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革命分子归国和起义紧锣密鼓地筹备，惊动了清政府，使其嗅出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尽管同盟会员竭力避免让国民会的反清革命意图表象化，但很难保证滴水不漏。当广州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之时，4月21日东京国民会举行大会，留日学生的革命激情如火山喷发，倾泻而出，他们争相登台，痛斥清政府“直外人之走狗，直瓜分我国之戎首耳”。并公开表示：“吾骂外国，吾不能不先骂政府。”既然“满洲政府之虐待我断送我如此其甚，我辈尚不与之断绝交涉乎？”因此大声疾呼：“学葡萄牙人，整起精神，把那一般卖国贼杀尽。”有人倡言组织暗杀团；有人提议：“全体归国，运动劳动人起而反抗政府”，争取美国“赞助我独立”《留学界空前大会》，《民立报》1911年。5月4日。。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一片沸腾。国民会揭出与同盟会革命方略相同的“国民军”旗号，绝非偶然巧合，也不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它把学生与革命党、爱国青年。与起义将士连接成有机的整体。大批青年。学生正是在这一旗帜的引导下走向革命。
为了便于在国内站稳脚跟，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东京国民会规定：归国代表“不得煽动革命”《中国国民会章程》，《民立报》1911年。4月24日。。但这只是对公开活动的策略性限制。实际上，代表们肩负秘密使命，他们依据具体环境，分别开展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革命活动。因此，各地国民会的性质并不一致，大体可分为几种类型：1．归国代表与当地同盟会员结合，使国民会成为团结各界人士的政治联盟和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以上海国民总会和江西、福建国民分会为典型。中国国民总会会长由同盟会员沈缦云担任，39名干事中同盟会员11人，其中主管实际事务的4名庶务干事中，有3人是同盟会员。所以后来该会宣称：成立时即“坚抱编练民军，改革政府之主义”《国民总会职员会》，《民立报》1912年。2月11日。。江浙两省的国民分会是上海总会的直属机构，江西国民会则是上海总会为响应武昌起义而派人前往组建。福建国民会的骨干也大都为归国和国内的同盟会员。2．借国民会的名义公开发动联络各界民众，并以此为掩护，秘密组建同盟会机关，如云南、山东。山东归国代表丁惟汾和云南代表杨大铸、王九龄等人分别负有“密组机关部”《丁惟汾》，《革命人物志》第1集。和“团结全省民众，推倒云南政府，实行革命”张大义：《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开国文献》第1编第12册。的使命。他们一面公开联合各界人士组建国民会，一面暗中发展革命势力。3．单纯从事爱国救亡斗争，组织与个人均未开展革命活动。尽管如此，由于全局形势及东京、上海总会的影响，国民会作为民权的代表机构，仍与清政府尖锐对立。矛盾激化到了必须以对抗形式彻底解决的临界点，不能不外化为实力较量。虽然有人还在唱着“嚣张之气不可长，而锐进之气不可忘”的陈词滥调，把“少年。豪侠”那种“时悬一推翻政府之意想”的激烈倾向认作“不能忍小忿而就大谋”《论民气消极之可虑》，《大公报》1911年。9月11日。的盲动，但社会思潮的主导趋势已在激励人们打破“畏政府”的心理。广东留日学生的广民会发布《为国民会事敬告全国父老兄弟书》，指出：如清政府“执其顽迷，妄欲害此”，“是则我侠士雄夫所必不许，是则我父老兄弟当更操其决心前仆后继以求此义之实行，是则某等将不惜其志士之血，激为群义之光，庄严而致之日月光辉之下。”《为国民会事敬告全国父老兄弟》，《民立报》1911年。6月10—13日。
国民会难以掩饰的革命色彩使国内外舆论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它与反清革命的密切联系，认为清廷“犹防不已，继以压制，则国民之气愈挫而愈厉，政府之力愈用而愈衰，恐英伦巴黎之惨剧，不免重演于我邦”无妄：《论政府治国民之非计》，《大公报》1911年。4月1日。。特别是对以青年。学生为基干的国民军，几乎视为革命的预备队。俄国革命党人预言：“现在中国成立各民团，组织国民军队及体育会等，将来若与新军联合，举行革命，曾与政府大有关系。”《俄民党之论中国》，《盛京时报》1911年。5月7日。《盛京时报》也说：“近时中国每有革命党之举动，一旦民兵练成，恐与有影响。今中国特教练民兵，不啻自寻纷扰耳。”《国民军》，《盛京时报》1911年。5月7日。守旧势力对此更为敏感，有人惊呼：“今日国民军成立后，倘亦不服训令，庞然自大，则其患更甚于敌兵。”《敬告》，《刍言报》第38号，1911年。。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焦点之一在于武装，民众试图建立新型自动武装组织，去反对统治阶级作为国家主要强力工具的特殊武装队伍，这一行动不仅出现于辛亥起义中，而且在预演阶段就登台亮相，敲响清朝暴政的丧钟。
事态的发展果然印证了人们的预见。由于广州起义仓促发动便遭失败，各地国民会又遇到重重阻碍，进展不一，发动民众响应首义的具体计划未能实现。清廷对学界更加担忧畏惧，进一步全面加强控制，取缔一切尚武活动，使国民军陷于停顿，国民会也面临困境，只能勉强支撑。但民主尚武的巨大热情已汇入反清革命洪流，推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总决战态势，只待导火引爆。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出现以“中国大汉会”名义发布的公启，宣称：“国民军起，出师堂堂，建立民国，光复家邦，不设地王。”《广东官场之对头》，《民立报》1911年。6月24日。国民军成为各地义军普遍采用的正式旗号，既是同盟会《革命方略》所规定，也由于国民会的广泛影响。在各省光复中，国民会及其附属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国民总会和模范体操团“东南光复时尤著伟功”。民国成立后，“该会职员大半服务临时政府”《国民总会职员会》，《民立报》1912年。2月11日。。由同济学生朱家骅、邵骥等人发起，附属于国民会的敢死团，在南京、汉口、广州、昆明等地密设分团。辛亥起义时该团成员组成学生军，随黄兴驰援武汉。江西、福建的国民会也是当地促成光复的主要力量之一。民国成立后，国民总会因“我会昔日既系由同盟会发生，是同盟会员所组织，两会之会员，犹一会之会员”，“总会发起诸君又皆同盟会之分子”，不必另立门户，遂将总部及各地分支正式并入国民党。《江西国民总会致沈缦云函》；《宁支部宰忠汉致总会函》，均见《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
利用兼有政党政权双重性质功能的民间社团，通过公开合法斗争发动民众，积聚革命力量，配合响应首义，这是同盟会战略决策的重大改进。尽管同盟会的领导层投入力量不多，思想重视不足，许多工作由东京本部和国内各分支会员自发进行，但毕竟是一项由领导集体决策，并通过同盟会组织系统（包括中部总会）加以实施的战略方针。在许多地方，同盟会机构和成员对此倾尽全力。就连对国内和平合法斗争一贯轻视批评的革命报刊也一反常态，《民立报》的态度在舆论界最为热烈，报道也最为详尽全面。由于和保皇—立宪派的严重政治分歧，同盟会长期对国内民主爱国运动冷淡隔膜，存在着把群众斗争与立宪派活动相混淆等同的模糊认识，缺乏必要的针对性宣传和组织引导，使之与革命运动有机地协调配合。尽管革命党人的活动对国内学生不断发动和长期坚持斗争有着重要的刺激推动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客观上也有所呼应，但双方行动的脱节毕竟分散了力量，使起义暴动缺少群众基础和直接响应，显出几分军事冒险色彩。而国内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则带有一定的自发倾向。
随着国内民主爱国斗争的发展扩大，民众与清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各种势力的态度差异逐渐清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激进潜流日趋表面化，从而缩小了与革命运动的政治间距，思想沟通要求转化为行动结合，宗旨一致朝着组织联系发展。有鉴于此，革命党开始调整战略，力图把国内民主势力直接纳入革命轨道，使武装起义由军事暴动发展为社会革命。国民会期间，同盟会员活动的重点不是争取立宪派，相反，在一般情况下有意排开立宪派领袖，直接发动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试图利用和扩大他们之间存在的裂痕，改变国内合法斗争的原有结构组合，切断立宪派的指挥系统，接管领导权，率领民众开展民主爱国运动，扩大自己在国内的社会基础。然后进一步削弱立宪派的影响，使和平斗争向反清革命过渡。这样，以国民会为起点，国内民主运动正式开始总体性脱离立宪派支配，逐渐接受革命党领导，进入双方协调配合的良性轨道。
从一定意义上看，国民会是同盟会对其社会动员组织和指挥能力的一次检验，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在光复中的决策方略提供了参照。尽管同盟会的战略转移太晚，组织实施又不够得力，仅部分实现意图，来不及树起声望超过立宪派头面人物的地方性领袖群，在争夺对国内民主力量领导权的斗争中占据优势，只能吸引原已倾向激进的青年。学生。但学生的响应不仅直接扩大了革命党的群众基础，而且对其他阶层的民众具有影响和引导作用，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曾经表示：民国得到了必须得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拥护，可以影响“总是跟着走”的群众。《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而国内外青年。学生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主要成分，对此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此而论，革命党后来一度失去群众，固然由于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有所距离，当革命氛围淡化消失后，前者激进情绪的社会鼓动效应大为降低，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革命党未能有效地巩固和发展它与新式知识分子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这一与之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群体大失所望，弃之而去，自己陷入孤立状态。
国民会的三部曲变化，显示出清末10年。间同一时代主律经过反复变奏而不断强化的历史进程，国内民主运动激化与革命党活动发展互为作用，学生与革命党人的政治共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加强。认识深化与范围扩大，都是革命形势上升发展的标志。学生们尝试过一切在暂不触动清王朝的条件下救亡振兴的努力，结果一无所成。经过国民会民主、独立、尚武之风的熏陶训练，他们终于在革命浪涛汹涌而来的时刻，吹响了学生军威武雄壮的冲锋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