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底到1911年。初的国会请愿高潮中，青年。学生以激进姿态出现在斗争前列，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大型学生运动。在当时政局全景的衬托下，这场斗争似为立宪运动推波助澜。对立宪派的非议本来就有偏颇，而缺乏具体分析的笼统批评，更使所有参加国会请愿的政治势力玉石俱焚，大大贬低了学生行动的历史意义。事实上，这是近代中国民主进程的强劲潜流在水面激起的一阵狂涛。只有置于历史发展链条的连续环节之中，才能准确估价这场运动及学生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学生与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系
关于近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而对一般性民主理论与历史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乃是正确把握学生与近代民主化关系的必要前提。
由分散自然形态的农业经济走向工业化社会大生产，和由中世纪专制蒙昧主义过渡到民主政治，是近代化的两大基本构项。所谓民主化，至少包括社会体系、意识形态和人三个层面。社会体系的民主化，是指与权利义务相联系的权力来源。它不单单局限于国家政权的政体形式，更主要的是民主精神原则在各个领域延伸扩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具体表现为五种力之间的关系：1．社会团体内部是否以各成员为主人，并以多数取决方式处理团体事务。2．国家对其他社团是绝对的任意统治，抑或相对限制。3．政府权力是否来自人民，受人民控制。4．权力组织与运作在中央地方两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上是分权还是集权。5．国与国之间是否摆脱强权，平等自立。这几方面相互制约。权力组织与运作的分权，只能形成政权机构间的制衡。在社会团体普遍实行权威式决策以及国家对社团拥有绝对任意统治权的情况下，权力来自人民，受人民控制，就是一句空话。为了建立和保障民主政治，必须由社会制衡机制来制约权力制衡机制。前者对于民主化更具本质意义。而民主社团的广泛存在，是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制衡机制的重要载体。社会体系的民主化与个性心理及群体文化密切相关，个性解放导致主体意识增强和群体尊重人权法制，将促进养成公民参与意识，增强责任感和权利义务观念，并习惯于遵循多数取决原则和稳健的民主领导方式。
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包括：1．物质基础的改良充实。原始民主制、中世纪城市民主制和近代民主制的发展，正是由物质生产不足到商品经济初盛再到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增长的结果。2．范围不断扩大。社会化大生产把既有的一切人与物纳入统一体系，又不断开辟新领域，都需要推行民主原则于其中。3.民主运动不断增强，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物质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民主化的前提与要求，但只有通过人的能动作用，才能实现并发展。4．主体的扩大与优化。民主是个性自由的社会体现，其最高形式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达到个性自由与群体自由的高度统一。片面发展往往导致畸变蜕化。
民主化在地理、社会空间的广泛延伸发生于近代，但民主不仅限于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在阶级社会中，特定民主反映体现了一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意志。同时民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定形式中蕴涵着通行的基本原则，可以继承影响。否定这种相对独立性，只能有利于专制制度苟延残喘或死灰复燃。近代民主作为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不仅取决于资本所有制，更重要的是决定于社会化大生产。这使近代民主化在有限阶级内容与社会普遍需求的尖锐矛盾中曲折地发展扩大。一旦资本的独立性与个性垄断被打破，民主将向全体社会成员招手呼唤。辛亥以后学生普遍由信奉民主主义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这是向着更高的民主阶段跃进，而不应视为对民主一般原则和有效形式的排斥否定。
民主与专制相对。从奴隶制到垄断资本时代，都出现过极端独裁统治。而专制的前提是集权。在民主制下，民主与集权之间限制反限制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激烈。民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有效抑制集权倾向。
世界范围的近代民主化首先从西方发端。与丰富的民主遗产相比，西方传统社会中的专制成分略显薄弱，割据纷争的政局和凌驾世俗的神权及其相互摩擦，减弱了人们对皇权无上权威敬畏心理的积淀和专制体系向全社会渗透的势头。当神权光环幻灭、皇权威势待举之际，人权便乘机而起。西欧王权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人权复兴对神权的冲击，不能不顺应人权崛起否定专制的历史潮流。再者，西欧封建统治的中心在乡村，城市处于和领主对抗的地位。而王权复兴时，却将统治重心移向城市。结果第三等级很快取得相对优势，以城市暴动一举成功。
尽管如此，不少欧洲国家也无力独立完成这一变革。只是由于地利之变，受到若干先进国家的直接冲击影响，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横扫欧洲大陆，摧毁了封建壁垒，才使其步履蹒跚地跨入近代门槛。而亚洲异军突起跻身列强的日本，更经历了反复较量的漫长历程，且借重于外力，才使民主制度相对稳定。
东西方社会文化有着巨大差异。除上古传说中的原始遗风，中国几乎没有民主传统可言，甚至原来民主的概念也意指“民之主”，即黎民百姓的统治者。所谓周公共和，只是少数大臣临危受命。从孟子君民社稷说到魏徵舟水之辨的民本思想，虽然反映出对独裁专制的不满情绪以及约束君权的意向，本质上还是统治者中开明派的治民之术，而不是从民的立场来“非君”。与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一样，这种把君民关系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不承认民众社会主体地位的观念，与近代民主思想并无共通之处。明中叶以后崛起的新兴市民阶层和思想异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也只是表现出否定的模糊意向。在社会体系层面上，传统之于民主几乎是一片空白。
与民主小精灵相比，中国的专制妖魔却是庞然大物。在分散的农业经济和习俗的乡土文化基础上，横暴权力与教化权力共生并存，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持续了两千年。经过不断强化，形成一整套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万能机制。另一方面，中国的君主专制又缺少事实上的绝对权威，没有万世一系的神圣化，也很少真正大权独揽的独裁者。这使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制蒙上一层柔光。社会与专制冲突的不充分，影响了民主精神的生成。人们不仅没有民主的欲望需求，而且不知何为民主，甚至视民主为反常。在专制秩序中才能保持心理平衡的奴性，以及将伪民主反民主视为民主，而指真民主为异端的倒错意识，乃是窒息近代中国民主空气的两大毒瘤。
历史有时是冷酷无情的，没有或来不及自行变革的中国，不得不在外来冲击下，以西方为楷模开始其民主化进程。借鉴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及其制度形式，无疑需要分析取舍，与国情相适应。但是，第一，中国没有现成的民主传统，以国情的现状否定国是的方向，等于否认民主的可行性。第二，西方民主不仅包含着普遍原则，还有大量行之有效的内容形式。第三，对西方民主的分析取舍和对国情的认识受主观局限，从文化融合角度看，真正的顺态结合只能出现于不断调整的实行过程中。中国社会对民主化存在双重异体排他性障碍，文化差异使政治冲突更为复杂激化。第四，民主能否实行的条件尺度并非固定不变，作为能动的主体，有消极适应与积极进取两种选择。
民主化是动摇专制基础的根本变革，清王朝可以容忍许多革新，唯独害怕民主。从夷夏之辨到体用之争，统治阶级无论态度如何分歧变化，反对民权的立场一致而且固执。张之洞作《劝学篇》，重在抨击守旧，鼓励趋新，但对民权却大张挞伐。从洋务到新政，是清朝企图排开民主化推行近代化的失败尝试。即使被迫允行宪政，也是作为抵拒革命的缓冲。而官员中热衷新政赞成立宪者一旦触及民主实质，都不免露出狐狸尾巴，要么公然反对，要么歪曲阉割。问题在于，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实行民主化，国家政权杠杆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变革的目的，又是改造其专制结构，消除社会过分依赖于此的不良机制。因此，权力来源与组织运作的民主化固然重要，民间社团的增多及其内部决策的民主化更为关键。近代学生十分强调“合群”，也许正是这种需求的反映。没有社会主体民众的民主重组，就不可能有国家政权的民主重构。
民主化不能脱离近代化的统一进程孤军冒进，也不能被动依赖于其他方面的推动。忽视民主化的能动作用，将影响近代化各构项的协调并进。统治阶级乃至不少进步人士常常以民智未开怀疑否认民主化的现实意义。然而，历史表明，人们的努力既能促进条件的成熟，又能改变对条件要求的量度。机器工业不会直接产生社会民主，开展思想启蒙，宣传民主理论，试行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化最理想的加速剂。缺乏条件的民主当然不能巩固，而不实行民主，条件永无成熟之日。中国古代农商共生的经济形态以及变相的伦理化人文精神，缓解了冲突变迁对专制制度的瓦解作用。因此，中国的民主化更不能单纯依赖于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变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以静止的现状为依据，那么中国只有专制的温床，没有民主的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在存在专制对民主的抵拒和传统对西化的排斥双重障碍的近代中国，要成为民主化的前导与媒介，必须同时具备反对专制和学习西方两种素质，既能产生本能民主意识，又有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学根基。新兴产业者带着商人长期被压抑歧视之下形成的卑屈心理的沉重负担，经济富裕迟迟未能激发其主体意识，甚至革命时还作出跪着造反的怪象。他们不满于专制统治的压迫限制，但维护既得利益的关心远甚于对理想化民主社会的憧憬，间或闪现的民主意念只是伴随着要求改善振兴实业条件而萌发的模糊意向。为了免遭民主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之苦，他们宁可最大限度地与专制政府妥协。
农民和仍处于自在状态的工人，分别是中国最广大和最彻底的民主力量，是民主化的主要载体。然而，蕴藏于其中的，只是潜在的可能性。文盲或半文盲的蒙昧状态，使劳动群众的觉悟有赖于外力启迪，不能自发地产生近代民主意识。同时，源自乡土社会的农民民主热情与土地紧密联系，很可能是平等平均的原始民主意识的重新浮现。这不仅与近代自由平等观念毫无共通之处，而且有着严重的干扰破坏作用。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农民难以形成共同利益关系，没有全国性联系和组织，既是一个阶级，又尚未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只要分散的小农经济大量存在，专制主义就难以根除。劳动群众不摆脱蒙昧分散状态，非但不能发挥民主潜能，反而成为滋生专制主义的温床。
可以成为近代民主化力源并把握方向的新兴社会群体，一是开明士绅，一是新式学堂学生。前者的宣传作用突出，个人影响巨大，但群体感较差。而且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西式民主存在心理障碍。他们或者求助于古代圣贤，或者舞弄起国粹盾牌，以调节心理失衡。旧框架成为新思想的紧箍咒，本人也不免滑向旧学泥淖。这样，学生群作为民主化媒介和酵母的主导载体，作用更显重要。他们从一开始就面向世界和未来，是唯一能够独立接受与自我萌生民主意识的新兴社会群体。其特殊地位和群体内部的平等关系，容易激发本能的自由民主要求，这种感性激情有助于防止新旧理性的简单移位；同时他们可以利用各种传播媒介，自我实现民主意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并向社会广泛传导。
学生本是世界化的产物，文化障碍和心理负担较轻，而且眼界开阔，对世界潮流感应敏锐。作为民的一部分，他们虽与劳动群众有些隔阂距离，已是最接近下层的觉悟者。学生社团内部的民主制，成为社会民主化的示范，而其对政府的监督制衡，则激发其他阶层的主体意识。此外，学生是当时最有可能打破专制横暴权力与长老教化权力牢固结合的群体力量。他们与专制权力直接对立，反对的呼声最高，行动最急；同时又能直接广泛地冲击乡土社会的封闭凝固状态，动摇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由新学教育而来的科学精神是蒙昧愚钝的天敌。轻视民主化的意义与贬低学生的先驱引导作用相互关联。对于学生，财富和土地都不能成为寄托与替代，只有实现民主化，他们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良性环境。因此，中国近代学生群从降生之日起，就高揭民主大旗，以此为团结战斗的口号和不断奋进的目标。学生民主追求的前驱性，主观上旨在显示前进方向与变化趋势，客观上则是对民主化缺损现象的反应。在后进国度的近代化进程中，民主化的相对滞后状态几乎成为通病，这刺激着学生更加努力奋斗。
民主的倡导传播者自身首先须具备相应素质，这不仅需要理论熏陶，更有赖于实际探索、实验与训练。在恶劣的逆境中，学生们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自我磨炼历程。
学生自治
学生群与专制社会存在天然对抗，由此产生本能的自由趋向。而感性激情升华为理性精神，则是西方民主思想传播影响的结果。清末大众传播媒介发生近代化变革，手段形式增多，结构途径更新，特别是民间化的显著趋势，直接推动了民主思潮的勃兴扩散。1905年。至1911年。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约600余种之多，其中直接间接为清廷控制的不到1／10。传媒在信息来源与内容、编辑经营、发行与受众等方面的民间化，加速了正统思想旁落的趋势，导致意识形态失范。新思想不再以隐蔽和片断的异端姿态出现，而是公开树旗立帜，形成对垒之势，并逐渐占据舆论主导。虽然对小社会的影响不够深入，却有效地改变着主文化的流向。无论这些报刊政治面目如何千差万别，大都不同程度地对民主思想有所传导，不少还以此为主要内容。外资在华报刊对民主政治也有所介绍，其主办者本想借以消除中国人的排外心理，客观上却成为启迪民智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