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外强侵略的杭州蕙兰书院风潮，是另一类型的代表。主持该院的美国浸礼教会“反客为主，握我教育权”，不仅管理腐败专制，而且一再强迫学生入教，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1903年。4月28日，50余人一致退学。他们呼吁社会起来“反抗异种人压制之手段，迫辱之伎俩”，愿以退学“为我浙江学生与宗教竞争、种族竞争开幕之第一日”《改进学社全体学生公函》，《苏报》1903年。6月8日。。进步人士对这次斗争评价很高。《浙江潮》誉之为“中国教会学堂惊天动地第一次革命”《杭州美国浸礼会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浙江潮》第4期。。《苏报》则指出：“教会学堂，宗教压制之小影也。”学生们“处教会势力极炽之时而毅然为此”，不愧是“我国民之一大纪念”《读〈杭州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书所感》，《苏报》1903年。5月11日。。学生反帝爱国斗争的兴起，使近代以来民众反侵略斗争跃上新阶段。肩负吸收文明、抵御干涉双重重任的学生，不仅实现了这一复杂历史使命的统一，而且落实在社会群体力量之上。
这几种类型不仅展现了学潮的外观，而且反映了促使学潮兴起的内在动力。追求民主，反对专制，是推动学潮不断高涨的根本动因。在26次退学和冲突事件中，因校方禁阅新书报和压制剥夺学生权利而起的14次，反映出民主思潮在学界发展的势头。扬州仪董学堂学生在1902年。6月还相当守旧，总教习主张停拜孔子，“堂内诸生哗然不服”《纪扬州学堂》，《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时隔不到一年。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喜欢用新词、看新书，甚至公开以新型功利观反对虚伪的仁义道德。当顽固守旧的副总教训斥学生“读书不可存名利心”时，有人挺身反驳道：“生等进堂肄业，皆为名利，惟名利有公私之别。”《扬州学界中人来函》，《苏报》1903年。4月24日。由于和学堂当局的矛盾日趋激化，反对专制，渴望民主自由，成为学生思想的主导。南洋公学学生就是突出代表。他们在演说中大声呼唤革命，宣称20世纪为“民族主义普行之时代”，“君主专制一物，诚二十世纪全世界所屏斥者矣”。而“专制弊不以共和继之，逆天也”。因此他们断言：“顺天者，共和也，非专制也；道者，共和也，非专制也。惟共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他们把退学看成是与专制政府决裂，实现民主自由独立的起点，认为：“公学者，专制君主国之小影也，专制君主国者，公学之放大照相也”《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把自己组建的学校称为“共和”学校，并准备创办《共和报》《南洋公学退学生意见书》，《选报》第35期。。南京陆师、浙江大学堂、杭州蕙兰书院和扬州仪董学堂退学生都欲步南洋公学的“后尘”《浙江大学堂退学生致爱国学社诸君书》，《童子世界》第22号。组建类似学校。有些学生还以“共和”、“自由”、“人权”为自己的名号。无怪乎《苏报》说：“呜呼！共和学校制度，岂惟是南洋公学二百余人之思想有之，合中国通达士类脑筋步位，无不有之也。”《南洋公学学生一朝而同心退学者二百人》，《选报》第35期。显然，学生们的思想已不仅限于爱国，而是在与专制主义的激烈冲突中，朝着彻底否定专制制度的革命方向突飞猛进了。
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成为学生思想的主导，是由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演变所决定的。20世纪初，专制皇权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清政府软弱腐败，民主思潮广泛传播，都加剧了人民大众与清政府的矛盾。清廷推行新政，主观上想巩固统治，客观效果却是打开了缺口，使反专制力量凝聚起来迸突而出，矛盾冲突公之于世。对社会脉搏的跳动反应极为敏感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正是尖锐矛盾急剧发展的集中表现。所以，虽然学潮往往直接起因于学生与学校当局的冲突，其实质则反映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对立。
随着风潮的发展，学生们逐渐意识到建立团体的重要性。他们说：“革命之不成，无团也”，“必特结一大团体”，以“团与团相争”，“革命始成”《教育界之风潮》第1章。。在浔溪公学、南洋公学和浙江大学堂中，出现了小型学生团体，它们在斗争中成为组织核心，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学生情绪波动起伏和思想参差不齐的局限弱点，增强了群体力量，有利于挫败校方分化瓦解的阴谋。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学生组织。如江苏武（进）（丹）阳学生会，计划“设本部于武阳，设支部于海内外各地，凡武阳学生均联为一气”。《武阳学生会拟章》，《苏报》1903年。3月27日。南洋公学退学生殷次伊、南菁学堂退学生蒋维乔分别在常熟、常州设立学同盟会和修学社，“组织学界同盟，以立国民同盟之基础”。《苏报》1903年。4月6日。专制制度建立在统治者掌握着组织严密的政治军事机器和被统治者的无组织状态之上，民众与专制政府对抗，并打破其政治垄断权的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广泛动员起来，组成有机的整体。斗争的体验使学生敏锐地把握住这一关键。不过，这一阶段学生组织还比较少，许多学堂学生因此不能统一行动，导致斗争失败。
这个时期学生们大都还不能把激进民主思想立即转化为直接的反清革命行动，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国而二千年。之专制帝国也，则血战终不可免”；另一方面又说：“使中国而立宪或共和也，则今日非血战之时代也”。《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他们以共和反对专制，直接目的却只是要求在学校管理方面实行民主自治，争取平等待遇和若干自由权利。从接受革命思想到参加反清活动，他们还要经历一番刺激磨炼。学生们在斗争中特别强调“文明”、“秩序”，不允许过火行为。当风潮兴起时，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和浙江大学堂学生都“相戒无嚣张”，认为“文明人固不宜作野蛮事也”。有的还订立规则，出堂前施行谒圣礼，并向校方辞行，然后列队离校。这些言论和举动，正是进步势力的政治代表提倡“文明排外”、“秩序革命”的表现，反映出新兴社会力量正力图塑造新的民族形象，与下层民众的自发斗争区别开来，向世界显示古老民族的光明未来。
学潮的兴起与扩大，引起社会舆论广泛而密切的注视。以中国教育会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予以热情支持和积极赞助。1903年。2月，《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发表有关的报道评论，对学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他许多报刊也增加了对学界活动报道的比重，进一步扩大了学潮的社会影响。一些卫道士则指责学生“恃群滋事”，“真是可恨”！陶贻勋：《论学生本分》，《万国公报》第168卷。《大公报》的一篇论说甚至咒骂学生为“丧失人格”的“学魔”，攻击学潮是“无裨于时艰，适以伤国脉”的“伪维新之运动”《学魔》，《大公报》1903年。4月19日。。顽固势力想方设法企图阻止民主主义在学界传播。福州高等小学堂进步教习以“朝廷与国家之界说”命题作文，顽固教习指为“革命党语”，把题目改成“论自由之害”《福州蒙学堂小历史》，《国民日日报汇编》（一）。。北洋大臣袁世凯1902年。初还装出一副开通的模样说：“自由民权实为世界文明之大势”，“苟中央政府能确立不拔，所谓自由民权者不特不足误国，且可利用之而得国家活泼之气象”。《大臣谠论》，《选报》第14期。到这一年。底，他却心有余悸地向清廷奏道：“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后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论袁慰师诋京师大学堂事》，《中外日报》1902年。12月30日。张之洞审查三江师范学堂师资时，也严格剔除主张民权自由的教习。有人还诅咒《苏报》学界风潮专栏“莠言乱政，在可杀之例”。《记浙江大学堂戴氏情形》，《苏报》1903年。4月21日。《中外日报》也一反常态，对学潮大加诋毁，引起进步人士的强烈不满。《苏报》专门撰文，针对其谬论逐条痛加驳斥，批评该报“以最顽固最无公理之积习，一括而有之”《书〈中外日报〉记南洋公学学生出学事后》，《教育界之风潮》第11章。。学界风潮像是巨石入水，激起层层波澜，表明它在当时已经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民主与专制的政治较量愈演愈烈，加速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
以拒俄为中心的学潮高峰
正当学界风潮沿着反专制的方向持续高涨之际，帝国主义再次把武装侵略的魔爪公开伸向中国，使得一度形式上呈现出缓和状态的尖锐民族矛盾迅速表面化。青年。学生立刻察觉到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的严重性，把斗争锋芒疾指侵略者，成为拒俄运动的先锋。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学生们有了统一的斗争目标，北京、上海、杭州、武昌、安庆、南京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学生联合集会；各地学界通电联络，互相呼应，协调行动；在一些地方，学生还成为运动的领导组织者。与此同时，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学潮继续高涨，范围更加扩大，并且逐渐由反抗学堂专制上升为反对国家专制统治。在斗争中，还出现了建立全国性学生团体，以加强斗争领导的要求和计划。爱国与革命相互激荡，显示出高潮阶段的蓬勃景象和显著特征，形成以拒俄为中心的学潮高峰。
1903年。4月，国内学界曾因日本报刊哄传广西巡抚王之春拟借法国军队镇压会党起义而大起风潮。上海各校学生踊跃参加进步人士召集的张园大会，仅南洋公学一校就有数十人之多。在杭州，中学堂等9校学生联名电争，并四处散发传单，进行鼓动。广东时敏学堂学生接到上海通电，也立即发电响应，决心“舍弃己之身家性命，誓以保国。无论何国侵吾国土，夺吾主权，罔不极力抗拒”。《南洋公学学生王君怀沂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誓与列强斗争到底。这成为拒俄运动的预演。
拒法风波未平，沙俄拒不按约撤兵，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的警报又接踵而至，热血方刚的青年。学生获悉这一切实消息，更加怒不可遏。他们与留日学生相呼应，与国内进步人士相配合，把运动急速推向高潮。北京、武昌、安庆等地学生召开数百人大会，“各学堂魁杰均有演词”《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革命分子乘机宣传排满革命。学生们停课告假，奔走串联，呼吁“全国学堂合力奋争”《湖北学生议阻俄谋》，《苏报》1903年。5月18日。。安庆学生还成立了爱国会，签名者达126人。河南高等学堂学生计划在二曾祠开会演说，“提倡内地昏顽之民族，一变化其性质”。《河南高等学堂》，《国民日日报汇编》（三）。广东武备学堂学生则设立精神学会，“以激励爱国热心，养成军国民资格”《武学纪闻》，《苏报》1903年。5月6日。。上海各校学生在拒俄大会后组成了义勇队，呼吁学界“结成团体，请于当道，练（为）劲兵”《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苏报》1903年。5月3日。。江西大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学生闻风响应，要求“列入队中，以备奔赴国难”。《记江南水师学堂胡君侠耕事》，《苏报》1903年。5月31日。浙江吴兴乌青镇小学学生致函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愿全体为支部会员。福建、湖南等地学生分别编队操练。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在国内学界蓬勃兴起。
然而，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清政府却百般阻挠，一面指使各电报局拒不收发抗争电，一面诬诋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6月21日，外务部致电直隶等十余省督抚，传旨要他们“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67页。。参加运动的学生分别受到记过、扣分以至于开除的处分。在正义的爱国行动得不到合法保障的情况下，学生们奋起反抗。京师大学堂学生打毁了禁止拒俄活动的牌示。安庆的大学、武备、桐城和上海南洋公学、湖南师范馆、河南高等学堂的学生掀起退学风潮。南洋公学学生义正词严地驳斥提调所谓“欲爱国至爱国学社去”的谬论道：“一国之事，一国之人共谋之。今政府既不能为民平乱，则国民起而自平之，乃吾侪之天职。”《南洋公学学生王君怀沂启》，《苏报》1903年。4月30日。安庆大学堂学生痛斥反对演说的教习，高呼：“老师甘为亡国之老师，学生万不甘为亡国之学生！”《安徽大学堂阻止学生拒俄情形》，《中外日报》1903年。5月29日。表现了对统治阶级卖国行为的极大愤怒。
1903年。底，沙俄派兵强占奉天的清行宫和将军衙门，拒俄运动再度高涨。原来相对沉寂的南京学界，各学堂学生500余人大会于北极阁，章士钊、赵声等人乘机公开演说革命。清政府故伎重施，一面下令缉捕章、赵二人，一面阻挠学生活动。南京陆师和京师大学堂学生因反对校方禁止爱国活动掀起退学风潮。
在拒俄运动高涨的同时，反对学堂专制的风潮仍方兴未艾，而且在爱国运动的激荡下，范围进一步扩大。浙江、江苏、直隶、广东、安徽、江西、河南、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和北京的16所学堂学生反对校方压迫以及禁止演说阅报，要求“天赋自由之权”《鸣呼乐群学堂》，《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8日。或是维护“素具文明思想”《武备改良历史》，《广东日报》1904年。7月6日。的进步教习，反对顽固势力，争取自治权利，发动了退学风潮。梧州中学堂学生先是全体罢课，推举代表到广州请愿，继而又一致退学，两广为之震动。广东武备学堂风潮持续了近一年。时间，使地方官吏大为头痛。《武备学堂新风潮》，《岭东日报》1903年。11月16日。此外，北京大学堂学生还发动了驱逐张之洞的爪牙杨模的斗争。杨是张之洞侦知该堂学生喜欢谈论自由革命，特意派来进行监视的。他不仅暗中查探学生言行向张密报，还在课堂上信口胡说：“自由革命俱是叛逆”，“我们江苏就是吃了《苏报》的亏”《大学堂特别演说》，《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1日。。学生们对他十分厌恶，上书揭露其不学无术，“尸居讲席”《北京大学堂学生公上管学大臣请辞退舆地历史教习杨模书》，《国民日日报汇编》（三）。要求撤换，代之以进步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