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场上出生入死，固然体现了学生为共和献身的英勇气概，同时他们还肩负着稳定秩序、巩固后方的千钧重担。同盟会为夺取政权做了大量准备，但起义来临之际，仍缺乏强有力的军政领导和系统的组织保障。民军主力须全力对付清军，会党则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安定后方的任务自然落到学生肩上。起义过程中，各地学生主动列队巡逻，守卫要害部门，防止溃兵盗匪乘机抢劫，迅速恢复社会治安，深受民众欢迎。陕西学生在起义突发之际，立即自动奔向藩署，成功地阻止了会党的劫掠，保住了革命政权赖以维系的重要财源。
在交战地区，学生们承担着镇守后方的主要责任，起到稳定人心、支援前线的作用。上海、福建、江西、江苏等地的学生成立守卫团、学团、保安团、警察队，把不够参军条件的学生组织起来，自备操衣饮食，以尽国民义务。“学生军意在进攻，关于战事；守卫团意在防守，属于治安。”《筹办学生守卫团之意见书》，《民立报》1911年。11月10日。各省光复政权鉴于学生信仰坚定，深明大义，认真负责，同时为了保留骨干，以备日后军政建设之需，所以安排学生军担任要害机构和市面的警卫巡查。湖北军政府成立不到两天，就发现卫队司令通敌谋叛，于是换上一连学生军。武汉战事紧张时，后方勤务完全由学生军两个营担任。他们果然不负众望，汉阳失守后，守卫军政府的学生军冒着龟山敌军的猛烈炮击，“巍然屹立，毫不动摇”周克之：《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学生军始末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59页。。守卫藩库、官钱局、楚望台及巡查街道者，在汉口汉阳相继失陷、人心浮动的危急关头，也“表现得异常坚定”，稳定了军心民心。除固定勤务外，他们还要执行临时紧急勤务。“总之，在军政府心目中，学生军是一支极为可靠的军队，只要认为哪里是重要的地方，哪一个勤务是紧急的，就调学生军去了。”刘林模：《守卫武昌的学生军》，《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36页。童子队也负责巡逻，防止奸细破坏，维持市面交通。广东学生军还专设分巡队，“以本省不靖之各属，出而镇静之”《广东学生队宣言书》，《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3编，第122页。。此外，各地学生纷纷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担任一般工作人员，缓解了革命党人手奇缺而旧人员又不可靠的矛盾，保证了新生政权的正常运转。
光复政权从清政府手中接下一副烂摊子，战乱又断绝了正常的财政收入，列强和地方势力乘机塞源截流，而战争亟需大量军费物资，这一切都使得新生政权的财政问题空前严重，成为生死所系的关键。为此，学生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坚韧毅力，广泛开展募捐筹饷活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学生成立了募饷团、筹饷队、节费助饷会、游艺募饷团、扑满助饷会、宣讲社等众多团体，自己节衣缩食，省下膳费糕饼费，甚至典衣助饷，并向社会呼吁：“今日之事，成则吾四万万人俱受其福，不成则俱受其害。”《明强学生节费助饷会启》，《民立报》1911年。12月13日。“人出头，我出手，人流血，我流汗，人捐命，我捐钱”，义不容辞，理所应当，号召人们“各出代价，构成民国”《义务学堂助饷热》，《民立报》1911年。12月14日。“毁家抒难”，“搜索筐箧，推敲盆盎，以益军实”《岭南学堂学生劝捐军需启》（原件）。以各种形式广泛募捐。厦门学生举行运动募饷大会；上海启秀女校学生出售自制手工，“连本助饷”《启秀女校校长徐婉珊来函》，《申报》1912年。1月2日。；上海学生游艺募饷团则“练习新旧等剧，出发演唱”，“开通民智，协助军饷”《学生游艺募饷团简章》，《民立报》1912年。1月21日。一举两得。最普遍的形式为演说募捐，学生有的于星期假日结队分赴城厢内外大街小巷，有的深入乡镇村落。上海学生宣讲社计划“先从上海入手，日后渐次进行，以及内地各城镇乡或外省”《学生宣讲社简章》，《民立报》1911年。12月11日。。青年。们极具毅力，“虽有旁观之揶揄，道途之跋涉，皆不以为苦”《小学生募饷热》，《民立报》1911年。12月12日。“反复解说，痛哭流涕，闻者莫不酸鼻，故捐者颇为踊跃”《学生募捐助饷》，《民立报》1912年。1月9日。。
广东岭南学堂学生筹饷队表现尤为突出。该队在广州设立总办事所，在省港澳分设代收捐款处，并向香港、澳门、佛山、石岐、新会、新宁、梧州“分队四出，匍匐奔走”。有的分队还计划远涉重洋，向华侨募捐。除演讲演戏外，又挨家挨户沿门劝捐，并发动地方社团代募。该队“自成立之后，一概费用俱由本队员担任”《散队要告》（原件）。外出募捐亦“自备资斧”。队员们克服了因局势动荡而“各乡盗风日炽”《陈荣翰致总理杨锡宗涵》。、个别队员畏难动摇以及内部意见分歧等重重困难，坚持活动。一些因家贫亲老不能留省出县的队员，返里后仍不敢“可惜半年。之时间，而忘应尽之义务也”《总务部致香江分部函》。。一名队员回家后受到总务部“始勤终怠”的批评，立即复函剖白：“盖鄙人对于革命思潮，已表同情于十三四岁之间矣。矧共和将成之日，功亏半篑之时，敢萌偷安苟且之志，舍国事于不顾耶？”力陈在乡无日不到代捐处“襄理一切事务”《陈叔毅致总务部函》。。学生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热烈响应，在永安轮劝捐时，“该船主与办房各人皆极欢迎，给以免费票。当时卖药各志士，亦表同情，互相演说。各搭客皆为感动，故极力捐助”岭南学堂学生筹饷队所存剪报。。一位家境贫穷的寒医读过募捐公启后，“侠义勃发”，遍索家中布箧竹筐，尽囊捐赠，“夕炊粮乏，巧妇生憎，不暇计也”《陈东平致岭南学生筹饷队函》。还主动向队员介绍当地情况，以利募捐。在乡村劝募时，“父老欢迎，民团保护，且各村乡排列军队，燃炮烧枪致敬。凡入一乡，必有千元捐款”。学生无不为“乡民诚朴真挚，爱国情切”《杨锡宗致陈璧如函》所感动，倡议积极深入乡村，发动农民。据保存下来的账单统计，该队共向6914人（或单位）劝募，得款51807．97元。多数捐款面值在1元以下，既反映了下层群众的热忱，也透示出募捐的艰辛。
考虑到募捐的困难，学生的努力可谓成效卓著。广东1912年。度财政赤字为1000余万元，仅岭南学生助饷队募集的款项，即可弥补千分之五。段云章：《辛亥革命时期岭南学堂学生协助军政府筹饷队》，《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加上其他捐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募捐同时又是一次大规模政治宣传，使革命政权与下层群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直接沟通联系，通过捐献表达出来的群众对革命的普遍赞成支持，显示了双方对彼此利益一致性的共识，说明辛亥革命对民众有强大吸引力，能够焕发其政治热情，因而政治意义比财政意义更为深远重大。
3．民主革命性质的重要保障。
要确保革命沿着自觉的轨道运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机制。辛亥时期，革命党在国内缺乏完备的组织，不能切实保证在实际斗争进程中有效地贯彻其政治路线。各种力量的松散联合、涣散无力的领导中枢、君宪派的争权夺势和会党旧军的盲动破坏，都可能使自发性膨胀失控，斗争脱离民主革命正轨。陕西等地在光复时发生的仇教屠满骚动，固然是民众反清仇洋情绪的爆发，但无疑也偏离了革命党的政治方针，说明单有革命纲领、领袖，还不能保证实际进程依轨运行。当政党在质量两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时，要想有效地控制局势，确保其政治指导，必须借助于现存的社会势力。而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担此重任者唯有学生。为了防止斗争失控偏航，进入屠满排外、骚动暴乱的岔道，革命党人十分注重利用学生来保证形势按照既定的战略方向顺态发展。没有学生的努力，革命中的每一行动不一定都当然具有革命性。
光复后民军迅速扩编，为使短期内仓促成军的部队能够承担作战任务，大批军校学生被抽调担任军官。如武昌首义后，一周内扩军8协，加上马、炮、工程、辎重、宪兵各队及水师，干部奇缺，军校生尽数调充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仅有良好的军事素质，带领士兵实现由百姓到军人的转化，而且富于政治理想和高尚品格，言传身教，将民主意识注入士兵头脑，使其同时完成由行伍到革命军人的转变。没有这些中坚力量，军队就难以在战争过程中实施改造。学生们作战勇敢，不计名利，表现出革命者的优秀品质，为广大官兵树立了典范。学生军自备军装，不取报酬，“纯为担负社会进行之责任，全系义务性质”，而且明文规定，革命成功之日，“除受全国社会之名誉奖励外，概不受权利奖励”《中华民国学生军团暂定章程》，《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沪军先锋队的松江中学学生蒋闻钧从火线致书家人，表示国民天职重大，“男儿岂畏死哉”，日夜奋战，家人均以为他已阵亡。攻克南京后，全队论功行赏，他在队前慷慨陈词：“钧亦国民一分子也，为同胞请命而来，不求名亦不求利焉……毅然奉璧。全队韪之，皆不受赏。”闻者赞道：“为子者尽如蒋君，非特专制政体可以一扫而空，即环球列强不难驾而上之矣。”《请松江中学校学生蒋君闻钧详述战况开会公启》，《申报》1912年。1月12日。寿东公学学生张金彩在南京前线战则“为士卒先”，“叙功同志多富贵，君独不屑之”，表示：“吾等起义为同胞请命，非藉以梯荣阶宠也。”《志士张金彩事略》，《民立报》1912年。3月14日。陕西的一位外国传教士对民军中学生的表现大为赞赏，他目睹一位身负重伤、年。仅19岁的少年。军官面不改色地签署了手术协定书后说：“一些青年。军官显示出证明中国新式学生美好前景的优秀品质。人们常常恼怒这些学生的肤浅傲慢，但是在考验人的关键时刻，他们表现极佳，特别是军校学生。”“在中国的学堂里，有足够的优质材料来铸造优秀人物。”ThePassingoftheDragon，P116.革命党人也特别注意吸收使用军校生。当风闻清军阴谋屠杀倾向革命的保定入伍生队时，武汉军政府即提出：“派人赴保速救众学生”《危哉保定汉学生》，《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南下充实革命军。这一动议果然付诸实现。
学生军不仅与清军有着本质区别，与其他友军相比，军政素质也明显占优，成为军政府信赖依靠的崭新武装。安徽独立开始为旧官僚操纵的骗局，以后又试图借重由巡防营改编的浔军。韩衍等人痛定思痛，认为症结在于缺少革命武装，遂以陆小、测绘、尚志学堂学生组成青年。军，镇压制裁反动分子，局面才有所改观。学生军文告满怀自豪地阐述了这一“原于法，传于英，泛滥于新大陆，纵横于全世界”的新式军队的使命与责任：“盖其利有四：素受军事教育，故一旦有事，即日可成军接战，其利一；富爱国心，尚勇敢气，故攻必克战必胜，至死不稍却，其利二；用科学上之智识以应敌，能知己知彼，算无遗策，其利三；藉此以长见闻广智识，胜读十年。书，为将来伟大国民之预备，其利四。有此四利，学生军乃为军队中不可少之物。”《中华学生军之先声》，《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对于新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以及学生军的特殊作用，他们有着明确的认识。中华学生军军团长沈剑侯说：“帝国之兵，为帝王作鹰犬，一人之私物耳，利用愚；民国之兵，为社会作牺牲，同胞之公物也，利用智。惟智可言勇，勇可言仁，如其智如其勇如其仁，而后可谓完全无缺之学生军。夫中国之军队亦多矣，初皆隶彼清政府也，何一入我民军，其暴行立革？位势之变迁异，公私之效用别耳。然卒以旧染深入，教育浅鲜，纪律或失其效，故间有不满于人意者。不然，同一军也，又何贵乎学生？职是而言，学生军者，今之模范军也。”安徽青年。军同样强调新旧军队的区别：“彼以一死赴将军之命令，我以一死争世界之是非”，要求学生“以四万万人的精神为精神”《记韩衍》，《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52页。。他们不仅确认革命武装与专制工具的根本对立，而且提出了革命后建设新型常备军的重大课题。打击敌军，改造友军，正是学生军军事上的双重使命。通过他们的示范，新军人将持有崭新的利、权、名观念，为个人，“无一钱之名”，“无寸土之操”，“无巍官显爵”，为国家民族，“均吾民以富”，“挈全球而舞”，“安吾中华民族于最高之位置”《布告学生军文》，《民立报》1912年。2月1—11日。。他们不仅是当时民军的榜样，也堪称后世青年。的楷模。作为坚持革命军政领导权，确保民军性质的重要保障，学生军这一具有居民自动武装组织性质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使军队与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协调，成为自觉执行民众和民族意愿的武装行动队。
会党曾是革命党赖以发动起义的重要支柱，在光复军中也占有显要位置。会党的破坏性、散漫性，革命党早已洞悉，鉴于其对现存统治的冲击力极强，而缺乏近代意识，曾一度设法引导改造。但依靠会党举事屡起屡败，遂改变方针，只是单纯利用，组织和思想改造工作无形中止。因此，光复时革命党无力对会党实施组织领导，只能进行外在约束钳制。政权更替造成的暂时无序，使会党破坏性激增，游勇散兵乃至一般民众也纷纷卷入，骚乱蜂起，对无组织状态的民变也须加以控制疏导。在战争进行之际，这一任务便由学生兼任。革命党认为，近代革命的正途是文明造反、秩序革命，或者说形式上就表现为文明与秩序。这并非单纯是软弱性表现，其中有两重含义，其一，他们的确担心战乱延长引起列强的武装干涉，宁肯接受旧势力倒戈，速战速决，以免由于民众广泛加入导致事态扩大。宋教仁曾经总结葡萄牙革命的经验教训道：“一、革命不得外国之承认，则其目的不得完成；二、革命进行时不可不预计对外关系，而出使外国乐于承认之手段；三、革命成功后不必虑及对外关系之困难而恐其不承认。”为此，“革命国所执之手段，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为主旨”。进而提出革命成功的三项原则，“—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渔父：《葡国改革之大成功》，《民立报》1911年。9月25日。。革命党自身力量有限，既要动员民众对付敌人，又要保证有效地控制局面，只能在避免干涉、支配全局、争取胜利三者的平衡中确定发动和利用民众的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