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在现实政治生活领域，如一石击起千层浪。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认为，奥威尔在“最恰当的时刻写出了最需要的作品”，同代人作品中很少有像《1984》那样风行，即便有，也很少有它那样大的政治影响： 标题成了政治的行话；他创造的术语，如“新话”、“老话”、“老大哥”、“真理部”、“思想警察”、“思想犯罪”、“双重思想”等，已经进入了政治词汇；就连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独特地位，衍生出了一个形容词，频繁出现在新闻报刊和政治演说之中。
然而，《1984》的文学性却备受置疑。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奥威尔在艺术领域并无突破，《1984》的“情节、人物、意象、氛围都显然受惠于扎米亚京（Zamyatin）的《我们》（We）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多伊彻进一步指出，影响《1984》的还有托洛茨基（Trosky）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就连力捧奥威尔的欧文·豪（Irving Howe）也承认，《1984》难入“艺术上品”。
二
用文学方式书写政治题材，历来是把“双刃剑”。政治是瞬息万变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题材容易过时，原本的政治立场可能受到挑战。纳博科夫认为，一个作家，如果用语言之“网”来捕捉政治这种必然易逝之“蝶”，不是缺乏作家的天分，就是浪费作家的天分，写出的不过是“话题垃圾”（topical trash）或所谓的“观念文学”（literature of ideas）。显然，奥威尔就在他的抨击范围之列。纳博科夫非常反感有人将他的《从左边佩带的勋带》（Bend Sinister）与奥威尔的《1984》相提并论，他认为，奥威尔不过是“平庸的英语作家”，像“乌鸦”一样聒噪“陈词滥调”。在《从左边佩带的勋带》的前言中，纳博科夫宣称，“我不严肃，我不挑衅，我不讽刺。我既不是说教之人，也不是寓言家。政治、经济、原子弹、原始的或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苏联‘解冻’的迹象、人类的未来，等等，我都不关心”。显然，这番话是有的放矢。因为，奥威尔曾经写道：“你无法对那使你生命垂危的疾病，采取一种纯粹美感的态度；你无法对持刀要割断你喉咙的人，感到漠不关心。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残杀的世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必须表态。”奥威尔毫不讳言，他书写的就是“观念文学”。他说，虽然进入了20世纪，但人类历史上早已唾弃的东西，比如“不经审判的囚禁、将战犯用为奴隶、公开处决、逼供、利用人质、大批人口的驱逐”，现在又死灰复燃，甚至愈演愈烈，值此关头，任何有思想的人必须挺身而出。可以说，《1984》就是他对二战后时局的“表态”。他用栩栩如生的笔墨，向世人敲响警钟，揭露了极权主义的危害——“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与篡改”。他化“疾病”为艺术，刻画了一个“没有未来的乌托邦”，在那里，“政治剥夺了道德，剥夺了一切，没有孤独的可能，没有沉思的冒险，只有赤裸的权力和残酷”。正是这种出自“铁屋中的呐喊”，奥威尔才被誉为“作家的楷模、真理的代言人、良知的化身”。
但是，不可否认，“观念文学”的确有潜在的局限。多伊彻指出，《1984》的流行与“冷战思维”有关。冷战思维散布敌我斗争、彻底毁灭。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是铁幕隔绝、势同冰火。随之而来的是军备竞赛，整个地球笼罩在核弹的阴影之中。这为制造意识形态超级武器的需求提供了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土壤。《1984》就被刻意包装成一枚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导弹，轰炸社会主义阵营。这也许背离了奥威尔写作的初衷，但随着“作者已死”，其遗产也就可能被肆意地扭曲和盗用。如此容易被“劫持”和“挪用”，也从旁证明了《1984》文学性的单薄，因为真正文学经典的内涵微妙而丰富，难以简化为干脆利落的标语。奥威尔的政治话语固然醒目痛快，但“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生命力恐难持久。真正文学大师的话语进入政治语汇，是渐进的过程，如同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奥威尔缺乏伟大作家的反讽精神，缺乏思想的厚度和绵密，缺乏哲学的疏离感，缺乏面对现实政治的火焰所必须保留的冷静。
欧文·豪也担心奥威尔身陷现实政治世界的“泥淖”而难以传诸久远。他说，奥威尔“必须放在所属的时代之中，才能显现出其生命的最重要意义。他这类作家很可能无法留传于后世，因为他们之所以对他们同时代的人如此重要、如此亲切，就在于他们融合了极度的话题性和极度的温柔，而这种特质不太可能使他们的作品成为最伟大的艺术”。罗蒂则认为，奥威尔由于对所攻伐的种种邪恶之本质缺乏深刻的历史透视，所以“短视”，在《1984》中发出了“悲观”的论调，而且，如果我们的后代没有类似的经历，将会“以阅读斯威夫特的方式来阅读奥威尔”，虽然景仰他对人类自由的贡献，但不会采用他对意识形态的分类，不会袭用他的道德和政治语汇。
三
指责奥威尔“短视”、“悲观”，在英美批评界不乏其人。尤其是联系到《1984》结尾时主人公温斯顿的“背叛”，似乎证据确凿：
他抬头看着那张庞大的脸。他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知道那黑色的大胡子后面的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哦，残酷的、没有必要的误会！哦，背离慈爱胸怀的顽固不化的流亡者！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罗素认为，奥威尔的人生充满悲剧。一是因为饱受疾病的困扰；更多的是因为空有对人类的一腔热爱，但在现世中无处安放，难以找到抱慰，“终究意难平”。奥威尔相信人性倾于完美，通过有秩序的革命能够带来进步，他起初反抗时代的颟顸和制度的藩篱，俄国革命点燃了他的激情，他的崇拜偶像是托洛茨基。但是，所有这一切，理想、热血、青春和希望，在人生中逐一幻灭，加之疾病缠身，终于不堪重负，在《1984》的结尾处彻底坠落入“绝望的深渊”。罗素指出，奥威尔走向悲观的人生轨迹固然可以理解，但他强调，“我们时代需要更伟大的信仰之力。假使歌德、雪莱也进了集中营，看到了恶的肆虐，是否会更获得智慧。化磨难为智慧，不为磨难粉碎了心智，像温斯顿那样被彻底压垮，需要勇气、耐性和毅力。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奥威尔就没有做到。毋庸置疑，他展示了对真实的爱。但他丢掉了希望。这妨碍了他成为我们时代的先知”。罗素在奥威尔身上找到了人生所需要的一半，那就是“真实”；但世界还需要另一半，这另一半仍然需要寻找，那就是“希望”。
多伊彻的分析与罗素如出一脉，都是从人生和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1984》中“来自绝望深渊的惨叫”。他认为奥威尔是一个敏感、正直、有良心之人，是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者。他也把《1984》和垂死之人的想象联系起来，是人之将死前的“哀鸣”。在他看来，温斯顿就是奥威尔的化身。小说中暗淡的生命火花，阴郁的视野，忧伤的语言，身体的折磨，都是奥威尔情感的投射，移情的书写。从坚定的理性主义者走向非理性，看似矛盾，实则有内在的逻辑。这不是由于死亡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而是由于人生和人世的经历和思想，挫败了他的理性主义，引出了非理性的愤怒和绝望。面对邪恶、暴力和非人性的东西，当他以理性去理解之时，“我懂得方法；我不懂原因”。极权主义的功能他都知道，但为什么要这样他难以解释。权力的本性就是权力，折磨的目的在于折磨。当然，奥威尔只将《1984》当成是警告，但这样的警告是失败的，因为里面包裹着无边的绝望。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历史终结。没有历史的延续，没有所谓的进步史观。“老大哥”战无不胜。《1984》与其说是警告“没有未来的乌托邦”，不如说是带刺地宣告“黑暗的千禧年到来”。它吓倒了许多人，但无助于看待世界面临的问题，无助于推动对世界的理解，只是加剧了恐惧和仇恨的浪潮，教会东西方阵营的人使用黑白思维的定式。
随着作为真实历史年份的1984的到来和过去，奥威尔的预言并没有发生，历史也并没有终结。一些人干脆宣布，奥威尔已经过时了，应该送入历史的博物馆，或者放入另一个历史“脉络”。然而，历史并没有如《1984》预定的“文本”上演，这既可说是《1984》的不幸，也可说是《1984》的幸。无论幸与不幸，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1984》的“历史效果”。因此，宣布《1984》已经“不合时宜”，的确本身就“不合时宜”。但是，过于强调《1984》结尾的“阴郁思想”也的确没有必要。毕竟“短视”且“悲观”的奥威尔形象并不招人“喜欢”。
四
为了解开这一扭结——“既需要奥威尔的《1984》，又要摈弃《1984》的宿命论”——就必须采用巧妙的“修辞策略”。这样的“修辞策略”，大致可分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