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场
即便是当上“秀王”，张海在热衷于作秀时也仍然保持着底线：关于1992年前的经历，不管是张海本人，还是张海身边的人，甚至一些曾经与张海有关的人，其表态均是“语焉不详”，甚至故意“撒谎”，让原本神秘莫测的张海更加神秘。
28岁？太年轻！
2002年1月16日，当张海那张年轻的面孔被印在国内各大媒体的财经版面时，不少人发出了这样的惊呼。
一天前，由当时的三水市政府（县级市，现更名为佛山市三水区）主持，全国数十家媒体共同见证了广东健力宝集团的股权转让仪式：三水市政府将其持有的健力宝集团75%的股权悉数转让，代表收购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则正是张海。
此时，张海自己对外声称公开身份为浙江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事实上，但凡跟张海有过交流的人，都会忍不住向自己发问：眼前这个人真的是1974年出生的吗？他难道真的只有初中文化？
在此之前，张海将自己隐身在一家名为深圳凯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公司，并假手深圳凯地参与了对国内多家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而在更早的时候，张海则以“藏密气功大师”、“夏日东活佛弟子”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2001年底2002年初，出于对深圳凯地纵横资本市场的关注，本书作者之一丁秀洪以《南方都市报》记者身份，耗费近一个月时间，足迹踏遍郑州、开封、上海、深圳、珠海、武汉、荆州等地，试图弄清深圳凯地控制人张海的离奇身世。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张海以闪电般的速度拿下了广东健力宝集团的控制权，一时风光无俩。
当时，张海至少担任着如下几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东方时代投资公司董事、董事长；中国高科董事、前董事长（2001年11月去职）；方正科技董事；香港康达控股董事长；香港慧德基金董事局主席；深圳亿众合投资公司法人代表、河南心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河南菩提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北京方正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总裁。其中，中国高科、方正科技皆为国内A股上市公司。
2002年1月末，在整个调查临近尾声的时候，笔者把整个采访过程当作采访提纲传真给了张海。1月29日下午，一直以“很忙，没有时间”回绝过无数媒体采访的张海与笔者有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谈话。
谈话在广州健力宝大厦37层张海的办公室里进行，在这间接近4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除了各种公务文件之外，满目所及之处，皆为各种线装书或者梵文的经文，彰显着主人深厚的梵家功底以及佛缘。
张海自称，“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接受媒体采访”，并再三表态“将尽量坦诚地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笔者：能否谈谈你的主要经历？
张海：我的经历很简单，并没有外面所传的那么复杂。我是1974年出生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1988年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到河南大学上学，上了两年学然后就去了香港，并一直在香港康达集团工作，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就开始到内地投资。
笔者：但我们查到河南大学1993年之前并没有招过初中毕业生，你当时是怎样进入河南大学的呢？
张海：反正我就是1988年初中毕业去上大学的，很简单嘛。
笔者：你以前是学什么专业的？
张海：这很难回答，跨了好多个领域，直到现在，也还在不断学习。
笔者：读大学这两年你学的什么专业？
张海：那两年学的是什么和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笔者：您能否透露在河南大学到底在哪个班？
张海：这个没有必要，这会导致很多同学来找我啊，这样不太好。
笔者：在你的故乡开封，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你的故事，而且你以前的邻居说1995年左右你还在开封，能否透露你去香港的具体时间？
张海：可能是他们记错了吧，1995年我肯定已经不在开封了，我是1992年就到香港工作了。
笔者：香港康达集团是什么背景呢？对你完成原始积累到底有多大贡献？
张海：康达最早是做通讯器材的，他们的董事长叫张金富，也就是现在健力宝的副董事长，在北京裕兴等机构联合举牌方正科技时，张金富也是举牌人之一。他的简历曾经公开过，香港电信长途电话公司的高层，香港上市公司中联系统的大股东、康达控股的总经理，是香港康达的董事长，我的主要的合作人。
早在1992年，张金富先生就提出了要走电脑和通讯相结合的道路；1993年开始，康达全面转向系统集成，一直做金融系统的系统集成业务，类似于北大方正集团旗下的奥德公司，在国内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网络工程，另外还有香港汇丰银行和亚运会场的网络工程，全部都是康达接下来的。在香港回归前夕，康达还一举接下了香港会展中心和香港新机场的ATM网等几项大工程，此前此类工程都只有英国人才能接得到，但被我们中国人拿到了，这很不容易的。
尽管当时网络还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但我们已经抢先看到了网络的商机并利用发展网络赚到了钱，严格来说，我的第一桶金都是和网络相关的。
后来，在百慕大注册的中联系统公司收购康达上市，张金富先生在那做执行董事做了好几年。中联系统公司是IBM公司的代理商，股票最高峰时涨到了八九块钱（港币），业绩相当好，自然我们也从中得到了不错的收益。
后来，香港中联系统（0757.HK）又引入其他大股东，包括巴林投资银行（荷兰的ING）、英特尔投资等都先后进入中联系统，我和张金富等原康达股东股权就不断减持。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感觉到网络很快就要热起来，我们一直想等到网络热的时候就大量减持，到如今网络泡沫破灭之际，我在中联系统已经没有了股份。
总结这么多年来我的投资经历，我之所以能成功，也就是能够利用在资本基本觉悟的时候把握时机介入，比如1993年康达转向做网络，就因为我们介入得比较早。
整体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第一桶金是与网络相关的。减持在中联系统中的股份之后，我们便开始转向内地资本市场。
笔者：你是怎么认识张金富的？
张海：他的朋友介绍嘛。
笔者：他为什么会选择你呢，你才18岁？
张海：你不要这样问，这样问就不太好。
也正是在这之后，张海正式跳上前台，其神秘莫测的发家背景和有悖常人的行事风格，屡屡挑动着敬业的媒体记者为之疯狂，而张海也借此在媒体中左右逢源，甚至后来被其合作伙伴李友称为“秀王”。
即便是担上“秀王”的名声，张海在热衷于作秀时也仍然保持着底线：关于1992年前的经历，不管是张海本人，还是张海身边的人，甚至一些曾经与张海有关的人，其表态均是“语焉不详”，甚至故意“撒谎”，让原本神秘莫测的张海更加神秘。
2.“藏密大师”
张海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具有“特异功能气功大师”的概念之外，张海身上还有一个在普通人看来更加神秘莫测、遥不可及的“藏传佛教”概念。
“突然有一天，就传出张海有特异功能，然后就有很多人找到我们这儿求着找他看病，后来他干脆书也不读了，专门到各地去给人看病。”2002年1月初，开封市二十五中一位退休女教师、张海曾经的邻居这样向笔者描述张海“特异功能”的起源。
在这位女教师的描述中，从小学到初中，张海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就是头比较大，也比较聪明，但聪明劲没有花在学习上。”这位女教师回忆，小时侯的张海仗着小聪明，喜欢撒谎，“而且撒谎从来不脸红”。
至于张海是否真有“特异功能”，这位女教师表示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过。而且，张海给人看病有个前提，只给远方来的人看病，就近的往往就不看。
这位女教师透露，就张海给人看病的事情，她还专门跟张海的母亲谈过一次，“当时我说这样不误正业，骗人的事情做多了对孩子将来发展不利，孩子这么聪明，应该让他多读点书。张海的妈妈听了还有些不高兴，后来大家也就懒得管了。直到后来张海全家搬到广州，跟邻居们的联系也就少了。”
1988年，张海初中毕业。按照张海自己的说法，之后他直接去河南大学读了两年书，然后就转道香港从事IT行业了。
2002年1月中旬，河南大学档案室的几位老师和笔者一起，翻遍了河南大学从1986年至1998年间所有的学生名录，但均没有找到有“张海”的登记资料。
2005年1月5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对张海在河南大学读书的经历作了这样的报道：
张海曾经的班主任——河南大学体育学院退休的董超老师向本刊证实：“当时张海在我班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听说他会什么特异功能，后来他转走之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但我从来没有见过！”
董超说，当时的河南大学体育系为了创收，登广告面向全国招收一批具有武术基础的学员，学历不限，结果刚刚初中毕业的张海就报名入学了。当时，学员的年龄参差不齐，大到四十，小到张海这样刚刚初中毕业的。不过，张海没有武术基础，而且斯文、腼腆，加之常常旷课，没有多久，张海就被退学。
不久，张的父母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河南大学另外一个武术专修班的班主任张宏梁，得以成功“转学”。
加入到爱好气功的张宏梁的班里，张海似乎找到了方向。
张宏梁回忆，当时，由于自己爱好气功，也特别注意学生是否有一些“特异功能”，后来不知怎么得知张海具有这方面的特长，于是到外地开会、讲学什么的都带着他，让张海结识一批人。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而当时，张海的父母也正为孩子的前途发愁，看到这个，也都很支持。
更为神奇的是，张宏梁向本刊证实，他亲眼见过张海表演的“特异功能”：把一片大的冬青叶子含在嘴里，过一会树叶会自动变小，而且轮廓保持不变，甚是奇妙。他曾经亲自带着张海给来访的外国友人表演过这个功夫，并出具了当时的照片。
张宏梁透露，正是在他班上读书的这个时期，因为具有“特异功能”，张海开始给人治病。
当然，如果仅仅是依靠一点特异功能给人看病，张海的人生显然要简单很多。事实上，特异功能作为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一股“时髦”，全国上下诞生了很多类似张海这样的大师。
张海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具有“特异功能气功大师”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个在普通人看来更加神秘莫测和遥不可及的“藏传佛教”概念。
在张宏梁眼里，张海在河南大学的经历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藏密气功信徒王紫升。张宏梁回忆，王紫升很欣赏张海，而且王紫升本人就是藏传佛教夏日东活佛的弟子。“很可能就是通过这一层关系，张海才得以认识夏日东活佛，然后拜为弟子。”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初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将张海形容为“高人”，说他能够发功，令“白发变黑发”。文章援引一位自称是张海弟子的陈姓新加坡商人的话，称张海6、7岁时就在班禅喇嘛安排下到青海，拜在密宗夏琼寺夏日东仁波切座下，后来进入西藏，受到红、白、花教上师的传承。
张海自己则声称是13岁到西藏去拜夏日东为师的，当时，张海的另一个身份是开封市十三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或许拜夏日东活佛为师的时间并不那么重要，一个事实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交替之际，身兼“夏日东活佛弟子”、“特异功能”、“气功治病”等多重概念于一身的张海正式出山了。
一位曾多年追随张海的“弟子”回忆，张海当时很忙，一是忙着到处讲学，招收学员；二是到处替人治病。当然，讲学也好，治病也罢，“张海老师在传播佛法时，似乎更看重挣钱”。
1992年5月，刚刚18岁的张海在湖北荆门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个藏密健身中心——“中国荆门张海藏密健身中心”。张海首期共培养了弟子300名，骨干教师180名。
“一年收入几十上百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张海一位昔日弟子表示。也正是在湖北荆门办班期间，张海拥有了人生第一辆“奔驰”轿车。
1992年12月12日，在一位弟子的大力推动下，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设立了藏密瑜珈文化研究所，张海被任命为所长。这使张海的传功和治病开始有了官方的正式身份。
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在一次欢迎张海到武汉讲学的致辞中，原武汉大学副校长、湖北省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戴礼彬写道：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藏密瑜珈大师张海先生，师承当代高僧、著名佛学家夏日东活佛，以及多位高僧的加持和传承，功理渊博、功法精熟……受夏日东活佛的嘱托，出山传功，两年多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国内外受传承学生达十余万人，他的事迹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先后报道，在气功界、科学家、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然，除了在国内各地传功讲学和治病之外，张海较早地具有了国际化意识。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华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均留下了张海传功和治病的匆匆脚印。
至于张海，讲学和治病给他带来了三大明显的改变：
首先是钱越挣越多。尽管张海一直否认其第一桶金来源于此，但张海依靠讲学和替人看病挣到了钱却是不争的事实。1995年，张海举家迁往广州，成为广州华南版块豪宅最早的投资者之一。
其次是认识了大量的人。很多张海的弟子成了后来张海核心团队中的成员，比如后来出任健力宝集团副董事长的张金富，就是张海早年虔诚的追随者之一；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时的核心合作伙伴叶红汉，同样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最后是张海名气越来越大。而依托蒸蒸日上的名气，张海的传功讲学和治病事业也日渐辉煌。直至在一次公开的传功讲学当中，张海公开宣布将退出藏密气功的舞台，考虑转型。
张海身边的人透露，从1995年开始，张海便有意在公众面前与“藏传佛教”或“气功大师”之类的身份划清界限。即便是一些相熟的人问起，他也往往以一句“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敷衍过去。
在笔者与张海的交往中，记忆中也只有两次张海提到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一次是张海自称曾与国学大师季羡林探讨梵文；第二次是张海与笔者谈起曾有意将《邓小平文选》翻译成梵文，当时他说话显得少有的谦虚：“我对梵文的理解很初级，实际上我这个人语言能力特别差，不能说很懂梵文，但我勤奋，每一个词每一个词的查词典。”
张海在藏密气功领域的激流勇退，至今还令不少“弟子”耿耿于怀，2002年2月4日，当笔者所著的深度报道《凯地系神话》在《南方都市报》以10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之后，一位自称是“张海弟子”的读者寄来一张张海当年在某地传功讲学时录制的光盘。在来信中，这位学员对“张海老师”充满了感激：“张老师发功治好了我的瘤子，我不敢确认你们报道的张海是不是我的恩师，如果是的话，你们能否帮我问一下，张老师为什么不替人治病了呢？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后来与张海谈及此事，张海以一句“每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选择”拒绝深谈。
而一些跟在张海身边转型的弟子，至今难改对作为“老师”的张海的崇拜，以至在后来张海入主健力宝两年多时间里，健力宝上下以称呼“张老师”为亲近，或有称呼“张总”者，必被视为外人或极底层员工。
但前提是张海定然是“夏日东活佛的弟子”，同时又是资深藏密研习者。《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夏日东活佛的一位朋友、青海民族学院李建本教授时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夏日东活佛从来没有传授过弟子藏密。
如果没有“藏密”，那张海还剩下什么？2001年8月，夏日东活佛圆寂。“藏密大师”张海的真假，从此将仅停留于争论。之于张海，“那是以前的一段经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3.“资本屠夫”
佛祖教诲人心向善的经典语录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而，有着藏传佛教研修背景的张海，最终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刚刚宣布退出藏密气功领域，便迅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资本屠夫”。但显然，在张海的信仰与从商之间，外界很难找到如张海所言的一条清晰界限。
张海将自己介入资本运作的时间界定在1992年，当年他来到香港并加盟香港康达集团，而当时康达集团的董事长就是张金富。从1993年起，张海开始在香港康达集团持股，但持股比例都保持在20%以内。后来，香港中联系统上市并与香港康达集团换股。之后，随着巴林投资银行、英特尔投资等风险投资的进入，张海与张金富在康达集团的股份逐步缩小，直至全部减持。张海自称，正是在康达集团上市过程中，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香港的经历显然并没有帮到张海多少。事实上，张海1995年作为主要股东在国内注册成立河南菩提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时，张海的形象更像一个个体户：主要是承包路桥修建以及农业开发等项目。
对张海而言，河南菩提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平台最大的作用是让他认识了李友。在张海后来惊涛骇浪般的资本生涯中，李友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人物。
而在和张海结识之前，原河南省审计厅干部李友的日子显得异常枯燥。李友籍贯是重庆市涪陵区，1982年考入郑州航院会计系学习，中途因故休学一年，1986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审计厅工作。据郑州航院的老师们介绍，李友非常聪明，专业本领也非常扎实，而且很有上进心。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友便从河南省审计厅辞职做生意，李友先后卖过菜、开过餐厅，也当过小包工头。
1996年11月，河南心智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笔者获得的资料显示，河南心智是张海与李友携手进军资本市场的肇始，其发起人为张海、李友、陈晶或（多两撇），注册资本为1999万元，张海持有其中50%的股权，李友及其关联企业持有其中46%的股权。2001年11月17日，这间公司更名为河南方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也变成了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和河南合信装饰工程公司。
即便此时，张海和李友的生意也还是“小打小闹”，以承包公路、建筑装修等为主业。直至深圳凯地进入张海们的视野。关于与深圳凯地的结缘，张海与笔者曾有这样的对话：
记者：你和深中航（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深圳公司）的接触始于什么时候？
张海：其实此前香港康达一直和深中航有合作。1998年底我们就给中国航空进出口总公司提出了一个全面收购深圳中航的计划，深中航手中的诸多资源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深中航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航实业（0161.HK）、飞亚达（000026.SZ）、深天马（000050.SZ）、深南光（000043.SZ）都是非常好的融资平台，另外，深中航拥有江南信托的控制权，这是一张至为宝贵的金融业牌照。
记者：收购深中航的计划是谁发起的呢？
张海：由慧德基金（WIT）发起。
记者：慧德基金的股权及资本是怎么构成的？
张海：慧德其实很简单，当时为了收购深中航，所以我、张金富还有其他几个股东就凑在一起成立了慧德基金。说到底，慧德基金就是当时我们几个人的投资工具，这个公司管理的就我们几个人的资金和股票。
记者：收购深中航的计划为什么落空呢？
张海：当时我们准备收购深中航55%的股权，也就是控股了，最后中国航空进出口总公司的人也来考察了，但最终却不了了之。但我们在等的过程中改变了主意，开始和深圳中航下面的凯地投资公司进行合作，用凯地做了东方时代，做东方时代其实就进入上市公司中国高科了。进入中国高科的目的一方面是整合中国高科原有的生物工程，另一方面我们还想和各高校进行新的资本领域的合作。
入主东方时代并控制中国高科一役，是张海们资本操控手法在内地的第一次曝光。在整个运作过程中，作为源头仅仅花了很少的一点钱，但在随后的一系列运作中，策划者非常巧妙地利用资本杠杆以小搏大，大玩资本“滚雪球”游戏——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关联公司和投资者不断将手头的资本汇集过来，最终将这个滚雪球游戏越玩越大。
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为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直属企业鑫茂综合商社、鑫广物业管理中心等，原法人代表陈培高为外经贸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而中国高科则是一家由36所名牌大学发起成立的上市公司，股权相对分散，由于没有绝对控制性股东，中国高科顶着高校的牌子却仍像个“没娘的孩子”。
1998年5月，东方时代一次性受让了16家包括6家上海本地企业和10所高校所持法人股，从而使中国高科长期分散的股权趋于集中。
中国高科良好的高校背景刺激了张海们敏感的神经。2000年4月，深圳凯地收购了深圳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70%的股份。至于东方时代投资公司最终被卖出的原因，张海称主要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政企分开”。
耐人寻味的是，在收购东方时代的过程中，真正出资的却是深圳凯地，该公司占有东方时代70%的股份，而张海们控制的河南心智只持有20%的股份；但收购完成后，张海却当上了东方时代的董事长，友李友则担任东方时代的总经理。实际上，整个东方时代完全在张海们的掌控之中。
而此时，深圳凯地的主要股东为深中航和其下属上市公司深南光。2001年3月，经过一次增资扩股后，深圳凯地财务顾问公司更名为深圳凯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也变更为深中航和深圳中航物业公司。直到2001年5月21日，张海们才通过自己的关联公司河南豫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万中投资有限公司以及与中国高科有关联的成都创先科技有限公司对深圳凯地进行了再次增资扩股，占到了深圳凯地66.7%的股份。
事实上，张海们增资深圳凯地的主要资金却来自中国高科。河南省工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1年3月，东方时代曾对河南豫美有过一次增资扩股，并随后在其中持有54%的股份。
不妨这样大胆假设，张海们在运做东方时代以及最终控制中国高科，所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或者微乎其微：
2000年4月，张海们先以低成本借力深圳凯地，由深圳凯地出资收购东方时代并间接控制中国高科，由于深圳凯地持有东方时代70%的股份，收购资金自然也就得多出；
2001年3月，让东方时代增资自己的关联公司河南豫美并持有54%的控制权，此时，张海们有足够的机会调用东方时代甚至上市公司中国高科的资金进入自己的关联公司；
2001年5月，由河南豫美以及中国高科的关联公司成都创先各自出资4000万元增资深圳凯地，增持深圳凯地的原因有二：一是要获得对深圳凯地的控制权，从而顺利实现对东方时代以及中国高科的控制，另外可以看作是对深圳凯地早期动用大量资本入主东方时代的一个回报。当然，张海们通过这一增资，则顺利实现了对深圳凯地的控制，而这个控制权的成本，最终却让东方时代和中国高科最后埋单；
但前面的三步无疑是危险的。2001年10月，张海们又补上了一招，动用郑州玉龙、河南森威、河南格赛三家关联公司受让了东方时代在河南豫美中的股份，从而顺利将东方时代与河南豫美的关系洗白。
为了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张海们整整耗费两年之久。而在张海们故弄玄虚般的资本“迷踪拳”背后，最终却难以掩盖其“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实质。
入主东方时代并控制中国高科，对于张海的人生来说，还多了一项颇值得炫耀的内容。张海后来颇为自得地说：“我25岁时担任中国高科董事长，当时是国内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我们很多董事都是大学的校长。”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年龄不过25岁的年轻人，居然组阁了一个包括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闵维方、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总裁荣泳霖、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许晓鸣等多名学界和商界名人担任董事的董事局，不知是英雄少年还是时势弄人，但其间情形却值得细细玩味。
4.方正科技举牌背后
发生在2001年5月的方正科技举牌事件，正是张海与祝维沙正式结成同盟进军内地资本市场的肇始。在方正科技股权争夺的晚期，张海开始考虑再度转型。这一次，张海试图洗白头上“资本屠夫”的帽子，转身蜕变成“实业家”。关于这次转型，后来被媒体广泛描述成从“买壳”到“买肉”。
在入主东方时代并控制中国高科的同时，资本动物凶猛的天性激荡着张海们的每一根神经。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海们陆续介入银鸽投资、方正科技、中科健、深南光、深天马、飞亚达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运做。其动作之迅捷、手段之凶悍皆堪为经典。
发生在2001年5月的方正科技举牌事件，使张海与祝维沙正式结成同盟进军内地资本市场。
关于与祝维沙的因果，张海后来曾有这样的陈述：
笔者：你跟祝维沙是怎么结上关系的？
张海：朋友介绍的。当时我在香港做股票，也是我最有钱的时候，网络热。恰好老祝的裕兴电脑在香港创业板发股票，我二话没说就花了1个亿购买裕兴的股票，而裕兴当时总共才发行4个亿的股票。但裕兴上市没过几个月就宣布亏损，然后股票就像降落伞一样往下跌，我手中的裕兴股票迅速贬值，1个亿基本亏完了。
但我从来没有埋怨过老祝一句，相反我觉得他人挺好，给人感觉是个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人。当时他反复批评我不做实业，应该跟他学做产品、品牌之类，我也都听进去了。我也动不动就说老祝是我做实业的老师。
后来，我们进入方正科技的时候，也拉上了老祝。老祝在方正科技投入了2个亿，但最后方正科技股票跌了，账面上亏了几千万，但老祝又不想认亏，后来我们让他没有亏钱。
时间倒回到2001年5月12日。当天，北京金裕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裕兴机械电子研究所等六家企业发布举牌公告，宣布截至5月10日，六家方正科技的股东合并持有方正科技股份1009.6922万股，占方正科技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103%。
作为“三无概念股”，方正科技的前身为延中实业，自上市以来“举牌事件”一直不断。方正科技年报显示，截至2000年末，北大方正集团以持股3.77%的股份占据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位置，而北大方正集团与其关联企业北大科技总共持股份额为4.36%。
此次举牌的六家企业分别持有方正科技的股份为：北京裕兴机械电子研究所共购入并持有137.915万股，占方正科技已发行总股本的0.739%；河南觉悟实业有限公司共购入并持有43.9057万股，占0.2353%；深圳市年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购入并持有270.0888万股，占1.4472%；深圳市凯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购入并持有149.1671万股，占0.7993%；北京金裕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共购入并持有147.689万股，占0.7914%；上海宇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购入并持有260.9266万股，占1.3981%。
表面上看，六家企业中，北京裕兴机械电子研究所、北京金裕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系祝维沙控制下的企业，而河南觉悟、深圳年富、深圳凯地以及上海宇通则为张海们控制下的企业。
祝维沙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宣称买入方正科技股票的时间很短，“我们当时评估过，认为30多元不高”。
即使按照每股30元的成本计算，单从裕兴机械和金裕兴电子所持方正科技股份来看，祝维沙在举牌方正科技的投入不过8000多万元，与张海所言的“2个亿投入”相去甚远，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其他举牌方中，祝维沙也有投入。
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举牌背后的逻辑就变得异常简单：裕兴电脑上市之初，张海们投入1亿元；但裕兴上市当年业绩大滑坡，同比下跌60%以上，这直接导致裕兴股票价格大跌，张海们被套；为了解套，张海们看上了“三无概念”的方正科技，方正科技与裕兴的主业正有某种暗合；为了帮助张海们解套，同时也提升裕兴电脑在香港的股价，祝维沙走上前台。
方正科技后来的形势巨变。随着北大方正集团的增持，张海和李友迅速转身成为北大方正集团的同盟军。至于这当中的变故，张海后来在与笔者交流时说：“太复杂了，牵涉到太多人和利益，不好由我来说。”
裕兴举牌方正科技轰轰烈烈开场，最后却以张海、李友被北大方正集团“招安”，并顺利进入方正科技董事会收场。至于在方正科技的地位，“我和李友都是打工的”，张海后来对媒体说。
但张海显然不是一个愿意被融化的人，更不是一个甘于“打工”一生的人。张海曾对自己的个性做过一次总结：“我这个人就喜欢绝对控制，当老大，不可能跟人合作。因为我的追求已经不是一个安定的收入和生活，我是想实现一些我自己想实现的东西。”
“不肯跟人合作”的个性最终决定了张海将行走在一条孤独的资本苦旅：与李友的决裂，与北大方正集团的擦肩而过，以及与祝维沙们的股权之争，无疑是“个性决定命运”谶语的张海版注释。
在方正科技股权争夺的晚期，张海开始考虑再度转型。这一次，张海试图洗白头上“资本屠夫”的帽子，转身蜕变成“实业家”。关于这次转型，后来被媒体广泛描述成从“买壳”到“买肉”。
张海将自己的投资理念简单地总结为：“投资就是融资的过程，关键是要用自己的投资理念将外部资金吸引进来。”
张海另一句被仰慕者奉为圭臬的话则是：“全天下人的钱都是我的钱，你说我的资本有多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