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也揭露清政府援引外国成例时耍弄欺瞒伎俩，指出西方各国只限制军人和官吏，而“日本学生无选举权之陋制，则其绝对的不可采者也”。教育未普及之时，“优秀之民，逾中年。而为学生者必多”。剥夺学生的选举权，“何异举凡神骏者系枥中，而惟恃驽骀以致千里也”沧江：《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国风报》第1年。第11期，1910年。5月29日。。揭露清廷缺乏改革诚意，对其立宪的虚伪性隐加抨击。蒋观云更撰长文逐条批驳上谕，其词几与革命党同出一辙。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学生按理不得与闻政治，而独中国今日之学生宜与闻政治之事。”因为“中国今日当新旧过渡之时期”，学生“年。龄已长，各有多少之经历，而学问识见，其大小不同，固已优于一般国人之士，而居先觉者之地位。试举中国全体之人数而抽出其为学生之人，则其余不过碌碌之愚民与腐败之官场已耳。虽有若干贤智之人不为学生者，而其数固甚寥寥。然则今日不容国民之得与闻政治则已，若容国民之得与闻政治，去学生则事不成”。以学生参政权的得失为政府政治革新真伪的试金石。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全面论述了学生参政的正当必要：“且夫学生之所以不得与闻政治者，则以一国之政治权不可不归于有智识之人为原则。而学生者于国人求智识，而非能以智识予国人者也。然中国今日之学生，于一方当求智识于人，而于一方又不能不以智识予人。使准据一国之政治权必归于有智识之人为原则，则今日学生之得与闻政治为理之当然，而执政诸人实不当握政治之权，而不可不去位。”《今日中国之学生宜与闻政治之事者也》，《政论》第2号，1907年。11月15日。崇尚英雄革命的近代政治家对民众的轻视不无偏见，但对学生的推崇重视则不无道理，尤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和民主化的特定问题上，这些带有片面性的认识见解有其独到的贴切深刻之处。
舆论异口同声的支持，更加坚定了学生为权利而战的信念。以学生为主体的贵州自治学社在接到抚宪“学生宜专心向学，不宜干预政事”、“碍难核准立案”的批文后，虽然大多数发起者迫于压力而退出，但也有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明知集会结社原有资格之限制，去岁因瓜分警告，刺目伤心，知救亡问题研究宜急，乃暗窥一般老年。人，则暮气已深，观察一般少年。人，则稚气尚存，惟已受教育现有经验之学生，尚通达时变，同具热诚，忠爱所积，闻风兴起，则自治学社成立，不能不借重学生，亦势也。”《紧要任务：二次上各大宪禀稿》，《自治学社杂志》第2期，1908年。9月。并将批文内容解释为“默许而兼怀疑”《对于庞抚帅批本社事由之感言》，同上。变压制的禁令为坚持的依据。
请愿运动中，国会只是学生们寄托信念的负载和统一行动的目标。天津罢课后，官方诬指系受温世霖挑唆，学生立即公开驳斥道：“同人等既非丧心病狂，孰肯受他人唆使？能唆使一人，岂能尽千余学生而唆使之乎？”《血泪玉关之温世霖》，《民立报》1911年。1月12日。理性与本能相统一的学生民主意向既不能臆造，也无法压抑。由此产生的痉挛阵痛，与变革一样不可避免。高压暂时得逞，冲突并未结束，“人心更为愤激”。天津法政学堂一位“素日勤学安分”、淡于政治活动的学生，在当局残酷镇压的刺激下，“愤愤不能自已”，挥刀断臂殒命，以死相抗《陈夔龙之倒行逆施》，《民立报》1911年。1月8日。强烈表达了广大学生的愤怒心声，预示着风暴的再度降临将更为猛烈。
革命党人对国会请愿始终持批评态度，但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骂倒。斗争由少数立宪派代表的叩头请愿、伏阙上书扩展为群众性民主运动，引起一些目光锐利者的关注，在抨击嘲讽立宪派的迂腐之余，也从正面向民众发出革命呼唤。第三次国会请愿失败后，有人不失时机地指出：当政府无立宪观念时，“吾民第一步向于在上者不得不日鞭挞之”，是为“用民气之时代”。但是，“自今以往，则吾民非复恃一时之民气可以与之对抗，当由第二步再进一级，而为实体的动作，以蕲将来建设创造，达于沉着坚固之地位”，是为“用民力之时代”。时代不同，行动方略与重心各异。“今日之立宪，若一任在上者之所为，非唯不足以救亡。”“故吾国民不必如向之自立于旁观之地而日日责备政府。今日以后，时局已变，须更进一境以图自救之法，而日日责备吾国民之自身。”“民德已进，民力既充，然后大政党有运转国权之能力，大资本家有左右外交之本领。而立于政府之旁者，亦得以实行监督而辅助一切政治之施行。即不然，奋□而倒内易，一易事耳。”心玺：《论国民最后自救之方法》，《民立报》1910年。11月29日。
学生以罢课静坐游行示威要求国会，使运动的重心由求转为斗，与革命党的反复呼吁和殷切期望不谋而合。在风潮高涨之际，《民立报》热情赞扬道：“天津学生人怀利刃，四川学生联合罢课，一则视死而如归，一则万众而一气。噫！西北起风云，神州生色矣。纵使国会不能开，然固足寒政府诸公之胆也！”《爱国青年。》，《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革命党人似乎从学生的行动中看出其与君宪派的政治分歧，希望他们团结崛起，成为和君宪派抗衡的力量。《民立报》发表《与读十年。书者一夕话》的文章指出：“苟人民不厚集其强力，以为最后自卫之坚盾”，则“国会成立之日，即此辈伪立宪新党助政府以克服平民之日”《民立报》1910年。10月31日。。革命不能单线作战，暴力反抗需要和平合法斗争的呼应配合。关键在于，要使这种配合紧密协调，而不仅仅体现为客观上的殊途同归，还应当能动地进行统一部署指挥。革命党人没有适时地担负起国内和平斗争的指导责任，把它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双方的协调只能在实际进程中自发实现。这样，彼此间难免出现局部或暂时的不吻合甚至抵触现象。这一战略失误造成思想倾向相符的革命党与国内激进民主力量在组织和运动方面严重脱节，对此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宝贵的经验教训
学生在民主运动中也暴露出不少缺陷弱点。本能可以推动程度参差、态度各异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起而抗争，但热情不能代替理智，缺乏足够的新理性指导和组织保障，又使他们的行为带有几分非理性躁动，形成理性综合缺乏症。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民主思潮的勃兴反映了学生痛恨专制渴望自由的迫切心情，但囫囵吞枣式的理论接纳留下了产生民主倒错意识的病灶，很少有人能够系统全面地理解掌握民主思想武器。由于缺乏制度的感知体验，透过本位“文化眼镜”来理解西方民主观念，不免隔膜偏差，形成认识误区。同时，国会请愿毕竟是直接追随立宪派，行为方式难免受后者的影响。如奉天学生率先兴起，并能全体一致行动，在督署请愿时对官吏差役的软磨硬抗进行了坚决斗争，但又屡次采用跪地哭求，“叩头抢地，流血满面”的方式，试图打动清朝官员。学生代表一面大呼：“至死不当奴隶！”斥责“在上的多方压制，握教育权的极力束缚，不教有一点的动作”，一面又说：“学生的知识不是自己就能发达，全仗在上的提倡，施教育的化导，才能知道爱国忠君的道理。”并对提学使反复叮嘱的“守秩序”颔然首肯。《叩头流血泣请代奏详述》，《盛京时报》1910年。12月8日。尽管此类言行为请愿这种特定形式所需要，而且的确感动了部分良知未泯的官员，但也反映出学生民主意识的浅显。
2.领袖骨干分子与一般群众的思想行为存在明显距离，又没有稳固的组织系统弥合调节。群情激愤的热烈氛围使热血青年。斗志陡增，而好奇心理则驱使他们在理性思索之余追求直观的感官刺激，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立刻从者如潮，相互撞击摩擦，情绪顿趋炽烈。他们狂热地要求民主，但坚定的信仰、坚忍的意志、牺牲的勇气等等应付恶劣形势的心理准备普遍不够充分，一旦遇到高压和离间，松散的联盟便难以撑持，很快分化瓦解。
为了将大规模的民主风潮压制下去，清政府专门制定了《学生罢课善后办法》，采取层层分离政策，对“始终不受煽惑、照常上课者”加分给奖；“事出后曾敢言不应为者”分别奖励；参加过运动而“先归以避纷者”记过一次，准予回堂；凡“出头滋事”、出堂不考试者，斥退；阻挠他人上课者，斥退赔款；任纠察者，除斥退赔款外，通告各学堂不得收录，亦不得担任教职。《国会热之断根方》，《蜀报》第7期。直隶、四川等地学生在坚持中已出现动摇暗潮，各个击破的分化政策最终涣散了军心。领导运动的教师遭到逮捕流放，坚持罢课的学生代表也由于群众的彷徨观望顿形孤立，被当道杀一儆百，开除斥革，成为民主祭坛上的牺牲品。四川学生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毫不畏惧，无一退缩，而立宪派说客的花言巧语却使一些人解除精神武装，离开会场。学生领袖骨干对官府镇压坚决反抗，但当他们发觉自己处于当局暴政和群众退却的孤立境地，精神立即陷于崩溃。不同学堂之间也存在差距。以声势浩大、斗争坚定著称的天津学界，游行请愿之日，北洋大学堂竟无一人参加，引起同侪的强烈不满。其他各校学生一怒之下，声言要当晚聚众前往捣毁之。屠季和：《清廷查办吴樾炸弹案和天津学界请愿立宪之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第388页。据《大公报》报道，北洋大学堂学生参加了12月15日的全国旅津学生会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