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进行情况看，国民会在上海设总部，各省各埠设分会，而各省又以省垣为总机关，外府为分支机构，这样层层相属的组织系统，将分离涣散的各阶层民众结合为统一有序的政治势力，形成具有内外职能和实际社会控制力的民间权力机构。它对外公开宣称：“自求为外交之主体”，即“以商务、工业、学术种种诸方面，组织国民的团体以与外人为直接之交际，而无俟听命于政府”练：《论国民当求为外交之主体》，《民立报》1911年。8月21日。。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政权，但这种民间外交主体的出现，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的表现，所谓商务、工业、学术，显然包含路矿利权和国际条约。在内政方面，该会虽公开声言“非吾人所问”，但同时又表示：“然而朝局政态，日就欺罔，凡吾民前此所要求之条件，日渐发表，非但不能慰情胜之切，而荒淫偷窃，甚于畴昔。此益可以坚国民自卫之心，而不敢冀政府之有以福我。是其反激，正我国民会之后援旁助，而代我说目者也。”《国民总会宣言书》，《民立报》1911年。6月15日。显然决非不问，只是不与清政府公开争辩，而径自以民间权力取而代之，以民众自治与清廷专制相抗衡。国民会的政权功能，正是建立在拥有军、政、财、外交等项实权和能够控制社会的组织系统的基础之上。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双向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中具有特殊复杂性。传统社会集权统一与分裂割据的矛盾仍然继续，又出现了中央专制与地方自治的对立。后一趋向反映了地方绅商权力地位的强化提高，他们要求减轻政府的直接控制，参与地方政权，以维系、巩固和扩大其既有的地位权利。不过，要彻底摆脱在专制体系内分权与集权、统一与割据的循环，民间政治实体的内在结构必须贯彻民主原则与制度，从而形成社会制衡机制。湖州国民分会成立时，归国代表特意声明：该会与前此之尚武公会不同，“前会不过强身体防盗贼”。“今宜认定‘国民’二字，为国防问题、民族竞存而发生者。”《国民尚武分会成立记》，《民立报》1911年。7月28日而“国民之要，在人权二字”，“无人权思想则不得谓之国民”。民间权力机构就是要集平等自由的人权为民主自治的民权。国民会成立之日，人们纷纷赞道：“今日国民成立大会，可谓中国国民第一纪念日。”《国民会成立记》，《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今日开幕，国事存亡，惟贵会之实力是赖。”《专电》，《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这种以“人权”为基础的民间政治实体，要求权力来源与权力结构的根本改变，而不是权力重心的简单转移。
国民会表面承认清政府，实际上不仅认定其不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而且是民众合群自保的严重障碍。这种只承认其存在的现实性而否定合理性的态度，与维新立宪派的双重承认也有明显甚至本质的区别。当清政府阻挠国民会活动时，有人愤然指出：“将欲请承国会，则政府指为浮嚣，将欲扩张民权，则政府疑为抵抗，欲合团体以谋自保，则政府加以煽乱之诛，欲伸公愤以折强邻，则政府责以排外之罪。”“吾不解政府何厚于外人，何仇于国民，而不恤倒行逆施如此也。”梦幻：《呜呼国民军》，《大公报》1911年。4月6日。表面承认是权宜之计，只要“政府不阻挠，则办事自好着手也”《留学界空前大会》，《民立报》1911年。5月4日。。而要实现真正的宗旨目标，“必求之公意，成于众力，掌以公权，为政府官吏所不能为，为保固邦本所必宜有事。其对于政府，不为异变以肃其心，不为附随以厉其行”《为国民会事敬告全国父老兄弟》，《民立报》1911年。6月10—13日。。以民众为后盾和依靠，坚持“吾民自出其力，自保其生命财产，以保国家之生命财产为唯一之目的。政府而阻挠我也，不必因此而生畏缩心，政府而赞助我也，更不必因此而生倚赖心，作一日国民尽一日国民之义务，苟利国家，死生以之”无妄：《伟哉国民军》，《大公报》1911年。4月1日。。不畏缩不依赖，对政府的独立性表现得相当彻底。
有人更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立国，非铁血不足以图存。”“贼民之官吏不可恃也，弃民之政府不可恃也，渺茫之国会不可恃也，伪行之立宪不可恃也，可恃者吾民而已，可恃者吾民之武力与铁血而已。国民会也，商团联合会也，学界联合会也，敢死团也，义勇队也，少年。军也，轰轰烈烈，矞矞皇皇。虽其间有已成未成有成无成之别，然要皆足以表证吾民武力与铁血之真精神者也。”永江：《提倡尚武精神说》，《民立报》1911年。4月28日。以国民会取代和否定清政府的意向跃然纸上。民众有了自己的权力代表，就不再需要异己的统治者，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政府成了社会的赘物毒瘤。在行动方略上，该会明确规定：“不得再请国会。”《中国国民会议案》，《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这固然是为了避免与当局在此问题上冲突纠缠，但也反映出，含有承认清政府存在合理性意味的国会请愿，不仅作为政治行动纲领已失去号召力，甚至连策略意义也不复存在。
在具体筹办过程中，国民会组织者们的态度行为反映了上述变化。如程序上士绅主张：“先呈递章宪，俟其批准，始有效力；而代表则主张先组织筹办机关”《军国民轰天震地》，《民立报》1911年。7月7日。不理会官府是否允许。个别人谋诸地方官被拒，人们奚落道：“以国民事业而与奴隶知县谋，何见之浅耶？”《嵊令仇视国民团》，《民立报》1911年。8月6日。思想上皇权与民权的对立，外化为官民间的严格分界，虽不能立即打倒皇权，却坚决排斥官权。在国会请愿失败，武装起义受挫，而民族危机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民间分权实体的出现，使广大青年。学生变革救亡的焦虑心情有所寄托，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国民会以人权为基础的组织原则，以独立为宗旨的政治态度和以尚武为手段的斗争形式，更与青年。学生的内心追求相印相通，因而双方一拍即合。
学生的积极响应与国民会的有意争取相辅相成。国民会既然把重心放在民权合群方面，就不能不特别重视学生的作用。为了“取诸人人之怀中而尽其固有之良知良能”，“实行国民应尽之义务”，它规定：“凡年。在十五岁以上，赞成其宗旨者皆可为会员。”《国民会成立记》，《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首先在原则上恢复学生被剥夺的国民资格及其权利义务，进而在行动方针上确定以学生为重点发动对象。该会议案中专列有学堂增设兵操，以及在各府州县设立与工、商、农团并行的“学团”《国民尚武大会记》，《民立报》1911年。7月6日。等项内容，希望学生发挥先锋作用，“合同学子，督勉国人，展发热力，贡献国家以药砭”《学界联合会敬告国人》，《民立报》1911年。5月28日。。这样，国民会（军）不仅以民主、爱国、尚武、独立的形象博得学生的赞赏，而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戴。
帷幕后的革命预演
国民会得到学生的全力支持还有一个潜因，即蕴藏其中的革命精神和组织动力。表面看来，国民会与历次反帝爱国斗争一脉相承，没有显著区别，实际上，前此的救亡运动只是广义上属于民主革命范畴，而国民会则是帷幕笼罩下革命的直接预演。
国民思想本是容易导致共和革命的政治观念。从理论逻辑意义看，国民是国家主人，政府为国民公仆，国家事务应由国民决定，政府不过是执行机构，其自身的存废亦须取决于国民。从现实上看，清政府专制腐败，丧权辱国，非但未能履行国家职能，反而成为民族独立与兴盛的障碍。前提具备，余下的只是简单推理和心理突破。狂热鼓吹过国民思想的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们，也不免受自己理论宣传内驱力的促动，曾一度情不自禁地倾向革命。只是在祖师爷康有为的训斥胁迫之下，才足不前，临歧而返。也许由于礼教忠孝观作祟，康有为不忍背弃有恩于他的明君，梁启超则不忍反对有教于他的师尊。但要在国民思想体系中为皇权帝制保留一席之地，也难为了梁启超这位才子，他不得不常常自我解嘲似的曲意辩解，显出师徒之间的思想间距。而未沾“龙恩”点滴，却大受专制之苦的青年。学生，更难容忍这个马厩牛圈继续存身。在国民思想影响鼓动下奏响的国民会第一乐章，就是金鼓齐鸣的革命进行曲。此后，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无不以国民自命，日益扩大的影响还渗入革命党的政纲之中，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即以“国民革命”为口号，而用“中华国民军”作旗帜。1903年。的国民总会在革命分子影响下，也闪现出激进火花，温和派要改变组织的政治宗旨，就不得不连名称一并更换。国民思想在传播中与学生关系日益紧密。梁启超在鼓吹国民思想最为狂热的时期，很自然地对中国民主化的青年。先锋寄予厚望。一旦退缩，对学生的态度也立即改变。不过，理论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独立性。创立传播者不辞而别，理论固有的特性并未随之消失。国民思想的革命内涵在梁启超告别共和后依然熠熠生辉，鼓舞和推动广大青年。学生与君主专制进行斗争。国民、学生与革命，构成民主化进程从思想到组织到运动形式的联系环节。
1911年。的国民会不仅客观上具有革命内涵，而且是在革命党人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组织下产生和形成的。它负有公开反对列强侵略，秘密联络力量，配合响应广州起义的双重使命。政治上坚定彻底的独立姿态，与组织上的革命动力和中坚密切相关。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设立负责筹备广州起义的统筹部，派熊越山赴东京主持工作。熊担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与同盟会东京本部负责人刘揆一、李肇甫等人一起，发动留日学生组建国民会。在成立大会上，刘揆一、刘贵炎、陈策、何畏、夏重民等同盟会员相继演说。该会理事长即由同盟会书记部书记李肇甫担任，4位章程起草人也都是同盟会员。他们借留日学生归国组建国民会为掩护，将革命骨干派往国内各地，发动和联络力量，响应广州起义。有案可查的27位正式归国代表中，同盟会员占18人，还有一批同盟会员则借机潜回国内。小岛淑男：《中国国民会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