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言行使中国内部自觉能动的生机活力日趋强劲，扭转了对外来冲击被动反应的局面。其中成效最著的是倡导妇女解放。传统社会的女子被禁锢于闺阁绣房之中，很少与社会政治结缘。而这时一批又一批的女子通过学校走向社会，参与各种活动。在1910年。的天津失城十周年。国耻纪念会上，以女学生为主的女界与会者竟达数万之众，高等、普育等校女生争相登台演说。她们不仅单独会议，还常常与男子共同集会，决心“洗去我二万万女同胞四千年。来奴颜之辱、分利之羞”《女子戒食纸烟社开会勉词》，《大公报》1911年。3月26日。。在清末的各种政治性社会性集会以及博览会、演说会、运动会中，都可以看到女学生的身影。1905年。《字林西报》记者参加了务本女校一次集会后评论道：“二百多名妇女参加了有男子参加的公共集会，仅仅这一点就表明：中国确已觉醒。”《国内时事述评》，《字林西报》1905年。7月29日。“当一个国家的妇女也开始对涉及公共福利的事情产生兴趣的时候，这个国家便处于向一个更高目标进军的顺利阶段。”同上，1905年。7月21日。女学生们闪现于清末爱国民主和除旧布新活动中的飒爽英姿，成为中华民族觉醒与新生的重要标志。如果考虑到这是一个连姑娘们天足上街、乘有轨电车和在饭馆就餐也可视为十年。间翻天覆地变化象征的国度，《1912年。5月2日丁文江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941页。那么上述活动的确有石破天惊的意义。随着视野和活动范围的扩展，女学生们产生了强烈的自尊自豪感，对女性的权利声誉倍加珍惜爱护。1906年。《杭州白话报》刊出一篇题为《人道与妇女》的译文，污蔑女子只比猫狗略高一筹，不配讲人道。女学生深以为侮，再三去函辩驳。君剑：《女子之责任》，《竞业旬报》第6期，1906年。12月16日。
冲击变化引起了摩擦对抗，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使青年。学生不突破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就难以有所作为。在学堂灌了满脑子新思想的学生回家议论天足小脚的文野之别，不料激怒了并不顽固的父亲，痛斥“这文明人，把祖先八辈都骂成蛮子去了”《少年。时代》，第44页。。梦想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三无社会”的青年。被百般疼爱孙儿的老祖母严词质问：“既经没有家庭，把我放在哪里？”而“请你住在养老院”的答对，则招致勃然大怒。顾颉刚：《中国社会党和陈翼龙的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499页。青年。们的梦幻世界本来就充满浪漫情调，与现实的冷漠无情格格不入，变革时期日趋明显的代沟，更增大了彼此理解交流的难度，增加了冲突斗争的火药味。鼓吹破旧立新的学生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罪人，遭到学堂惩治、家庭压抑和社会歧视。如清末学生从事话剧活动，崇尚洋新艺术固然是动机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希望推动社会改良。上海学生的开明演剧会提出政治、军事、僧道、社会、家庭、教育等六大改良主张，并分别写成剧本，到处上演。高黎痕：《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26页。可是该会在南京、无锡等地演出时，却遭到当局的压制禁止。进化团在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等地演出，更被地方当道指为“词多荒谬”，“肆意诋毁政治，毫无忌惮”，“专以怒骂政界为主义”，分别遭到禁演驱逐的迫害，甚至被军警围捕。统治者将自己与丑恶、腐朽、落后、愚昧联在一起，自然就站到了改良进化的对立面。学生因演剧而不能见容于家庭，又因演剧而触怒当道。清政府还将进化团成员的姓名及其毕业学堂详细列单，要各学堂查明其曾否毕业，“分别酌量革退及追回文凭”《进化团人物志》，《民立报》1911年。8月5日。。
风尚的缓慢变化以汩汩青春热血为牺牲，代价未免过于沉重。特别是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学生，受到多重压力打击，留下难以治愈的身心创伤。1907年。以前，清政府排斥女子教育，认为“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张之洞：《奏定家庭教育法章程》。。以后虽然设立女子小学和初级师范，但仍不准进入中学大学。同时规定，女子教育的宗旨首重传统为妇为母之道，不得违背礼教习俗，摒除一切放纵自由之谈，以维风化。《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各地女校经常因“倡言自由”被官府勒令停闭。《饬停铁铮女学》，《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2月18日。对于男女合校、同堂上课之议，清政府再三推诿，后来干脆断然否决。《学部饬禁男女合校》、《大公报》1911年。8月8日。男女学生同开茶话会，也被官府以“男女混杂，观听骇然”为由，严令禁止。《示禁男女学生同开茶话会》，《盛京时报》1907年。8月14日。以守旧著称的江宁提学使劳乃宣甚至将女校放假日期改为星期五，与男校错开，“于剔嫌明微之中，隐寓杜渐防微之意”《劳学使之异想天开》，《大公报》1911年。8月30日。。青年。学生倡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要求突破礼教大防，危及专制制度的精神防线，更使统治者心惊胆战，亟令查封宣传自由婚恋的书刊团体。一些自命开明之士在这方面也不免故态复萌，声称：环球各国“凡所设经天纬地之事业，皆以男子为之，女子不过为内助而已，岂有藉口平权自由，而可以置家事于不顾者哉？”黄国祥：《论传习女生实业为今日之急务》，《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4月27日。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民国告成，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女学生却未能改变命运。风行一时的女权参政运动很快为官场角逐的浊流所淹没，昔日的巾帼英豪、北伐女杰或蜕变为投机政客，或交际于权贵豪门，或消极避世，遁入空门，或忧郁清苦，潦倒一生。原来想以变革社会来提高妇女地位的人，只能借婚嫁改善个人境遇，而物质生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上升。
光复前革命党人曾批评“今者女子家庭革命之说，固嚣然遍国中矣，而求其实行跃出家庭范围者，则未之闻也”PC生：《纪杨寿梅女士事》，《复报》第6号。。可是光复政权却把敢于挣脱枷锁者驱回牢笼。湖南衡粹女校学生周永祺倡设女子剪发会，民政司刘人熙批示道：“女子剪发之制，实中外古今之所无”，此风一开，“将来必至酿成一种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之怪状，不独女界前途之忧，实民国风俗之忧”。下令取缔，并迫使该生“仍旧蓄发”《女子剪发之狂热》，《民立报》1912年。4月6日。。云南一位名叫刘宇岐的女学生，因“受学有年。深明大义”，加以时代变换，“宣布共和，人人自由，天下皆知，而婚姻大事，尤为自愿”，反对家庭包办，与滇军大队长黄临庆自由恋爱。不料遭到父母的百般压制。本想以死抗命，念及“适逢共和机会，文明发达；满奴尚未灭尽，死不瞑目”，遂向民政司投诉，大胆表白内心情感。她说：“黄君热心国事，同胞皆知，钦慕久殷，生死何计，祸福不问。”如果家庭一味野蛮压制，“誓以死报，必不生还。我二万万同胞能有家庭改革及自由主权思想者，必能为我申冤”。字里行间充满对旧礼教的愤懑、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对革命情侣的无限深情，表现了新女性对个人幸福的大胆追求和理想情操，令人同情感奋。然而，她所殷殷期望的共和政府却俨然以卫道者自居，声称：“查各国通例，女子虽准自由结婚，然亦有须禀承祖父母或父母之条”，“未有不能共和于所生之父母，而能共和四万万人者”《文明结婚之罪人》，《民立报》1912年。3月27日。。夺权之前以批判礼教制造动荡氛围，掌权后却借重礼教维护秩序，这种纯功利化的取舍，成了近代社会变革翻云覆雨的重要症结。
皇权专制的精神支柱绝不可能成为民主政治的道德屏障，思想上与传统观念“共和”，政治上必然与封建势力共存。旧礼教不单为专制皇权所倚重，也是一切集权独裁者维护个人权势地位，束缚民众精神的法宝。旧礼教的复活，标志着新生共和政权蜕化的肇始。原香港实践女校的许多学生因反抗包办婚姻而“出家革命”，但光复后工作生活均无着落，返回家中，又备受奚落，并继续以前约相逼，迫使她们再度出走避难。颠沛流离之际，不禁悲从中来，喟然长叹：“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最终以死为归宿，发誓身后化为厉鬼，抗议和报复黑暗现世。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321页。青年。学生用生命换来了共和政府，却得不到本来属于自己的自由权利，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普遍进行深刻反省，开始新的探索。
近代社会变革思辨
青年。学生变革社会的一波三折，值得反思。近代中国社会风尚的变化由西学东渐潮流引发的西俗东移趋势推动，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内容和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又是民族文化心理变动的表象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遇上了文明程度优于自我的西方列强，本位文化的物质与精神堤防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渐形崩溃，西化趋势层层浸淫，步步深入。而专制保守主义与民族传统相扭结，且战且退。从西器西艺，到西制西俗，社会每前进一步，都要激起一场舆论大战。甚至剪发易服也引起轩然大波，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想阻止西化洪水猛兽的人并非都在卫道，的确有人出于保存国粹、维护传统的善良愿望。他们把民族文化的更新重建误认作悠久文明的没落衰亡。辛亥时期，学生们回顾历史进程，面对民族危亡、国家衰败的现实，展望世界风云和未来前景，羡慕崇尚西方文明蔚然成风。为了更多更好地掌握西方先进科学和思想，他们特别重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而对正统文化多持鄙弃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已为学生普遍厌倦，醉心欧化者不乏其人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436页。开了近代全面学习西方的先河。
以西学东渐、西制东行和西俗东移为内容的整体近代化倾向，是在继承与发展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对社会趋势和国情重新认识的产物。尽管带有某种直观、本能和片面，却与世界潮流相吻合。欧化只是文化融合流向改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意义不在于选择哪一种外来文化，而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天朝意识最终全面崩溃。所谓中体西用，不仅目的在于维护专制统治，而且幻想在社会基本结构不加改造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军事、教育等具体领域的更新，事实上取消了近代化成功的条件。否定中体西用观，承认近代化需要全面协调的整体变动，从最直观的发型装束，到抽象的道德伦理，都必须触动贯彻于其中的专制宗法之体，这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大跃进。没有思维方式上体用关系的根本转变，就不能全面正视世界和自我。因此，这时的欧化倾向乃是进步的必然，它对新文化运动时的全盘反传统倾向有所影响，但不能与全盘西化观相提并论。
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是一个主观能动与客观规律相互矛盾的运动过程，大体可分为传播、冲突、融合、更新4个阶段，或简化为接触与变迁两期。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夷夏之辨、体用之争，以及全盘西化、本位文化观等等，既未区分阶段，又把主观愿望与实际进程相混淆。从接触层面看，本位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传播交汇必然由局部走向全面，正确取舍只是过程的结果，无法事先人为规定。从变迁层面看，全面接触作为顺态融合的前提，并不导致全面移植或单向同化，而是互补涵化与自我更新。欧化倾向主观上不免有全面移植的躁进，但客观作用却是突破中体西用的有限接触与先验取舍，实现文化接触由局部到全面的认识飞跃。对待外部文化的基本态势从此由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汲取，不仅容纳外来文化，而且力图全面了解外在文化，为本位文化的更新重构开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