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激进民主势力，国内学生的各种活动客观上一直为反清革命创造条件，并日趋紧密地与武装反清协调并进，成为冲击清朝统治的第二战线。然而，殊途同归只是就和平方式而言，在层层涌进的学界救亡变革浪潮之中，始终奔腾着一股革命激流。学生与革命党的直接关系，既是学生活动的重要方面，又是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革命党的战略思想及
其在学界的活动学生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受革命党对国情的认识及其战略决策的影响支配。在后者看来，中国社会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已经腐败，下层愚昧无知，启蒙去腐的历史使命只能由中层肩负，而学生便是能担此重任的主要角色。同时，革命党自己也大都是学生，近似性更使他们对学生有所偏倚。同盟会是辛亥时期领导和影响革命运动的主要团体。该会集国内各省学界精英而成，对于学生尤为重视。1906年。同盟会重要领导黄兴在《民报》周年。庆祝会上发表演讲，引证了欧洲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是学生担任去做的”实例，呼吁听众“莫要说今日做学生的时候，是专预备建设的功夫，须得要尽那革命的责任”《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这番话明确表达了同盟会战略上对学生的倚重态度。
公开演讲毕竟比较抽象，而且对象又是留学生。同盟会组织松散，几度分裂之后，更是群龙无首。其在国内的分支及附属团体认识不尽相同。而同盟会以外的革命组织也态度各异。一般而言，革命党在国内选作发动对象的主要是新军、学生和会党，其战略思想的组织体现，就是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看，他们以学生为宣传发动骨干，并承担革命的指导和成功后的建设之责，而以新军、会党为武装斗争的主力。由于学生的作用无法取代，对该群体的态度没有直接分歧。但在新军、会党的侧重上则差异较大。同盟会、光复会、共进会都曾以会党为工作重点，只是在屡起屡败的教训下，才将目光逐渐转向新军。只有湖北文学社系统一直注重新军。会党、新军成分不同，战略要求各异，二者的轻重取舍，将间接影响对学界的倚重程度。此外，各地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千差万别，三种势力的状况与比重不同，也导致各地革命党对学界态度的变化，形成战略总方针基本一致下的诸多分歧，影响着学生与革命运动关系的具体形态。在会党势力强盛之地，革命党对会党寄予厚望，而在新军倾向开明之区，则以军队为发动重点。同为共进会，在四川和湖北就有不尽相同的战略眼光。随着新军力量的增强和素质改善，革命党愈加感到争取这支新式武装的必要。而新军自身也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其中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新军中学生比重的增大与结构的变化。由于新军组建进度不一，在量的积累未达到压倒旧军优势的地区，即使将新军全部争取，亦无济于事，因此个别地方的新军尚未引起革命党的重视。北方各省的旧式教门愚昧落后，新军又为北洋集团严格控制，革命党虽经艰苦努力，仍无法打开局面，只得固守学界。
从区域形势看，革命党与学生的关系主要有如下类型：一、以学界为立足点和活动基地，如湖南、山东，革命势力一直集中于学界。河南、直隶等省情况类此。一般而言，以学界为主是发动阶段，1906至1908年。最为突出。学生思想开放，易于接受革命宗旨；革命党人与学生具有相似性（即年。龄、能力、智力、经历、学历等一致性和共同性），容易沟通感情；学生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既广且密，又有学校为合法掩护，便于组织联络，聚集力量。因此，革命党人往往以学堂为秘密机关，湖南的明德、唯一、安徽的尚志、安徽公学、山东的东牟、震旦、陕西的健本、河南的中州、浙江的大通、明道、四川的东文、叙属、重庆中学、广东的南武、上海的爱国女校、中国公学、云南的讲武堂、保定的育德、天津的北洋女师、广西的梧州中学等，均被人们誉为“革命胚胎之地”陆殿舆：《清末重庆府中学堂》，《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51页。。特别是在相对闭塞的基层社会，革命党更加倚重学界，府厅州县以下的革命机关大都设在学堂。
二、立足学界，争取会党。革命党以武力反清为主要活动形式，不能只靠学生从事小型暗杀。会党拥有武装和一定的组织，是现成的行动力量，但缺乏进步宗旨和近代意识，成分复杂，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提出：“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期。当在学界站稳脚跟，聚集起一定力量后，四川、浙江、东北等地的革命党便着重发动会党，利用学生与会党的既有联系，或鼓动学生直接加入会党，以便掌握和改造。
三、以新军为主，军学并重，这是组织准备的成熟形态。其中又可分为两种形式，湖北以士兵为重点，兼顾学界，广东、云南等省则着重利用官佐，特别是通过军校生的毕业任职来争取和掌握新军。据统计，仅由同盟会员任职任教的军事学堂即达30所，占总数的2／5强。周兴樑：《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的活动和斗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第274—288页。云南讲武堂、江宁水陆师、浙江弁目、保定陆军速成、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以及湖北、广西、云南的陆军小学等，都成为新军革命的摇篮。军校生是近代中国学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党的倚重，表明即使在武装行动方面，学生的作用仍不可忽视。不过，利用军校毕业生来控制新军虽不失为捷径，基础却欠稳固。
四、军、学、会党三足鼎立，各有分工侧重，浙江、陕西、甘肃等省较典型。该形态在辛亥前夕最为普遍，实际是前三种类型的混合。
由此可见，无论革命党人的战略方针如何分歧变化，学界始终是重要的依靠力量，或者说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学界展开活动。辛亥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或近代民众反帝斗争，只有民主与科学培养起来的一代新人才能掌握方向与性质，不仅以武力反对腐朽的清王朝，而且以文明民主反对愚昧专制。因此，民主与科学色彩最为鲜明的学生自然得到革命指导者的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仅同盟会员在国内创办和任职任教的各级各类学校即达155所（不含军校），分布于全国20个省区的城市乡镇。革命党人或直接吸收学生加盟，武昌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方言、工艺、矿业、铁路、测绘、师范等12所学堂设有代表。在秘密状态下能够大批量地扩展组织，只有学界和新军；或通过骨干建立外围组织，及利用公开社团，以吸引广大青年。。云南公学会一度在60余县设立分会。有时一所学堂中几个团体并立，以便发动各类学生。如湖北陆军三中的摅怀诗社、竞存社、洛阳小学的自治会、时事评论会等。有些组织则跨堂而立，如保定共和会吸收了育德、高等师范、高等农业、法律、陆军中小学等校学生，贵州历史研究会由陆小、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校学生共组。其他如安徽合肥学会、云南三迤总会、天津克复学会、黑龙江新民爱国会，都成为区域性革命外围团体。
除组织联络外，革命党还以各种形式向学生宣传爱国革命，启发反清意识，灌输民主思想。他们凭借课堂讲坛，或公开宣讲民主革命的理论史实和著名党人的事迹主张，或借古讽今，诱发学生反满情绪和对专制皇权的仇恨心理。不仅改换正课内容，还出题令学生畅抒己见，或课外集会演说，或以郊游、实地考察名义，凭吊民族英烈，唤醒种族意识。杨毓麟在北京译学馆教授国文时，“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后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杨笃生先生蹈海记》，《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2卷，第118页。。同时，他们十分注重传播媒介的功效，鼓励学生阅读各种反满革命书刊。
多方努力下，学界革命化由认识进入行动阶段，青年。们担负起宣传、组织、联络工作，并在历次起义暗杀的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留下勃发英姿。特别是宣传联络方面，作用更为显著。云南学生组织文明演说会，“每晚自携桌椅，在各通衢登台演说”张大义：《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7—238页。。各地学界编印多种革命书刊，广为散发，因此而遭清廷迫害事件时有所闻。更有借演剧向各界特别是下层社会进行宣传者。1911年。活跃于长江中下游的进化团，由来自四川、江宁、上海、杭州、湖南、江西等地17所学堂的20名学生和5名留日学生组成，上演《东西风云》、《黑籍冤魂》、《劫余灰》、《离恨天》、《白山碧血》等剧目，“专以恣骂政界为主义”，在江宁、芜湖、安庆、武汉等地巡回演出，大受民众欢迎，“有劳动社会以数日之所积而购券入场，一扩眼界”《白山碧血》，《民立报》1911年。4月28日。。地方督抚赶紧以“肆意诋毁政治，毫无忌惮”《进化团之人物志》，《民立报》1911年。8月5日。的罪名，取缔驱逐。一大批文武双全的学生活动于睡榻之侧，令清朝统治者如卧针毡。同时，国内革命党人逐渐意识到不能一味武装暴动，轻视排斥其他形式的斗争，也支持革命学生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影响，如策动罢课，打击学堂当局和地方官府；鼓动罢课罢市，抗捐抗税，将收回利权和保路运动引向革命；以及在国民会中积极掌握武装。尽管同盟会并未统一部署，多是会员自发的行动，毕竟是革命党人主观努力的表现。
学界革命倾向的普遍化
学界革命化不仅表现为革命分子及其活动的增多（相对说来，这仍是少数），更重要的是整个群体的强烈反清意向，没有正式加入组织的广大学生，思想也日趋排满革命，并且将内心希望显现于言行举止，形成以此为特征的小社会氛围。学生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与专制统治的陈规截然相反，而与革命党的宗旨完全契合。一位道学家在1909年。便忧心忡忡地说：自平等自由、革命排满之说倡行，“少年。后学于古今之政术、中外之史书茫无所知，一闻其言，从风而靡”，“而其毒乃遍于学校，裂纲毁纪，视为当然，相习成风”。他举例证明道：“有一人尝食于我者数载，平居固甚驯谨也。入军校数月，以假日来见，则革命排满，信口谰言。言之以严词，夷然答曰：‘公无独责我也，全校皆如是；公亦无独责我校也，各校皆如是。使弗与之党，将不可一日容。势之所趋，非一二人能自立异也。公何独责我？’予闻此神为之噤。姑再询其状，则其言皆人之所不敢言，与人之所不忍言者。”清廷为培养奴才而设的学堂，不仅化为革命制造所，而且成了卫道士的禁地和坟场。
学界对于革命的态度由暗中同情到公开赞助，进而有人敢于大声疾呼，再进而不谈革命则不能立足其中，专制权威扫地殆尽，正统观念变作异端邪说，革命与反革命在学界内部的尖锐冲突，演变为学界与旧势力的公开对垒。这样，处于政治热点的学界又成为反清情绪扩散的重要渊薮，在其影响下，整个社会的观念行为准则都发生强烈波动，所谓：“邪说朋兴，是非倒置，而大防隳矣。犯上而死，美以烈士之名，创乱而诛，加以救国之誉。于古昔圣贤豪杰不能举其一二，而崇拜洪秀全、杨秀清，尊之为汉族之英雄；于西洲政治典章未尝窥其崖略，而推重克林威尔、段敦，师之为革命之鼻祖。久已习非成是，竞为倒行逆施。故此数年。中，谋逆之为、兵变之事时有所见，时有所闻。事败伏诛者累累相望，而此响彼应，奔走呼号，谓为汉族复仇，代国民流血，天职所在，义当如此。患根遍布，随地萌生。”面对此情此景，这位卫道士不禁哀叹：“呜呼！人人具无所不敢无所不忍之心，所至尚堪问乎？”“妖氛戾气，遍布于人间，如种在田，终当萌孽，岂特人心世道之忧耶？”《阅各报记兵警交哄事感言》，《砭群丛报》第1期，1909年。6月。预感到清朝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这种末日将临的哀鸣表明，早在辛亥前3年。青年。们不仅已经走完了对清政府由厌恶不满到仇视否定的心路历程，而且实现群体心态的革命转化，企盼着新的民主政权诞生，并随时准备为此奋斗。清王朝的统治在学界失控，进而导致社会影响中枢的移位，这正是革命来临与成功的先兆。
典型事例从一般状况得到映证。学界革命趋向的普遍化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蔑视以皇权为代表的旧权威旧秩序。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死去，清廷通令学界致哀百日，戴孝哭灵。然而，学生们把所发白布当做腰带或随地乱抛，祭灵时“不仅不哭，反而轰闹甚欢”李健侯：《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82页。“有的作鬼脸，有的拉拉扯扯”③萧华清：《一个县城学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368页。甚至于举哀之际哄然大笑。在场的提学使只能装聋作哑。江苏、广东等地学生干脆请假躲避。学生们印制的同学录，废光绪年。号，用黄帝纪年。还有人故意经常大呼历代清帝的名讳。前此，慈禧的专制余威和光绪的明君残光使人们尚有所顾忌，而宣统小皇帝闹剧般的偶像统治撕破了皇权神秘的面纱。当学生们按例向摄政王怀抱三岁小儿像行三跪九叩大礼时，彼此一问一答地调侃道：“假如宣统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哭起来了怎么办？”“叫宦官在午门外去买一根麻花糖，不是就把他哄住了么？”③学生们不一定真懂民主共和学说或坚信排满革命宗旨，但不乏自由精神与科学新知，这使他们一反千百年。来芸芸众生对皇权偶像诚惶诚恐地顶礼膜拜，把真龙天子与凡人百姓等而视之。皇权的灵光散去，革命狂飙必将乘风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