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新兴势力领导的革命必须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及同时代的民众自发斗争区别开来，才能显示进步性。这种区别既反映在内容上，也体现于形式上。防止自发盲动是一切近代政治指导者在革命进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的原则，而文明秩序正是把民众自发斗争转变为或是纳入自觉革命的重要条件。只有当它成为自觉斗争的障碍时，才显出消极性。革命党的弱点，在于不能以彻底的革命纲领和艰苦的组织发动，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提高民众的政治素质，把自发散漫性消灭于起义爆发之前，以坚强系统的领导率领阵容整肃的大军发动总攻，使革命始终井然有序地进行。革命打乱了旧秩序，也使民众的斗争性与盲动性同时高涨。如果任其发展，不仅不能给革命前途带来光明，反而会在国际舞台和国内政局中投下阴影。从主观上看，革命党的文明秩序不是为了束缚民众的手脚，仇洋排外不等于反帝，屠满杀鞑也不同于反封建。既然他们不能先期消除自发性，事后防范就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因此，在起义后的动荡形势下，面对强敌压迫，革命党不得不再分心去防止社会的混乱无序，用文明秩序抑制自发性的过度膨胀，防止出轨翻车。这样客观上势必要部分牺牲民众的斗争性。陷于两难境地的革命党人无法在抑制与放手间协调平衡，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专制皇权，如果不苛求前人，应当承认，强调文明秩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对革命党软弱性的批评，不能变调为对自发盲动的颂歌，这实际上是如何认识自发斗争与自觉革命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如果自发斗争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就无须发展到自觉革命。当群众尚未以自觉姿态卷入革命洪流时，限制自发性的文明秩序仍以积极作用为主导。列强在革命期间保持“中立”当然别有用心，但在近代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树立起中国文明革命的形象，得到世界各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同情支持，这对列强政府不会毫无影响。
如果说秩序革命的主张至少还反映了革命党软弱的一面，那么作为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保障力量，学生抑制民众自发盲动倾向的行为则完全不是什么软弱。他们在前线后方的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不畏强敌凶焰，也不担心民气高涨。他们懂得自己肩负着造反与文明、革命与秩序的双重使命，一面努力激发民众热情，一面自觉维护斗争方向，非但不是压制民众的消防队，而且集敢死队、鼓动队和纠察队于一身。孤立地看待其中一方面，难以做出公正评判。
革命党的民主共和政纲与君宪派严重分歧，由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君宪主张一下子失去市场。但当斗争进入僵持状态时，清王朝、袁世凯、立宪派和革命党几股政治势力相互牵掣，奔腾的革命浪涛下暗潮横生，中国何去何从，仍须通过力量对比与较量才能解决。学生长期与专制统治对立冲突，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倾向，向往和追求彻底否定专制皇权的共和制度，坚决反对在民主躯体上保留君主头颅。他们在光复中不仅冲击清王朝，也与旧官僚、立宪派的“独立”进行斗争。进入革命政权机构的学生虽很少担任要职，但其思想情绪对旧官僚和立宪派有所钳制，对革命党却是有力支持。特别是各地学界为共和制的降临大声疾呼，使世风为之一变。学生军不仅有具体的军事目标，而且有明确的政治宗旨，一出马就公开宣布要“助军政府达政治改革之目的”《中华学生军简章》，《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以后又进一步确定“以扫除专制，造成共和，并除去凡为共和之障碍，而保持世界之和平为宗旨”。并且声明：“本军团以中华共和制完全成立后，即退归社会原位；对于共和制度有障碍，得随时征集，以求达最初之目的。”《中华民国学生军团暂定章程》，《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主动承担巩固共和的义务。商学两界联合组建的中国全国商学青年。军，也以“辅助民国，促进共和”为宗旨，规定成功后退归原业，“唯一有战争，仍即召集成军，以备扫除共和前途之窒碍”《申报》1912年。1月18日。。他们敏锐地预感到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制任重而道远，不仅以武力创造民国，而且以武力捍卫共和。
起义是对共和主张最有力的宣传，但由于革命党人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又曾偏重于种族排满鼓动，正面宣传的宽度与深度受到局限，因此光复后须行弥补。武昌首义爆发时，居民不明真相，关门闭户，路断人稀。军政府遂命学生三人一队，分赴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宣传革命意义，又在街头巷尾进行演说，很快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拥护。江苏学界专门组织了共和演说会，发行《共和演说报》管劲臣：《掘港光复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4—235页。。福建学生则随军深入各乡进行宣传。学生结合筹饷开展的广泛宣传，更是一次大规模民主共和思想的普及教育。正因为有了这些活动，才造成举国上下一片共和呼声。影响所及，甚至一度深受人们欢迎的《国粹学报》也严重滞销，而改名《共和杂志》，则大为畅销。有人目睹学生踊跃拥护共和革命的盛况后惊叹：“今日惟‘共和’二字稍可卖几钱耳！”“人心愤激如此，欲保守旧有主义，能乎不能？”“大局将变，即以项城之毅力，亦难挽之使回。断言之，即专制政体决不容于今日是也。”徐兆纬：《棣秋馆日记》，《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79—83页。
当然，充分肯定学生的地位与作用，并不排除其内在差异。和其他群体一样，不同的学生个体在革命中的表现大相径庭，胆小怕事者有之，逐利求名者有之，怀疑观望者有之，顽固反对者亦有之。但作为群体存在和活动时，其趋向却不等于个体的机械排列组合，个性差异整合于群体定势之中。
中流击楫易水悲歌
起义烽火燃遍了半壁河山，继起踵接的各省独立使清朝中央政权风雨飘摇，名存实亡。但清皇族有恋栈之心，枭雄袁世凯有问鼎之意，不少“咸与维新”的实力人物犹疑观望，首鼠两端，革命仍可能功亏一篑。当此危难之秋，具有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学生表现出高瞻远瞩的全局眼光和宏大宽广的政治胸怀，坚定不移地大声疾呼北伐，决心直捣黄龙，夺取最后胜利。
还在各省光复的一片凯歌声中，上海学界就发表《上各省都督书》，对形势做出清醒的分析，认为欢庆胜利为时尚早，“当今之时，正我族生死存亡之秋，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如能“光复燕京，驱逐胡虏，消除意见，建设共和”，则人民可“一跃而处于光天化日之下”。否则，“分崩离析之痛亦即在于目前”。并进而指出：当前局势“有极可危者五，有不可不急为者三”。清廷盘踞北京，发号施令；光复政权不相统属，意见分驰；倒戈军队依违两可，不肯用命；少数革命党人难以有效控制局面；战事旷日持久，内乱外患将接踵而至，主权统一均受威胁。欲“转危为安”，必须建立统一革命政府，选举总统，划一军政大权，集各省兵饷，“大举北伐，直捣京师”，同时建立对外联系，开国会，革弊制，颁新律，确立共和政治。《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上海警监学校学生也致函沪军都督，要求“联军直捣幽燕”《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原奉天师范女生吴淑卿曾因与同校旗生争论满汉之别，忿而退学返回汉阳原籍，临行声言：“再来北地，非兴汉灭满不可。”这时上书黎元洪，要求随军北上，舍身赴敌。《民立报》1911年。10月31日。四川涪州女生刘汉英三次上书蜀军政府，呼吁与成都合兵北伐，均未获准，竟至剖腹死谏。《巴蜀女史画》，《申报》1912年。3月3日。
除呼吁鼓吹之外，学生们更以实际行动为社会倡导。各地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北伐军，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苏、江西等地学生单独组建北伐团队，开赴汉宁前线和上海，待命北进。两淮16岁的学生洪乃溥还发起童子团，招收13—20岁的学生“编制成队，以襄北伐”《广陵近事零拾》，《申报》1912年。1月2日。。各学生军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纷纷派遣北伐分队，“以渡黄河捣幽燕，犁满虏之庭穴，启汉族之光荣为唯一之宗旨”《学生北伐队简章》，《民立报》1911年。11月8日。誓死扫荡元凶，除恶务尽，“与我学界青年。相见于三色旗下”《学生北伐队宣告文》，《民立报》1911年。11月7日。。广东、福建还成立了北伐女学生队，上海也组成以天津师范女学生为主体的女子北伐敢死队。青年。们表示：“天下事有人为而无天命”，“中国必以革命而获救”，决心“以铁血博万民之幸福”，“联合全国学生组织北伐团，驱除满虏，恢复神京，苟不达到吾同胞尽得自由之目的，我侪所抱之宗旨虽死不变”《组织学生北伐团序》，《民立报》1911年。11月14日。。立誓“渡江击楫男儿意，燕然勒石功无计，北逐胡儿万万里”的中华学生军，在成立大会上向每位来宾分发白兰花和青果，军团长沈剑侯解释道：“这朵花是我们新中国的自由之花，愿它开遍全国。这青果就是满清的结果，永不再生。”来宾大为感奋。陈雪涛：《回忆中华民国学生军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