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生流动性大，社团组织很难稳固，各组织之间更缺少常规联系，以保证有组织对抗态势和持续冲击力。第四次国会请愿兴起时，学生曾力图改变这种局面。奉天学生派人到天津争取支持，使学界的政治斗争首次突破省界，实现跨省联合。各省旅津学生则各举代表二人，返回本省，准备联合大起请愿；并向路远山遥、无法派遣代表的西南西北五省发电通报，呼吁响应。但由于缺乏经常性联系，很难一下子统一步骤，除四川、云南两省有所回应外，回省代表仓促间无法打开局面。
3.民主要求的迫切与基本素质的奇缺形成尖锐矛盾。民主不是空泛抽象的概念，不能仅仅懂得一般民主原则或精神，只有经过制度化训练，才能正确掌握使用民主权利，适应遵守民主制度，并且内化为文化习惯。就群体而言，学生无疑是近代中国最富民主精神的部分。然而，这些民主先锋对抽象原则概念的表象认同，远过于对具体制度程序的切实掌握，除了自治的微型初级形式，他们从未真正接触过民主制度和享有过民主权利。因而一旦骤然进入较高层次的社团活动，就不免几分迷茫。成都各校学生代表在集议国会请愿事宜大会上的混乱情形，充分暴露出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训练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如果没有教习刘栋及时出面组织，很可能流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
从无到有需要经历由幼稚而成熟、由混沌到有序的过渡，问题在于，民主热情极高的学生竟不适应他们长期向往追求的民主制度，说明对原则的抽象认同与实际遵守规范程序不一定吻合。学生的民主本能追求如不纳入理性制度轨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情绪化躁动，增大学生的非理性倾向，使其社会公德心与责任感发生扭曲（如一味以破坏性冲击来表现自我），令社会陷入周期性动荡的痛苦循环。通过情绪制度化达到本能理性化，是变破坏力为建设力的唯一有效方式。清政府表面高唱预备立宪，奉学生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却严禁他们接受和接触任何形式的制度化训练，这种釜底抽薪的作法，目的在于使民主永远成为专制者手中欺骗愚弄民众的工具。学生虽然在非法状态下进行过局部性的自我初级训练，但学生自治与社会政治民主制度在程度、规模、内容、程序、形式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别，不能相互替代。统治者以民智未开为民主缓行的借口，阻挠实行民主制度，实际上剥夺了开民智的必要条件，把民主化进程推入循环往复的怪圈。这样，学生民主运动发生的频率规模，便成为衡量检验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真伪深浅的重要标志。
斯大林有一个观点符合社会实际，他说：“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9页。近代中国学生心中美妙的蓝图，就是建成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型民族国家。民主追求不仅构成他们的思想主导与活动中轴，而且一再表现出代表民众的强烈意向，具有雅各宾党人那种“革命民主派”特色。他们的勇敢探索与奋斗，为中国的民主化留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戊戌以来，中国民主进程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民智未开，总体上民主精神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民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学生群崛起后，民主化由少数思想家政治家的宣传鼓动向着变革制度的群体运动发展，矛盾更为尖锐。以下层社会民智未开指责新兴力量的追求努力为躁进，抹杀民主运动高潮迭起本身就是民智部分开启的表现，将严重阻碍发展进程。透过现象看本质，关键在于解开国情与国是的缠绕，澄清主导载体与主要载体的混淆。由于缺乏民主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化就是与既定国情格格不入。本土文化不仅不是近代化的生成系统，即使作为接受系统，也有很强的排斥畸变作用。因此，不能单从国情现状判断民主是否可行，而必须改变现实，以创造条件。国情是变革的依据，国是则为变革方向。要求具有前驱意识的学生了解国情，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改造，而不是消极适应。掌握社会支配权的清政府借口民智未开缓行宪政，又压制民主宣传和运动，这正是国情中阻碍民主化的最主要症结和病灶。所以，对于近代学生的民主思潮与民主运动，不能到正统礼教文化那里验证可行性，也不宜超越时代，加以苛求，而应从社会发展趋势来把握方向性。
民主化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又是移植借鉴的产物，需要学习和示范。因此，必须特别重视先导媒介力量，尤其是学生不可替代的群体地位与作用。民主化与人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成正比，而各社会群体的文化文明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尽管民主制形式上意味着承认大多数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但当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层、群体和利益集团时，民智不可能同步开通。所以，在实际进程中，特别是在派生的中国特殊环境里，只能依据不同区域和群体的民智开启程度，实行区分层次、各有侧重的差别程序。对于不能自发产生民主精神的主体性载体，首先应当改变物质条件，进行启蒙教育，使之滋生民主意愿和需求，然后通过示范性引导和影响，将其领入民主化正轨。而对于接受和传播民主思想的主导性载体，特别是处于突前位置的学生，则应以试行民主制度来培养心理习惯，对制度进行调适，为民主制的建立健全进行探索与示范。这样既可避免主要载体的民智未开阻碍整个民主化进程，又可使主导力量的宝贵活力免于低效耗费，循序渐进由消极遁词变成积极进取，两种载体间的关系由矛盾走向协调，使民主化进入良性顺态发展轨道。否则，将主导力量的追求强加于一般民众，或以主体力量的蒙昧限制新兴群体，就会造成错位和压抑，使超前与滞后现象同时削足适履地出现于民主化进程中，主导力量斗争的失败成为民智未开的论据，主体力量试验的挫折又导致民主无用的心理倾斜，循环往复，遗患无穷。
清末学生的民主斗争主要指向专制权力。虽然他们不断地试图把文明民主之风吹向广大乡村，并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宣传启蒙运动，对封闭落后的乡土社会有所震动，但总的说来，思想冲击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教化权力的基础。这可以说是近代学生民主运动的最大局限之一。不改变乡村社会教化权力的基础结构，就会不断产生对专制独裁的需求。甚至作为变革力量出现的时势权力在向同意权力转化时，受到权威崇拜的影响，也发生畸变为专制权力的危险倾向，从而损害民主的声誉，造成民众对民主的二重离异。
单纯的民主主义不能打破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与专制权力的牢固结合，因此，五四前后学生普遍转向社会主义。不过，这一转变是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一方面，纠正辛亥时期学生的民主追求以“民权”为概念，过于集中在政治权利一点，影响了个性解放的偏向，更着重于改良社会土壤，更新文化心理，纠正倒错意识。另一方面，以经济平等充实政治平等，争取真正的普遍参与，防止民主制度被少数人利用而发生变质，根本改变民初共和形式与民主内涵严重不符的状况。
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无不以金榜题名、沙场扬威或作为忠臣义士而留名青史为荣。诚然，疆场之上，帷幄之中，樽俎之间，都是少年。英俊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方寸之间、斗室之内也可以成为莘莘学子成才立艺的小小世界。然而，经历了2000年。专制统治的中国，更需要众多青年。打破牢笼，走出象牙之塔，争当舍身求法的民主斗士。这并非传统士人为民请命的沿袭，而是近代主体意识的再现。民主是近代中华民族的神经中枢，学生们不断敲击民主之弦，才使古老文明在刺激震颤中重现生机，焕发精神。因此，和平形式的民主斗争，不仅被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平民百姓也往往认作犯上作乱。青年。们为此奋斗的英勇献身精神，其悲壮激烈，不仅丝毫不逊色于杀敌卫国的民族英雄，冲锋陷阵的沙场骁将和大义凛然的仁人志士，而且更加集中地体现和发挥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正是由于他们开天辟地惊世骇俗的壮举，民主才得以奠下深深扎根于神州沃土的基石，艰难曲折地发展生长，并为后世青年。开创了新的风范。
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辞旧迎新，国会请愿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下去，但统治者并未得到片刻安宁，他们已经预感到末日将临的沉重阴影。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的确是大清一统江山仅存的最后一个新年。了。“立宪者，朝廷所利用以加增吾民负担之契券也。”清政府在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中撕破伪装、赤膊上阵的拙劣表演，使之彻底失去蛊惑人心的漂亮幌子，直接暴露在民主浪潮的冲击之下。革命党人大声疾呼：“公等苟欲希望国会者，则自今以往不可不与朝廷立于对付之地位，不可不自为国会之主动者，而使政府立于被动之地位。”“铸此数十百万人之血泪，片片皆化为政治之实力、国会之草稿、宪法之模型，一一经吾人之手造而出，彼三数人之手足耳目，直为吾人之势力所牵率利用之为傀儡有余，夫如是而后可以自救。”大哀：《噫吾民之迷梦犹未醒乎》，《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学生们不再向清政府要求民主权利，转而经营自己的政治实体，更有不少人直接投身革命。曾任旅津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副会长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生胡宪，就成为天津共和会副会长。新年。伊始，社会各阶层都在密切注视着时局变化，制定应变方针，寻找各自的出路。果然，一面迎风招展的国民会大旗出现于华夏九州，召唤着青年。学生奔向民主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