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首诗歌的结构上看，全诗共80行，介于短小的抒情诗和长篇的叙事诗或史诗之间。这样的篇幅只算是中等，一般用于颂诗，留下空间，有叙有议。如《秋颂》33行、《希腊古瓮颂》50行、《夜莺颂》80行。
全诗共四节，长度分别是16、24、16、24行，具有对称之美，形成四重奏，其中第一、二、四诗节都以“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作结。重复的旋律构成诗歌的主调。第三节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构成的是副歌部分，相当于喜剧中的插曲，更多地表明诗人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
全诗以抑扬格为主；押韵方式是abab（如第1—4行结尾词分别是： day， faces， grey， houses），唯一出现“破”韵的地方是第13行结尾的I和第15行结尾的utterly不一致（Being certain that they and I/But lived where motley is worn： /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从而强调了“我”的“完全不同”，用“破韵”的方式巧妙地传达出主题： 作者并不认同烈士所选择的革命形式。
荷马在史诗中曾提到一个吐火的怪物凯米拉，具有“狮头、羊身、蛇尾”。如果把这首诗的前两节视为一部分（主角是他们）、第三节为一部分（主角是自然）、第四节为尾巴（主角为我），那么，这首诗兼具了民谣、颂赋和铭箴的特色。具体而言，《1916年的复活节》具有民谣体的节奏，具有颂赋体对自然的沉思和由此产生的洞见，具有铭箴体的简洁和警戒。显然，居于核心的是中间的“颂”。
民谣体格调轻快，使得整首诗便于传唱。借助颂赋，诗人能够“发乎情，止乎礼义……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同样，糅合进铭箴的特色也大有讲究。“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是用于褒赞伟业，昭示德性，箴是用来责人过失，防止祸患；两者都是为了垂鉴后世。这正好与《1916年的复活节》的写作意图十分契合。总之，从轻松的民歌，到悲剧性的颂歌，再到碑铭，符合全诗的氛围。
四
钱锺书说“易”一名而三“义”，变易、简易、不易。《1916年的复活节》其实也包含了“易”一字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关于生死的辩证。比较第一诗节和第四诗节，的确是“一切都变了，完全变了”。“灰色”的爱尔兰变成了“绿色”的爱尔兰；“鲜活的面孔”已经变成了石碑上凝固的人像；“黄昏”变成了“黑夜”（虽然没有见到“光明”，但走在“黑夜”后的“光明”迟早要到来）；“我”与“他们”之间遥远的距离，变成了世界上最亲近的“母子”血肉相连的关系；“我”说出的“无意义的话语”，现在变成了永恒的“哀歌”和“不朽的碑铭”；“穿着花衣的小丑”变成了“民族的英雄”；而“喜剧”也变成了“悲剧”……世界为他们而改变，“彻底改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但是，诗歌在结尾的时候，留下了反讽的韵味。不是他们改变了世界，而是他们被这个世界改变（“They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他们被改变，表明了他们在自然面前的无力，表明他们不过是自然操纵的玩偶。正如他们成为“英雄”、“流芳百世”，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诗人的手笔。他们沐浴着“圣光”，进入了“殿堂”，但本质上是凡人。自然，并不因为他们革命的折腾，而改变自己的运行轨迹。而这恰是第二诗节和第三诗节形成的鲜明对照： 人事的纷扰，不过是自然中最卑微的一块石头，干扰不了生命的流泉。
叶芝在这些烈士的墓志铭上，只是喃喃念出他们的名字。至于他们的功德，他却一笔无所记。倒是他们的无知、鲁莽、空言留在这篇“颂歌”之中。他列举的四位革命领袖人物，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四人的排列顺序（“麦克多纳和康诺利，/皮尔斯和麦克布莱”），正好印证了“无知的空言于前，鲁莽的行动于后”，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给爱尔兰独立革命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不是真正的“悲剧”。
在诗歌前两节，叶芝多次暗示了这是一出“喜剧”。为什么是“喜剧”，而不是“悲剧”？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定义，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差的人，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好的人，悲剧的主人公多是高贵的人物，只是由于性格上的缺陷才导致了命运不可避免的逆转，让人看到人的命运；而喜剧产生于人自己的弱点，如说大话等。因此，《1916年的复活节》中所悼念的烈士，他们轻率的行动，是为了虚荣；他们为了行动的光荣，而不计较政治的后果；这恰是短视、缺乏政治远见的不审慎行为。在叶芝眼中，他们并非高贵的人物，因此只是对悲剧的戏仿。政治是一出戏剧。他们只是这出戏剧中的角色，与生活中的形象可以分裂。他们表演的成分多于责任的成分。他们注重的是表演的辉煌，而非政治后果的考量。
五
1916年的复活节是4月23日，而4月23日正是莎士比亚的诞辰日和忌日，也是华兹华斯的忌日。叶芝以隐晦的方式指出了他与这两位前辈的关联： 在他们身后，他是他们的“灵魂转世”？！完全有理由相信，叶芝在写作此诗的时候想到了这两个伟大的诗人。我们在诗歌第四节可以看到其中的印记。但叶芝不是以显白的方式，而是以隐微的方式进行书写。
我们首先来看叶芝如何影射莎士比亚。这中间的联结点就是“诗歌的力量”。英雄行动中的光荣，无论怎么推向极致，并不引起造化的注意，得到造化的赞美；无论平淡还是轰烈，造化同样漠不关心。那些受光荣驱策采取政治行动之人，光荣早就离他们而去。他们的光荣需要诗人来确认。因此，如果没有诗人铸造的言辞，英雄的业绩和帝王的丰碑，迟早将在岁月的长河中湮没无闻。西塞罗说，“我的诗歌将与青铜一样久远”；帝王将相，红粉佳人，都成白骨青山，但诗作永恒。
强调诗歌具有战胜时间的力量，是莎士比亚的拿手戏，比如：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枯萎，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不能夸耀你在他影子里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
（Sonnet 18）
白石，或者帝王们镀金的纪念碑
都不能比这强有力的诗句更长寿；
你留在诗句里将放出永恒的光辉，
你留在碑石上就不免尘封而腐朽。
毁灭的战争是会把铜像推倒，
也会把巍峨的大厦连根烧光，
但战神的利剑或烈火毁不掉
你刻在人们心头的鲜明印象。
对抗着消灭一切的无常和死，
你将前进；人类将永远歌颂你，
连那坚持到世界末日的人之子
也将用眼睛来称赞你不朽的美丽。
到最后审判你复活之前，你——
活在我诗中，住在恋人们眼睛里。
（Sonnet 55）
呵，但愿我无声的诗卷能够
滔滔不绝地说出我满腔的语言，
来为爱辩护，并且期待报酬，
比那能言的舌头更为雄辩。
试读缄默的爱所写下的作品吧；
用眼睛来倾听爱的睿智的声音吧。
（Sonnet 23）
当叶芝以自信的笔调为《1916年的复活节》作结的时候（“我用诗把它们写出来——/麦克多纳和康诺利，/皮尔斯和麦克布莱，/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佩带绿色的地方，/他们就被改变，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有莎士比亚的精神支持。在那一刻，他融入了伟大诗人的信仰之海： 相信诗歌征服一切的力量，“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
叶芝对莎士比亚的隐射，还暗示于诗歌最后一节对哈姆雷特“生死问题”的回应。伟大的忧郁王子有过以下著名的独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去死，去睡就结束了，如果睡眠能结束我们心灵的创伤和肉体所承受的千百种痛苦，那真是生存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去死，去睡，去睡，也许会做梦！唉，这就麻烦了，即使摆脱了这尘世，可在这死的睡眠里又会做些什么梦呢？真得想一想，就这点顾虑使人受着终身的折磨，谁甘心忍受那鞭打和嘲弄，受人压迫，受尽侮蔑和轻视，忍受那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默默无闻的劳碌却只换来多少凌辱。但他自己只要用把尖刀就能解脱了。谁也不甘心，呻吟、流汗拖着这残生，可是对死后又感觉到恐惧，又从来没有任何人从死亡的国土里回来，因此动摇了，宁愿忍受着目前的苦难，而不愿投奔向另一种苦难。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朱生豪译）
如果我们将以上独白与《1916年的复活节》中这几句诗行（“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好像母亲念叨她的孩子/当睡眠终于笼罩着/野跑了一天的四肢。/那还是不是夜的降临？/不，不，不是夜而是死；/这死亡是否不必要呢？/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不管已说了和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梦想过和已死去/就够了；何必管过多的爱/在死以前使他们迷乱？”）加以对照，很容易看见其中的相似性，最突出的当然是“梦”与“死”的主题。这里，其实相当于诗人自己的独白。表面上，他用了一连串的疑问句，传达出了他的疑虑。但实际上，叶芝的口气透露出他对答案的自信，正如他在回答“那还是不是夜的降临？”时，他的口气斩钉截铁：“不，不，不是夜而是死。”表面上看，这些革命烈士没有受到哈姆雷特“生死问题”的困扰，他们选择了行动的人生，是值得敬佩的。但叶芝并不赞同他们的选择，他认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死”路，而不是“生”路。同时，他也否定了哈姆雷特独白中将顾虑视为行动负面因子——“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的看法，认为，顾虑，并不是懦夫行为，而是审慎的表现。
在最后一个诗节中，我们还看到敬畏与僭越、儿童与成人的主题。在此，可以看到华兹华斯的影子。华兹华斯在其著名的《永生颂》中有个短小的题词，其中有这样三句：“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我可以指望： 我一世光阴/自始至终贯穿着天然的孝敬。”然后在正文中，华兹华斯进行了如下的演绎：
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入睡，是忘却……我们身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年幼时，天国的明辉闪耀在眼前；当儿童渐渐长大，牢笼的阴影便向他渐渐逼近……明辉便泯灭，消融于暗淡流光，平凡日月。……你的外在身形远远比不上内在灵魂的宏广；卓越的哲人！保全了异禀英才，你是盲人中间明眸慧眼，不听也不说，凝视着永恒之海，永恒的灵智时时在眼前闪现。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真理就在你心头栖息。……孩子啊！如今你位于生命的高峰，因保有天赋的自由而享有尊严，为什么你竟懵然与天恩作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吁请年岁早早把命定的重轭加在你身上？快了！你的灵魂要熬受尘世的苦难，你的身心要承载习俗的重负，像冰霜一样凌厉，像生活一样深广！
（杨德豫译）
在《1916年的复活节》中，叶芝的儿童观与华兹华斯截然不同。这些儿童在“野跑”，他们因为得到“过多的爱”而“迷乱”。他们不是“卓越的哲人”，而是“幼稚”的“无知”之徒。因此，不应该对他们保持“天然的孝敬”，而是需要管束和教养。他把复活节的烈士比喻成孩子，对于他们的死亡，他是既哀痛，又为他们无知造成的牺牲而惋惜。这样的儿童观，我们在叶芝的其他诗歌中可以得到印证：
长时间沉默以后讲话了；对，另一些情侣疏远了或者作古，灯罩掩藏了并不友好的光辉，窗帘挡住了并不友好的夜幕，我们正好议论了又重新议论艺术和诗歌这个至高的题旨： 身体的衰老是智慧，年纪轻轻，我们当时相爱而实在无知。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卞之琳译）
虽然叶子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说谎岁月在阳光下摇曳我的叶子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成真理。
（《随时间而来的真理》，沈睿译）
我欣悦于眼睛的充实或耳朵的聪敏，欣悦于变得智慧，因为人随着岁月长进。
（《人随岁月长进》，沈睿译）
“真理”与“智慧”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岁月中历练而得。时间是最好的温床，“人随着岁月长进”。叶芝将自己置于民族“母亲”的地位，将这些起义的烈士看成“儿童”，曲折地传达出“真理”和“智慧”在他这一边。
还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叶芝写作的时候心目中想到了华兹华斯。《1916年的复活节》写于同年9月；而在1802年9月，华兹华斯也写了一首诗，题名就是“1802年的伦敦”。
比较一下标题，即可见出二者的相似性。在《1802年的伦敦》中，华兹华斯指出当时英国社会弊端百出，“成了死水污池”，“世风日下”，他希望重新出现“弥尔顿”那样的革命诗人和战士来力挽颓风，涤荡污秽。他隐隐以当代的“弥尔顿”自许，“把最为低下的职责引为己任”。在那里，华兹华斯呼唤的是革命。而在《1916年的复活节》中，叶芝呼吁的是要冷静，谨防革命的暴力美学，要谨慎节制。要保持自然之流，不能因为一心想着革命，将心变成石头，不懂得权变，而权变正是政治的智慧之所系。一心想着的是政治行动之美、光荣和荣耀，而忘记了政治行动的后果，可能为革命事业带来灭顶之灾，从而非常可怕。
当然，审慎，说白了是哲人的天性。在另一首诗中叶芝也写下了审慎丧失的后果，这恰是“一种可怕的美”的“诞生”，那就是在“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的《第二次降临》。
有人也许会说，叶芝是不是被流血牺牲吓破了胆，才故意贬低英雄行为，才故作审慎、节制。这可能不无道理！但我更愿意相信，叶芝诗歌中体现出的审慎，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来自于他心智的平衡。他力图透过历史的雾霭，寻求诗歌的真实。他的人生既是诗意的，也是勇敢的。最为知己之言，还是毛德·冈。叶芝写完这首诗给她看了之后，她说：“我们从此分手，我的生活道路通向了监狱，而叶芝的生活道路却是外表恬静而内心矛盾的道路，这条路更加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