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1902年。11月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其实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然而这种看似同一营垒中内耗的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则是“革命”形势成熟的动因，起到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而且事件虽小，却牵涉蔡元培、杜亚泉、黄远庸、庞青城等辛亥乃至五四新文化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这次风潮在他们各自的经历中留下深刻印记，影响其后来思维行为的关键性情结，预示了对于许多重大问题态度各异的潜因。这也是辛亥革命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至深且远的明显例证。相关各方对事件的陈述和评价，出于各自立场和利害的差异，多有相歧甚至相悖。重建史实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的记述，不单会造成片面，还可能扭曲真相。参照比勘各种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则可以在不断近真的同时，探测和把握相关各方态度立场差别的心路历程，从而找到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以免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臆测解释。
辛亥时期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对于广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在辛亥学界风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意义。
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实在本来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于自发阶段时，其直接打击的目标，虽然看似同一营垒中的内耗，但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起到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从研究的角度看，浔溪公学风潮还有另一重典型意义，即相关各方对于同一事件的陈述和评价，出于各自立场和利害的差异，往往相歧甚至相悖。重建史实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的记述，不单会造成片面，还可能扭曲真相。参照比勘各种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则可以在不断近真的同时，探测和把握相关各方态度立场差别的心路历程，从而找到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以免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臆测解释。此外，事件虽小，却牵涉蔡元培、杜亚泉、黄远庸、庞青城等辛亥乃至五四新文化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这次风潮在他们各自的经历中留下深刻印记，影响其后来思维行为的关键性情结，预示了对于许多重大问题态度各异的潜因。这也是辛亥革命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至深且远的明显例证。而所涉及的史料和史实，如蔡元培所撰《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见《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是期为南洋公学学潮专号。本文注明录《苏报》来稿，未属作者。据文中“吾”自称“蔡某”，以及《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所载《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爱国青年。著《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退学之影响及结果·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蔡元培撰《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等资料所描述的情况，作者应为蔡元培。等，又为相关的传记、年。谱、文集失收漏载。关于此事，曾于10多年。前出版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书中有所论及。10多年。来，相关材料积累渐多，认识相应有所调整，此次该书再版，特此附录。
一风潮前史
浔溪公学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创办人庞青城为当地大富。天仇（戴季陶）：《庞青城事略》，《民权报》1912年。5月8日。关于庞青城，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等书有传，于其生平事迹均语焉不详。湖州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南浔则是湖州的首富之区。谚云：“湖州一个城，勿及南浔半个镇。”同光之间，南浔靠贩丝致富，因此发家者何止百户，清末最著名的有所谓“四象八牛”。据说凡入象者资财须在银洋500万元以上，属牛也要100万元，而庞家排列四象的季席。其父庞云鏳结交胡雪岩，经营蚕丝和药房，同时贩卖军火，获取暴利，遂成巨富。此后由长子庞元济（莱臣）继承父业，陆续投资于上海的金融、股票和房地产业，并在江浙两省广置田产。林黎元：《南浔丝商“四象八牛”》，《湖州文史资料》第5辑。庞青城名元澂，为云鏳次子，注重造纸业。1902年。曾派人到日本学习手工造纸，在南浔设立青城手工纸厂。以后改用机械，到1906年。青城造纸厂拥有资本11.2万元，为辛亥革命前浙江省屈指可数的大型近代工业。《1901—1910年。浙江所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厂》，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资本额在该厂之上者，仅有宁波的和丰纱厂和杭州的扬华丝绸厂。关于庞青城与该厂史事，坊间误传甚多。
庞青城素有开通之名，好社会公益事业。1901年。捐巨金创立浔溪公学，“规则一遵中学校”《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上海，1903年。版。聘请友人叶瀚担任总教习。叶氏为戊戌乙巳间革政派的要角，与夏曾佑、汪康年。等人为亲友，曾入张之洞幕府，戊戌期间与梁启超、谭嗣同、陈三立、邹代钧、章炳麟等深相结纳，办报刊，开学会，兴学堂。庚子先后担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国会临时主席，密谋变政，后来又加入中国教育会，为温和派领袖参见拙文《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叶瀚受聘后，由庞青城资助，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学校教育，并购置中小教育教科书及模型仪器等设备。叶瀚有一定的办学经验，他具体比较中日两国的学务情形，对浔溪公学的前途忧心忡忡。1901年。底游日归来，“友人询参阅所得及此后公学进行事若何”，他“蹙额对曰：‘彼国主持学校者皆专门才，且管理员资格在教员上。今中国乏此等人才，学生知识日进，而管理员以寡对众，即在专家犹虞不给，况吾国为管理者又皆典伙蒙馆先生，若何而可言教育？窃恐措置之难，首在乎是。虽然，吾必以身为的，尽力图之。’”
1902年。春，浔溪公学正式开学，叶瀚“昼夜编译讲义外，尚兼顾管理员，与生徒调私事，日得眠仅三小时。虽资金无缺，然精神上之苦痛较办速成时尤甚”。不久，因有人“忌生（即叶瀚）而谋孽于庞氏者”，叶遂“力谢去”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485页。。庚子后民权思想弥漫，在缺乏管理人才和行之有效的制度程序的情况下，该校学生实行自治，“学生中有议长，凡总理或教习有何命令，彼等皆得集众公议服从或反对之”陶贻勋：《论学生本分》，《万国公报》第168卷，1903年。6月。。由此养成习气，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制干涉。是年。夏，总理庞青城偶尔对学生演说失言表示不满，学生们便感到难以忍受，“以至相约解散”，并且“事前则以火以剑”《南洋公学退学生意见书》，《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情绪激动，行为激烈，从而导致开办仅仅一学期的浔溪公学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学生退学风潮，被当年。11月集体退学的南洋公学学生视为“我国学生革命之举”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的先声。
为了平息风潮，庞青城到上海邀请学者前往调停，杜亚泉亦在其列。杜氏早年。弃经解而习算学，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习，又自习理化及矿、植、动物诸科学，兼习日文，均无师自通。1900年。中西学堂新旧两派冲突，校董袒护旧派，身为新派的杜亚泉和蔡元培等愤而相继辞职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9—360页。赴上海，杜氏提倡科学，设立亚泉学馆，发行《亚泉杂志》，为中国科学期刊的嚆矢。次年。又将亚泉学馆改名普通学书室，将《亚泉杂志》更名《普通学报》。谢俊美：《普通学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杜亚泉与叶瀚、庞青城等颇有交谊，早就参与浔溪公学事务，叶瀚到日本为浔溪公学购置教科书和仪器设备，即由杜亚泉为之计议。叶瀚：《块余生自纪》，《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调停的结果，原来的总教习辞职，庞青城改聘杜亚泉继任。
杜亚泉接任后，“不辞劳苦，悉心擘画，为学生参考计，实习计，辟图书、仪器二馆，又以传达文化，恃印刷物，劝庞君购置印机及铅字以备用”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169页。。并注重优选师资，“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60页。。一时间浔溪公学大有起色，堪称当时兴学的典范。蔡元培说：“八月间，公学有运动会，舟于太湖，吾以客与观焉。观其学生之高爽活泼，而师生间若有无限之爱情。吾是时击节叹赏，以为吾国学校界，以吾所见，殆无若浔溪公学之善者也。是时总教习某甲（即杜亚泉）、历史地理教习某乙皆夙兴夜寐，与学生共甘苦，出肺肝相示，学生情意，殆纤悉无不达者。学生时时演说，方议举代表人，立自治会，吾亦尝参议其间，颇闻学生有自由学堂之语。吾甚钦佩之。”
钦佩之余，蔡元培鉴于叶瀚的前车覆辙，也有些担心。他对杜亚泉说：“子之管理法，吾所甚佩也。虽然，子兼授理化、算学、日文文法等，太烦劳，吾惧不足以持久。”杜亚泉答道：“诚然。然余无如何。余之初任事也，教习自日文外，悉如旧然。国文教习某丙以招录旧时跋扈之学生任译事，总董不喜之，积不相能，遂辞去。理化教习某丁，与某丙相契者也，因是不悦，不事事，仪器馆凌乱不可理，尝诋学生曰：‘是皆《吁天录》朋友也（是时杭州方发行《黑奴吁天录》，言其性质如黑奴耳）。’殊不任受教，尝积日不至讲堂。余不得已，恒代之。某丁终以不事事，无聊，亦辞去。余友某戊，精于算理者也，余已订之矣，殆将至。”又说：“余以普通学必以国文教授，余欲于公学立国文普通学之基础，近日不得不假道于日本，故学生无不授日文者。两年。后当拔高材生二十人，分科编译之。然新名新理，不能不取资于英文。”蔡元培点头称是。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此文各种蔡元培文集、年。谱（长编）均未收录。从内容判断，是期《选报》的出版应晚于署期。其实风平浪静之下潜伏着暗潮。学生认为该校办理不善，“程度、制度不完，冲突者非伊朝夕矣，祸种久伏而思一泄。任事者不识甘苦，苛待学生，以至大冲突起”《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与蔡元培的看法正相反对。
二风潮起因
蔡元培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时隔两个月，1902年。11月底，浔溪公学便再度爆发退学风潮。
引发风潮的直接原因有三，对此校方和学生的认定大体相同，但看法态度分别甚大。起因之一，浔溪学生为声援南洋公学学生的退学之举，与校方意见不合。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校方压制，8个班200余人一齐退学，引起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选报》、《苏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文言报》纷纷刊登报道评论，一片赞誉支持之声，为当时言论界所罕见。“公学诸君退学事，愤激宏毅，安得不印人脑筋？信至浔溪，学生皆感动，公议登告白曰：‘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不愧国民光彩，并叹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议成，将寄沪，总教杜亚泉先假回，是日适来，见之即曰：‘凌侮学生者，教习也，总理也，不得语侵公学。’并禁其登报。学生曰：‘众议已决，询谋佥同，以一人私意，拂逆大众，生等不敢服。’论辩者久之，学生允改上文曰：‘浔溪公学学生为前南洋公学学生表同情，并吊南洋公学全校骚动之厄。’因是事，总教忿恨不乐，学生亦愤然。”《南浔浔溪公学之冲突》，爱国青年。：《教育界之风潮》第10章。
比较学生的陈述，总教习杜亚泉关于事情经过的表述大体相同，但细节较为详尽，态度尤见分别，他说：“斯事甚奇。某乙以病回里，两月余矣。余以十四日以父病回里，二十四日到公学。于时学生方集演说厅，将寄告白之稿于上海学生中，举［某］辛为代表。某辛者，文笔颇佳，尤工辩论，其科学程度则未得为第一流。时以学生六十八人中多病假回籍，留者止三十五人，因得占此席。余观其稿言：‘浔溪公学全校学生敬贺前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堂，不愧国民光彩。’因曰：‘南洋公学诚可爱敬，然此终不幸事，决非可贺者。且凌侮学生者，教习耳，总办耳，语不宜侵及公学。’学生不服，余再四劝改，历半日乃允改‘敬贺’为‘表同情’，并增一语曰：‘敬吊南洋公学全学骚动之厄。’闻是时学生已有诋余顽固者。”蔡元培：《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录《苏报》来稿），《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某辛，即黄为基，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记者黄远庸。据蔡元培《杜亚泉传》：“学生黄君远庸，为学潮主动者。”蔡元培：《杜亚泉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169页。
起因之二，是关于英文教习的去留，校方和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浔溪公学之西文教习温君缉周者，素热心于教育，为学生所心悦诚服者也。一日者，隐约露去志。学生黄为基等环问其所以欲去之原因，至再三。温君曰：‘言语不通，多所未便（闻温君为粤人，言语不通诚有之。然已将一年。岂至此时始觉有未便耶？其必为设言可知），一也；自暑假以后学生率以曰去留，班次不齐，难收教育之效果，二也。故计唯有终此年。而已。’黄为基等因苦问：‘先生必如何而可留，愿得先生一言。’温君答以：‘无已，则我且准公学办法之改良与否，以为去留可。’越数日，总教某适有请吴某为温君代庖之议。黄为基等相率诣总教所，问：‘如浔溪公学之一学堂，何至请如吴某者为西文教习。岂欲促温教习去，使并不终此年。耶？’总教某指黄而言曰：‘现经费不足，譬则饿夫，得菜根咬之已足矣，尚欲燕窝为？且何独汝一人之脑筋发炎也。’学生等哗然云：‘不独黄一人，我等人人之脑筋俱发炎！’怏怏退出。”《浔溪公学学生第二次散学始末记》，《政艺通报》第21期，1902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