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豪华别墅的首席仆人自然是管家,而城中房子,最重要的仆人是厨师。她有自己独立的卧室,人们必须称呼她为太太,而不可以直呼其名。她的年薪是四十五镑。每天早餐时,她与女主人会晤,商讨今天的菜单。两名女仆,是做杂务的,贴身女仆负责为女主人打水,穿衣,收拾房间,年薪十六镑。另外一个做粗活的,洗衣服,刷地,给厨师打下手,她的年薪是十二镑。有孩子的家庭,另外还有两名女仆,一名是保姆,一名是家庭教师。小孩的房间有两个,一间是儿童室,一间是夜室。前者供白天学习,后者供夜晚休息。十八世纪的父母不带孩子,每天下午见面两个小时,相处下。”
以上这段说的是十八世纪的英伦,关于家庭教师的境遇。
家教的地位其实尴尬,类于女仆,低于管家。彼时欧洲风气普遍如此,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也一样。现在,我来说说精神哺育了俄国作家的家庭教师们。在旧俄时代,有钱人家普遍请家教,他们有男有女,教授不同科目。一些是大学生,比如契诃夫的哥哥就做过住家家教,酬金是食宿免费。也有外国家教,比如外语老师。一个家里可以同时有几个家教,不会说俄语的家教还需要会俄语的家教辅助工作。
俄国地跨欧亚,对欧洲文化有自卑感,上流社会普遍讲法语,家家都会请法语家教。还记得《安娜·卡列尼娜》么?故事的开篇,就是安娜去救场,她哥哥和法语家教有了婚外情。
内米洛夫斯基的妈妈附庸上流社会价值观,只说法语,看法国戏剧,用法国化妆品,给女儿找的家教当然也是法国人。内米洛夫斯基在说俄语之前,就会说法语了,连做梦的呢喃都是法文,战时雷诺驻俄工厂的工人罢工,群情躁动,她却暗暗希望法国人获胜——她骨子里也觉得自己就是个法国人。她后来以法语小说成名不是偶然。她妈妈淫荡多情,常常夜不归宿。尽母职的,就是这个家庭教师。内米一直是把法国家教泽泽尔小姐当妈妈的,晚祈的时候,祷文里的母亲名字都偷换成她,紧张的时候也会去拧她的衣角。在国外旅行,妈妈住豪华宾馆,她和泽泽尔住在较次的地方。内米长大后,泽泽尔被一笔养老金打发走,在把青春献给一个无血缘的孩子之后,飞鸟尽,良弓弃。这是家教通常的结局。
纳博科夫的家教,倒是很美好的回忆。那是一个胖小姐,用哮喘的嗓子给纳博科夫读了七年的法语小说……看纳博科夫调侃她,“一座小山一样的身体,唯一运动的部分是那个下巴上最小的真下巴”,像是讥讽,再看不像,倒是像男孩子羞于表达感情时的涩。家教来到俄国时,只会说一句俄语“在哪儿?”回到瑞士前还是这一句。在异国时她充满了不安全感,别人一用俄语说话她就疑心是排挤,回到瑞士她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熟悉故土了。
《说吧,记忆》差不多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纳博科夫,因为里面充溢着爱,对父母,童年,圣彼得堡,还有家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