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世界交往”
一般认为，所谓“世界交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主体的普遍交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交往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们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以来，人类历史也就成了一部世界交往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其著名的著作《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交往”概念的，而且在该文中还多次提到这个词，他们在以后的众多的著作中也提到和使用这个概念（或类似的词），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何谓“世界交往”给予明确、严格的界定，这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也引发了诸多争论。因此，关于“世界交往”的含义，我们只能通过仔细阅读他们的相关文献著作中有关世界交往的章节来体认并加以归纳总结了，这也是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所必需的，因为对“世界交往”这个关键概念的界定是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有学者在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交往的类型分为内部交往、外部交往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上，指出内部交往是民族或国家内部的交往，外部交往是民族或国家间的交往，而世界交往则是东西方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从历史形成过程来看，世界交往“是地域性交往的扩大和交往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和地理大发现，欧洲和亚洲、美洲、非洲的外部联系加强而形成的，是以内部交往、国家民族间交往为基础的”胡为雄：《马克思对社会交往类型的研究》，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世界交往本质上是一种相互联系的活动，但它与过去的世界性的交往不同。一方面，前现代的世界性的交往实际上是一种国际交往，它总是发生在民族、国家的边界。而现代的世界交往本质上是一种跨国交往，即超乎民族、国家之上的、内在于各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普遍关系。另一方面，前现代的世界性的交往往往以奢侈品的国际贸易为主，加上交易量很有限，因而对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影响甚小。在政治上，国际关系不以经济贸易为目标，往往是出于军事联盟、宗教事务或者王室交流的需要。然而，世界交往的全新之处就在于：“即使是国际交往，也是以把交往深入到对方内部，从而对对方造成内在的影响为皈依的，而过去的国际交往，虽然也带来对方的内在变化，但这种变化往往是不经意的、附带的，也是微小的，构不成重大影响。”【76】。
世界交往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到世界历史阶段的存在形式。世界交往就是世界历史的横向运动，它与世界历史的纵向运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共同构成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其一，世界交往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其二，世界交往具有直接性；其三，世界交往具有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二重性。【77】世界交往就是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交往。世界交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一种新的交往形式。世界交往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内外交往程度的不断提高，各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日益加强，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性联系而产生的。【78】杨雪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为交往的扩展和深入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交通通信技术的创新和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是世界交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交通通信技术的两大创新分别是铁路的大规模铺设和电报的广泛使用。世界交往虽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但具有更广泛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内容；“世界历史”是交往发展的必然，也体现了全面研究相互联系的社会的视野；“世界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世界交往的重要内容，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7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世界交往”的概念。
（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世界交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顺应大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是为满足资本寻找新的资源和注入新资本的本性需求从而突破地域局限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交往形式。
（2）从交往的范围看，世界交往是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是跨越国界的国际性、外部性、世界性、全球性交往。
（3）从交往的影响看，世界交往较以前世界上所存在的交往产生的影响要深刻、全面，而且影响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4）从时间看，世界交往最早开始于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更严格意义讲它开始和形成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时代。
（5）从交往的主体看，个人、家庭、氏族、集团、民族、国家、国家集团都是世界交往的主体。
（6）从交往内容看，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科技交往等，简单地说就是物质和精神交往。
二、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即人们从事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过程中开始系统地研究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这在同一时期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研究世界交往理论的著作，但通读他们的著作不难看出这一理论在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及最终完善的过程。作为交往的一种高级形式，世界交往内含于交往之中。所以，世界交往理论也应该属于交往理论的一部分，交往理论成为世界交往理论的理论基础与前提。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世界交往理论得以产生、发展。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交往理论初步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最终在《形态》中得到系统成熟的表达。【80】也正是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提出了“世界交往”一词。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我们可以将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酝酿阶段，即19世纪40年代初期，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并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81】。而且他还把交往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形式，他关于现代资本交往关系的描述以及关于新旧交往性质的对比解释是交往本质规定的雏形。
（2）形成阶段，即19世纪40年代中期，集中体现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形态》中。在这里，马克思充分概述了交往的本质规定，揭示了交往形式的基础和内涵。
（3）完善阶段，即19世纪40年代后期以及随后的年代，这在《资本论》、《宣言》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通过对世界市场、国际交换等方面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世界交往理论的科学内涵，使这一理论最终得以形成。
（4）拓展阶段，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晚年站在世界历史性交往的高度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关注上。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反映了他在考察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对交往理论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娴熟运用。马克思晚年将思维触角伸向全球，发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世界性运动能够造就某些民族、国家的“跨越式”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应该说，“世界交往”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以往各种“交往”概念的继承与发展，是他们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研究世界前景的理念创新。自此以后，从世界交往的角度考察各民族发展道路，一直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基本立场。
三、世界交往的领域
马克思世界交往的领域非常广泛，我们应当全面地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人的彻底解放）等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世界交往观所包含的领域。
（一）经济交往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交往的论述是基于阐述商人即资产阶级的产生和作用上的。他们指出，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随着商业来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8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83】。“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84】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也正是在这种经济交往的分析基础上，依附理论对经济交往进行了严厉的拒斥。依附理论认为：①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而这是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实现的。②不发达国家要摆脱落后、贫困和依附地位，就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和经历不同的“阶段”，即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必须割断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和交往。因为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越密切，交往越多，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就越强。依附理论坚决反对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经济交往，因为这个交往是不平等的，一旦交往就会被吸进这个魔鬼的漩涡当中，不能自拔且永世不得翻身，犹如海德格尔的“在世沉沦”。依附理论确实给那些希冀通过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而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当头一棒，从而清醒了不少。但是，依附论者从世界交往的经济联系中找到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依附的原因，但却没有从世界交往的普遍联系中去寻找出路，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自绝于世界体系，这也是不现实的，是与世界发展的道路和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的。
（二）政治交往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交往的论述是从民族交往和阶级交往的角度展开论述的。民族交往成为最具普遍性的交往，是世界交往的最直接的形式。世界普遍交往的问题、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以民族或国家为交往主体的交往普遍发展的问题。但是，在深层意义上、在本质上，它则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一个最初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关系，而后则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一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从普遍交往或世界历史现实中做出彻底革命的结论的基本根据。民族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在阶级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定阶级的个人。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总是以那些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共同利益而结成共同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强调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在论述政治交往的时候（不仅仅是政治交往，社会交往也是如此）是把它建立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的。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理论的核心就是经济交往，但政治交往作用也很大。“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5】通过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等野蛮的对外交往活动，列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并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是不平等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国家“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6】。
（三）文化交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宣言》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7】。透过他们的精彩叙述，人们的眼前分明呈现出一幅世界文化交往的壮丽景象，正是在文化的频繁交往、交流和碰撞中，各个民族文化的狭隘性、局限性、片面性不断地被消灭，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断地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形成。在他们看来，随着国家、民族之间交往的加强，国家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本国的文化也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性而面向世界传播。一方面，这种扩张使这些国家、民族古老形式的文明遭到破坏和丧失，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所开创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并造成了各种文明之间发展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落后国家（地区）、民族的征服，客观上起到传播文明的作用。英国入侵印度，使印度“第一次接受文明的熏陶”【88】。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这个1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被卷入了文明中”【89】。
当然，文化交往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发明创造、科技、艺术等精神方面。“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以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90】其实，交往之于发明的作用不仅表现在是否失传，而且也表现在是否能够正常、正确地发挥这种发明的真正作用。如果没有把中国的几大发明传入欧洲，那么，火药仍然是我们节日庆典用的烟花、炮仗的原料，指南针仍旧是占卦师占卦用的仪器，等等。而这些发明通过世界交往传播到了欧洲，情况就发生了天壤之别。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91】所以，恩格斯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最初的、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都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92】只有在文化的世界交往中，才能够实现人的真正、全面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把普遍交往的进行和世界历史的实现作为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历史基础，但是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依赖于文化交往的实现：没有文化交往，人们仍然受制于狭隘的地域性的观念，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文化封闭造成的落后观念导致人们改造、征服世界的能力也会大大降低，这一点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体现得特别清楚，正是由于缺乏文化交往，中国人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化的自由”。所以，只有加强文化交往才会使我们增强自身的能力，从而实现人的真正、彻底的解放。
（四）社会交往
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过程，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或者说全部理论的主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只有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有资格谈论自己的所谓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内容和标志的世界历史是使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的历史基础，是把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到实践高度的可靠根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及其发展的学说得以出发的基本前提。《形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及其发展学说的第一次系统阐述就是建立在世界历史基础上的。针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抽象人道主义，马克思确立了从人的实践中的关系、人的社会性的角度说明人及其本质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科学学说的要旨是为人们指明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方式和道路。这个方式和道路在一般意义上就是“改变环境”，就是革命的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从其内容看，这种改变环境的实践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不是理解为“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理解为“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93】所以，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即实际上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
当然，所谓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和分工、私有制被彻底消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实现与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是同一个过程。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上的联合，就是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联合。它是一种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理想社会。当然，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会获得自己的自由”【94】。
四、世界交往的形态（形式）
（一）国际分工
世界交往的扩大首先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分工的形成和扩展。在大工业时代到来之前，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还很有限，它主要是建立在自然条件不同的基础上，并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到了大工业时期，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应用，世界进入了机器生产的时代。机器和交通工具的发明对国际分工的扩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们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95】随着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最终确立。社会分工的发展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国际分工。大机器工业把一切国家都卷入国际分工中。国际分工加强了世界各国间的依赖关系，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交往与分工的关系中说明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必然性。分工对于交往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分工，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虽然也是活动着的人的一定的关系，是人的一定的交往关系，但是分工与交往则又是人们活动中的一对矛盾。所以，一方面是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分工使交往成为一种生产之外的相对独立的人的活动形式，从而创造了交往得以独立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分工往往把人们固定在一种性质的工作岗位和一种环境中，从而成为交往发展的障碍。所以现实中形成如下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交往的普遍发展总是以旧的分工不断地被打破而新的分工不断被建立为前提。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交往就越是发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联系分工指明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客观性质。首先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发展，它促进了分工协作与生产的发展，分工与生产又反过来推动交往的发展，为交往突破民族地域的局限奠定基础。随着内部交往与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外交往就成为必要。一旦外部交往发展起来，又会进一步地促使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必定反过来推动内部与外部交往的发展。具体来说，只有当民族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交往以机器为手段、以商业为目的时，交往就开始突破民族地域的界限向外扩张，成为世界交往，这样历史也就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分工更为广泛，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程度与依赖程度都大大加强，世界日益不可分割，以民族之间的交往为联系纽带的世界历史最终形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96】。
（二）世界市场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它只有在经常扩大生产、不断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而资本家受高额利润的驱动，也需要超越本国的范围向外发展，寻求并开辟新的市场。所以，“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97】。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进入大工业时期后，本国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必须向外扩张寻找原料供应之所。资本主义在扩张的过程中把其他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他们廉价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使世界市场迅速发展并得以最终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可见，世界市场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把各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随着交往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得到巩固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系列交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的产物。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新的航线和殖民地的开拓，在更大范围内的交往基础上逐渐形成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98】“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99】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市场的力量”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关注。例如他们在《形态》中这样写道：“例如，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而且，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便越来越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在《宣言》中，他们进一步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它巨大的力量，它打开了各民族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而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场使“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00】。各国在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的竞争使商业具有政治意义。“各国经过长期斗争，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101】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发展。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开来谈生产力的发展，而认为先有交往的革命，然后才有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交往并不局限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交往和生产力发展与矛盾冲突并存的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内部扬弃过程，而非来自外部的取代。资产阶级正是借助于世界市场交往形式，在它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表明，世界市场交往形式的作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容。
（三）国际战争
在马克思的世界交往观里，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马克思说：“对野蛮的征服民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102】人类交往赋予战争的深远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军事意义。甚至在已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民族之间，战争仍不失为经常交往的一种形式。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革命阶段，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和转嫁国内危机以及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等的目的，使战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频繁使用的一种手段，并且范围逐渐扩大并发展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它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人为此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炮灰，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则更加悲惨。虽然战争意味着破坏、倒退，但是从后果上看它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客观上加强了国家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传播和交流，并且促进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在战争时期，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混战、征服与掠夺则变成了另一种野蛮的交往形式。对于战争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外部交往形式，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做过较仔细的考察和研究。此外，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等著作中研究古代和近代各民族、国家的内部政治活动时，也注意到了各国之间的“外部交往”活动。例如，在法国作家沙多勃利昂的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注意到在法国行使统治的权力包括“媾和和宣战，领导和统率军队，同别的大国进行谈判”【103】等这些对外交往的权力。马克思指出，随着殖民制度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将发生残酷的商业战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殖民制度的基础。他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104】马克思指出，这场商业战争是以殖民制度和垄断公司为手段的。“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105】对于在历史上大量发生的以暴力为基础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资本论》中曾这样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暴力方式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在考察印度社会时看到了战争部门在亚洲社会政府部门中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并认为它是一个“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他说：“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106】
（四）向外移民
马克思认为，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往往同移民联系在一起，但移民本身也是一种外部交往形式。移民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古代国土很小供养不起过多的人口所致。在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地曾经出现了许多城市国家，这些奴隶制国家在开始出现时都是国土很小的国家。由于这些小国容纳不了更多的人口，因此向外移民便是它们的唯一出路。在《强迫移民》一文中，马克思曾这样指出：“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107】正因为向外移民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唯一出路，所以它往往导致大规模迁徙的可能。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必然后果是导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或者导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发生。当然，对外掠夺土地、抢劫财富和资源的行为也是战争的一种经常的根源。
（五）对外贸易
除战争外，马克思注意到交易这种民族及国家之间的重要外部交往形式。交易这种交往形式之所以发生在“外部”，是因为在奴隶制社会取代原始氏族社会以后，奴隶制国家内部自由交往的活动很少。由于奴隶不是公民，他们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而且还是奴隶主的私人物品。奴隶从事繁重的农业及手工业劳动，生产出来的物品完全归奴隶主占有。奴隶主自己奢侈无度，却只用一部分物品来维持奴隶生命的再生产。故当生产率在后来有一定提高可以生产出剩余产品时，奴隶主就将这些剩余产品用来从事交易。这种交易一般不是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发生在其“外部”，即发生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此，民族及国家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易便构成外部交往的内容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对外贸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提供了三个条件：①要有大量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②要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大量的货币资本；③要有不断扩大的商品销售市场。这些条件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通过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外贸易的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后，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对外贸易又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曾经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方式本身的产物。”【108】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使商品货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超出国家范围而向世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形成。
（六）近代外交
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世界扩张的时候，“资本追求利润与市场的欲望使外交也成为它们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也要适应它追求利润的需要”鲁毅、黄金祺等：【109】。所以，资本主义“炮舰外交”应运而生。此时，“炮舰外交”是资本主义强国的专利，它们是以牺牲别的小国、弱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而换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利用“炮舰外交”，把世界其他国家纳入它的世界体系。欧洲列强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古中国、古印度、波斯等文明古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事实既雄辩地说明了近代外交的实质，也说明了近代外交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随着弱国经济、政治、军事的强大，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世界战争带来的利益毁灭，现代外交产生了，现代外交是强国之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手段和平台，他们之间达成的国际条约和形成的国际机制，成为指导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
（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世界无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整合趋势：①思想上的整合，就是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健康的队伍。这是因为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必然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思想及流派。因此就需要对此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工人运动能够健康发展。马克思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②行动整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世界交往的建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的剥削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所以，必须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共同斗争，才能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为此，他们力求把英、法、德、比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团体中的先进分子联合起来，建立国际性的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各国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领导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了《宣言》作为“同盟”的纲领，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
（八）世界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革命的根本意义在于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为世界革命提供了前提及对象。在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世界革命有三层含义。
（1）世界范围的共同革命。这是对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解。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在回答第19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说，“不能”。【11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资产阶级已经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各国人民，尤其是文明国家的人民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大阶级的矛盾成为世界范围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只有世界范围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因此，共同革命不是同时革命，而是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革命。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号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的力量，因此，只有在一切国家而不只是在一个国家战胜它，才能把它彻底消灭。
（2）各国、各民族的革命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经典作家在强调世界范围共同革命的同时，也认为这些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应该相互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已经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只有相互支持，才能提高各自的战斗力。恩格斯认为，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平均化”了，“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111】。列宁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12】
（3）一国革命的胜利能够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并推动世界革命。这是列宁通过俄国革命实践的成功对世界革命理论的贡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为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提供了条件。而俄国革命的成功不仅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样板，而且借助理论和物质的力量切实地推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革命的发起与成功。列宁在评价“第三国际”的时候说，它使得“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拉丁词现在不仅译成了现代欧洲各民族的语言，而且译成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开始了”【113】。经典作家对于“世界革命”的理解，是目的论和过程论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世界革命是各国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世界革命是实现人类解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不能把“世界革命”简单化为世界各国的同时革命，也不能忽视各国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一国革命成功产生的世界影响。
五、世界交往的特点（特征）
世界交往就是世界历史的横向运动，它与世界历史的纵向运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共同构成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机器大工业的发明应用而开始的；世界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世界交往具有与以往交往形式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世界交往是普遍的交往，具有不可抗拒性
世界交往的普遍性与不可抗拒性首先源于生产力的重大突破。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生产力的萌芽遍布亚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到18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轫，一场工业力取代农业力的世界性生产力变革以雷霆万钧之势荡涤着全世界。工业革命创造出惊人的生产力，并迅速地传播到欧洲大陆和北美，为世界交往注入了活力，从而将各个民族、国家纳入世界体系，世界各个民族或国家也都主动或被动地参加世界交往的大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4】。世界交往的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参加的主体多元化。交往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个人、城邦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国家成为交往的主体，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包括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其他国家。②影响程度深。每一个国家的变动，都将影响其他国家。“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相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15】③领域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交往。
世界交往的不可抗拒性还在于世界体系的运动深受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制约。学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将市场视为自己的生命线，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强烈欲求和巨大开拓力使世界交往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6】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抵御资本主义先进的大工业生产力，摆脱不了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更不可能抗拒世界交往。马克思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17】
（二）世界交往是新式的交往，具有直接性
世界交往的基础是机器大工业。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它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也促进了一场交通运输的动力革命，这些新的因素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外扩张奠定了基础，而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则把其他国家也纳入它的体系，国家之间的交往形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世界交往的发展。世界交往建立于新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因此突破了传统交往的间接、间隔性，大大拉近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减轻了陈旧的工具给交往带来的不便，对此，马克思举了印度为例：“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主要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118】信息工具的革命化也相当神速。到1860年，全世界已架设电报线路10万英里（注：1英里=1609.344米），并开始铺设海底电缆。信息经由电报、电缆传递而突然加快，以至从英国到印度的通讯，只需5小时，当天可得回复。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使大工业制造的廉价商品潮水般涌入海外市场。国际贸易的范围出现跳跃式扩大，国际分工也基本确立。各地区、各民族都卷入了国际大分工，生产趋向国际化、专业化，从而形成了彼此互为市场的关系，结果是各自的生产和消费都要依赖外部世界。原有的民族市场、地区性市场都失去了相对孤立性和自给自足的特征，而被融合和并入了世界市场之中。传统的区域性交往及区域间的间隔统统被打破，民族、国家间的交往都成为直接性的世界交往。
（三）世界交往是东西方的交往，具有不平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交往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过程，因而，表现出一种不平等和殖民掠夺的特点。从其历史形成过程看，世界交往是外部交往的扩大和交往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这种世界交往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和“地理大发现”以及欧洲和亚洲、非洲的外部联系的加强而形成的，其特殊表现在于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资本主义全球性的扩张来考察这种世界交往、考察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交往的。他们从这种世界交往中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他们重点考查了全球范围内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的世界交往。马克思当年已经关注到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发展，并预见到世界经济将会联成一体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全球性的殖民而形成的。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全球性殖民时代东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往。他在1853年写成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以及在1879—1880年对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做的笔记中，详细研究了在西方殖民条件下的亚洲、美洲和非洲原始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以及这一解体过程中这些民族或国家的殖民化过程。马克思更注意考察全球范围内西方与东方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交往，这与他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的关注与思考紧密相连。马克思当年已关注到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发展，并预先看到全球经济将会联成一体的历史趋势。这种历史趋势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全球性的殖民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随着殖民制度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将发生残酷的商业战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跟随原始积累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119】。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过程中考察这种世界交往、考察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交往的。宗主国的殖民掠夺不但给殖民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而且还破坏了当地的整个社会结构，比如英国对印度的掠夺，英国凭借大机器工业和产品的低廉价格，“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120】。殖民国家的强制性、掠夺性的世界交往不仅造成了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不平等，造成了整个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并影响至今。
（四）世界交往挑战和机遇并存，具有双重性
世界交往把众多的民族、国家都卷入世界体系之中，迫使它们互相竞争，加大了其生死存亡的压力。恩格斯对世界市场中的竞争有如下分析：“为了不致溃灭，资产阶级就要一往直前，每天都要增加资本，每天都要降低产品的生产费用，每天都要扩大商业关系和市场，每天都要改善交通。市场竞争驱使它这样做。”【121】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种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然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122】。面对生死存亡，各民族、国家必须时刻打起精神，直面挑战。在世界交往中，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一个民族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发展则能够增大各个民族、国家获得他国先进文化、制度、技术的可能性。世界交往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保障作用决定了这一点。且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某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具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23】正是由于有了世界交往，新的生产力才得以广泛传播，被各民族、国家所共享，为它们借此增强民族竞争力、应对挑战提供了广阔的机遇。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为了保存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积极参与世界交往。
（五）世界交往中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交织，具有复杂性
世界交往首先表现为民族间的交往，因而世界交往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世界交往是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为表征的。所谓世界交往，就是各个民族、国家都进入交往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看做工场手工业初期繁荣的“历史前提”，从而也是把民族交往看做普遍交往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把交往普遍化的表现及其历史意义看做是“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交往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成为本民族发展的条件。“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124】在世界历史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民族关系说明普遍交往，凸显国家、地区交往中的民族性。就进入普遍交往过程来说，民族是相互之间经常性地发生交往的最大的主体，亦即活动范围最广的交往主体。多民族的国家和地区是比单一民族活动范围更广的可能的交往主体，但是在交往进入普遍交往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交通的不发达所带来的地理限制，多民族、国家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交往的机会是很少的。它们之间的交往还带有一种偶然性的因素。而就民族交往来说，无论是在一个国家内，还是在一个地区内，民族交往所受到的地理限制要比国家或其他活动范围更广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小得多，因而交往也就方便得多，由此决定民族交往发生的机会要比国家或其他活动范围更广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多得多。从交往发生学意义上说，这种情况决定了由民族交往而发展为普遍交往的可能性及其进入普遍交往的先在性。民族交往成为最具普遍性的交往，是普遍交往的最直接的形式。在交往发展到普遍交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候，民族交往成为跨地域交往，跨地域交往就是民族交往。
虽然，“普遍交往”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以民族或国家为交往主体的交往普遍发展的问题。但是，在深层意义上，在本质上，它则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一个最初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关系，而后则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一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从普遍交往现实中做出彻底革命的结论的基本根据。民族关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这一结论的根据在于，阶级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定阶级的个人。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总是以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共同利益而结成共同的关系。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125】。因而，他们的发展离不开这种共同关系。交往中的阶级对立的事实也制约着两个对立着的阶级各自的发展，因为它造成了交往发展范围的狭小。这种交往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把一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由于它同时也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发展范围的狭小，使这个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126】。在世界交往的进程中，最初的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是客观的，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同世界交往的现实和趋势真正地相一致的阶级则是无产阶级。关于这一阶级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27】在他们看来，世界交往与其说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如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关系。各个民族独特性的消灭以及无产阶级的诞生都始于普遍交往。
世界交往的发展以及贯彻其中的普遍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是从根本上改变历史资本主义性质的巨大杠杆。伴随资产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也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世界交往，并通过斗争实现着人类更大范围的联合。一方面，无产阶级没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现代工业劳动中，他们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因此“工人没有祖国”。【128】同时，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明确，这使得他们可以跨越各种传统障碍，在世界、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他们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要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必须联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劳动的解放（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著者按）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129】。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别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着世界交往。掌握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其不断改革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消除财富增长的障碍，从而为世界交往的扩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并且创造出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链条。无产阶级的革命则从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在资产阶级时代创造的丰富财富的基础上，通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诸领域在内的全方位革命，逐步消除各种差距和差别，实现真正惠及人类的世界交往。
（六）世界交往进程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过程，具有人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与世界交往必然联系的思想是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存在和发展状况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范围广阔的多样性的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使人过着一个多方面的生活，包括思维在内的人的生活的一切表现就具有全面的性质。一个人的全部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这并不决定于施蒂纳，而是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130】。马克思、恩格斯完全辩证地看待普遍交往、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
（1）他们在一般地强调世界交往对于人的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的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和他的生活“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由此把一般的人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具体化为一定阶级的发展以及一定阶级的个人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从而进到关于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状况、发展和历史作用问题的考察和思考，并做出一个含义极为深刻的判断、结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131】
（2）从“个人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不是他们的相互关系”思想出发，得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的结论。从而在理论上进到关于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即是说个人在普遍的交往中发展就是在与其交往着的所有人的发展中而得到发展。这一论断正是他们的关于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自由的思想的基础。
（3）提出“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这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一般理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理论形态是人与世界市场力量的关系问题，是劳动向自主活动转化的问题，是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亦即向“作为个人的交往”转化的问题。
（4）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实现与所有制和分工的消灭是同一个过程。关于私有制的消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会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可能占有它们，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社会活动。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是对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能够实现普遍占有。但是，当这种普遍发展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实际上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并成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手段的时候，现实就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人。私有制和分工是既使无产者又使资产者片面发展的社会存在。所以，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矛盾的现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现实又把消灭私有制的任务提到了首位。在现实进程中，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创造使这种发展能够成为现实的社会条件，即消灭私有制也包括消灭分工是同一个过程和同一件事情。它们相互依赖，互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就是一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联合。共产主义是一种“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132】。
六、世界交往的作用（影响）
（一）世界交往与生产力的保存和发展互相促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交往不是一直存在着的，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内外交往程度的不断提高，各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日益加强，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性联系而产生的，它是生产发展到大工业阶段的产物。世界交往正是在生产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市场、满足资本寻找新的资源与注入新资本的本性需求而突破地域局限而产生的。不仅生产决定交往的发展，而且交往对生产也有反作用，它使生产力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它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使生产力的保存与发展获得保障。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所以，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33】由此，世界交往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世界交往还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使生产力在世界交往的格局中整体推进。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也只能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闭塞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由于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必定被打破，世界交往格局中的生产力得以整体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相比较，生产力还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交往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生产力的新发展相适应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说过：一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àson tour（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3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世界交往。马克思在解释之所以把铁路称为“实业之冠”的原因时说：“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135】恩格斯认为，铁路以及海船在国际范围的使用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
（二）世界交往促成各民族间的整体运动
在世界市场形成后产生的世界交往，包括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普遍的、全方位的交往与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世界市场形成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6】。由此可见，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使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和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必然加深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和交往。这种整体运动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特别是在古代是不可能的，由于各民族间地理条件和交往工具的限制，人类各大文明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尽管也有些许的变化和发展，但这些变化和发展基本上是在彼此隔绝、自我封闭的社会系统内实现的，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地域内“单独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有了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之间便会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例如，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被征服民族的较高生产力与征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产生交互作用，结果使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建立封建制。交往为不同民族、文明、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渠道，既加强了相互了解，加深了相互依存关系，也提高了各个民族对自我的认识。
随着交往的扩大，各个民族、国家、文化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历史也成为了世界历史，而相互联系的加深也使得它们之间能够相互影响。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137】马克思曾经举例说：“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138】必须强调的是，经典作家强调的“交往”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文化、观念上的“交流”是以物质生活的改变为前提的。因此，他们说，大工业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随着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体系的形成，原来单独进行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便超越了民族的地域狭隘性的限制，具有了世界性。而且，在世界交往普遍化的背景下，某些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还会呈现出一种跳跃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然而，对于某一国家内的冲突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中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国家内部产生类似的矛盾。这也就是说，由于广泛的普遍的世界交往，生产的国际关系结构与落后国家的内部关系结构之间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把该国的发展命运紧紧地与世界历史总体的发展过程连在一起。这样，处于世界历史总体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为某个国家或民族造成特定的历史环境，并通过世界交往制约着该国该民族的一定方向，促使某些落后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较快地达到激化的状态，并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启示下，缩短解决矛盾的过程，从而促成社会跳跃式发展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三）世界交往是形成世界历史的根本力量
世界交往是促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和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之一。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指世界整体化的历史，即各民族、国家通过世界交往，打破孤立隔绝的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的状态的历史，历史的进程就是由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过程。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交往的普遍发展的产物。世界交往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9】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活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民族的地域狭隘性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历史，它体现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最重要的是强调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性。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可经验到的“世界历史性事实”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对这种经验到的“世界历史性事实”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基本方法论，即始终必须注意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140】。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分工与交往关系的解剖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整个过程。正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不断深化，交往日益成为必要并不断实现由内部交往向外部交往乃至世界交往的跨越。到大工业发展阶段，人们“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41】。这种广泛的分工又反过来促进大工业的发展，使竞争普遍化，创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随着内部交往与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外交往就成为必要。一旦外部交往发展起来，又会进一步促使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必定反过来推动内部与外部交往的发展。所以，世界交往一方面通过自身对社会的直接规定性，直接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对生产力的推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而间接推动了这一世界历史逐步形成的过程。
在《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从与生产实践相伴而生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的发展状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产生和发展。世界交往的普遍扩大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要条件。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内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142】这就“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43】马克思、恩格斯的《形态》给予交往问题以特别的注意并从中引申出世界历史理论，其根据就在于此。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交往关系由最初的“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发展为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关系。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普遍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跨民族、跨地域交往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的基本特征。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概念来表达这一客观趋势和特征。他们从人类交往的普遍化事实中发现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根本性的变化，即“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现实。他们指出：“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44】普遍交往的现实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它是世界历史的直接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而世界历史形成的条件则是以大工业为标志的生产力与普遍交往的统一。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动力，从而决定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由此，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与分工的发展，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世界交往对于世界历史的动力作用也可见一斑。
（四）世界交往造成世界范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和对抗
随着生产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交往的扩大，各民族之间的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世界进入相互依存的新阶段，相互依赖成为国家交往中的基调。其中既有生产方面的合作与需求，又有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说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尽管每个国家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彼此之间的这种需要，但利益的争夺又使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马克思也指出，世界交往从来就不是以田园诗般的情调进行的。历史的规律也一再证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殊异的人类诸文明在横向交往汇合时是不可能产生真正平等的交往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侵略、掠夺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自它产生时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到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为了争夺资源以及由此能带来的利益，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上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给人类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灾难。所以说，自16世纪建构起来的世界交往网络，其内部始终就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与斗争，众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世界交往矛盾运动的结果。纵览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交往的发展以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私人占有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为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45】。在这个国际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与此相应的是无产阶级受压迫和遭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而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46】。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必然结果。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与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当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的时候，由于其内在的固有矛盾，它必然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47】由此可见，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交往的发展造成了包括发达的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的对抗和冲突，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五）世界交往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革命提供条件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交往手段的改进为无产阶级交流信息、相互了解、互相支持提供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148】。而且，随着机器生产的采用，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各民族工人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他们的党派利益的一致，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仍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149】。当然，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统一，必须克服包括民族利益在内的其他利益的干扰和阻碍，学会利用现有的利益关系。因此，列宁说，对于民族这种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己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民族、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50】而各民族、国家工人的“联合行动”离不开世界交往。
（六）世界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途径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要求生产和市场不断扩张。这导致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市场扩张的需要对世界市场中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持续的冲击，进而社会关系需要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没有出路。产品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交往的纽带，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成为世界市场不可分割的一分子。正如马克思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51】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积聚是建立在榨取并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和两极分化。劳资矛盾不断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于无产阶级队伍之中。显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将日益加剧，并最终达到不可调和的阶段。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制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52】。只有新的社会——共产主义才能解决上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那么，要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需要以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重要前提。关于这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由于“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因而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153】。要消灭分工，消除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普遍交往的建立。由于“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只有世界历史发展到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并使生产力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得到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才会产生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并且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这样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①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②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③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54】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不仅使生产力的发展日趋全球化，而且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矛盾也日益普遍化。“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155】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56】在这种矛盾推动下，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跨越某一历史阶段，超越某种社会形态，不能完全被视为不正常的现象。晚年马克思正是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视角分析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恩格斯在1847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指出：“三百五十年前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发现不仅会推翻那时的整个欧洲社会及其制度，而且也会为各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基础。”【157】他这里所说的就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而来的普遍交往，会改变整个世界，为全人类的解放奠定基础。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意味着需要凭借现实的力量推翻这个异化的世界是前一社会阶段的必然发展并与之相对立的表现。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这种现实力量的源泉。因为只有在普遍交往条件下，各个个人的分工不断得到加强，私有制将发展到极点，社会上的“没有财产的”将占据大多数。这样交往的力量就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的现实力量将最终消灭不堪忍受的交往的力量的异化形式，重构并成为人类所占有的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158】。在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下，共产主义的实现有了现实基础和切实保障。
（七）世界交往为个人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
世界交往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从人的发展物质条件来看，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生产力得以承继进步的动力和保障，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马克思说过，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能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这表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保障。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59】。在这样的境况下，人的一切活动只能围绕生存而进行，人们根本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甚至不可能提出全面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60】交往的普遍发展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一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161】如果没有交往的普遍发展，人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发展不是与现代文明相融，而是与愚昧、保守共存。只有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通过交往的扩展，个人可以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从更大范围内获得发展的资源和动力，从而提高人自身的能力。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62】只有通过普遍交往，才能使人的活动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和自主变换。在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中，由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极其有限，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163】。只有经由普遍交往，才能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只有这样，人的全面发展才有依托。
尽管世界交往及世界市场确实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性质，而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史册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64】；尽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65】；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转嫁了民族矛盾，使落后民族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但是，马克思认为，对历史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还是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所提供的可能与要求。由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世界交往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破坏了一切地方的、封建的、宗法的、保守的等级关系，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而那些地方的、封建的、宗法的、保守的关系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66】。只有普遍的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依存关系，形成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眼中，人的各方面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全部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67】。而人的社会关系总是在交往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每一次拓展，即是人自身发展和进步的确证。
世界交往不仅导致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拓展了人类自由的广阔性、多样性，而且丰富、深化了人的社会性，使个人的存在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人的社会性包括自我意识、对象化自身的客观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在世界交往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的对象的丰富多样而不断增强和扩展，个人的对象化自身的客观能力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与需求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个人的交往能力由于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交往内容的复杂日益提高。世界交往不仅是人的自由在地域和外延上的扩展与丰富，而且是人的全面丰富的人性、社会性的深化。人类随着交往历史形态的不断发展也将获得个人的完整性并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