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这个题目吗？老实说，我开始是不相信的。后来看了许多揭发出来的案件，也慢慢地有点相信起来了。
当然，贪官的甜言蜜语，是到了身陷囹圄之时才说的，这很有点像鳄鱼的眼泪。因此，希望监督之类的话，是这些囚徒推托客观的遁词，而非为官时的愿望，这是很明显的。湖南郴州大案件中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李树彪，死到临头对犯罪的原因说了一句话：“我搞违规贷款，用单位的存款作抵押，我以为单位的同事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们都知道，就是不提醒我，如果开始头两笔点醒我，我就不敢搞了，不会再搞了。”事到临头才不得不说的这番话，确是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的。谁能“提醒”你？谁敢“提醒”你？你大权在握时，谁要是“吃了豹子胆”，敢于“点醒”你，不被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才怪呢！
然而，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思维也不能单一化。总体来说，贪官们在其罪恶被揭露于光天化日之时，会有“悔不当初”的感慨，说些“漂亮话”，以博得人们的同情，减轻自己的罪恶。但所有贪官并非生来就是“罪犯”，应该说多数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这就是说，事先的监督，是能够挽救一些人的，至少能阻止他们别滑得太远。最近也有个贪官——吉林信托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兴波因犯贪污罪被判死缓时，也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止我，我会有所顾忌。”“会有所顾忌”，这就是说，他会“权衡”一下“形势”，考虑是继续贪下去，还是就此止步？无形与有形的监督，毕竟是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
监督的话，已说了千千万万；监督的办法，已制订数不胜数。但这些“苦口婆心”的规劝、防范抑或是严厉的警示、制止，对多数贪官是不起作用的，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否则，贪官不会多如蝼蚁了。然而，也不是说这些监督都不起任何作用了，也确实由于监督，才挽救了一些人，有被止步于“初级阶段”的，有被警告于“此路不通”的，有被挽救于“悬崖勒马”的……总之，对各种案例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分析。由此可见，“监督”这个法宝，说它有用也有用，说它没用也没用，问题看是对谁了。
著名学者俞可平最近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透彻，他说：“现在我们压倒性地强调要加强权力监督，这当然没有错。但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生性就贪，品行恶劣，即使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督，他也会千方百计钻空子；假如这个人品行较高，并不那么贪婪，即使监督有些漏洞，他也不至于一定成为贪官。所以仅靠监督不行，还要注意如何从源头上预防……”他概括性地说：“要真正克服腐败难题，首先是在选官环节做文章，其次要做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第三才是监督。选官也好、分权也好、监督也好，又有许多环节，这其实需要一整套完备的制度。”
这个分析，启示我们，贪官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生性就贪，品行恶劣；另一类是品行较好，原先并不那么贪。对前者，监督根本对他没有用，他从来也不期望有什么监督；对后一种人，监督对他还是有用的，他也期望有某种监督，因为生性不坏，监督有可能使他不成为贪官；即使经不起诱惑而落水，他也会有所悔改，他所期望的监督，包含着某种真诚，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个干部堕落成贪官，从“衙门”的“座上客”变为它的“阶下囚”；从身处宽敞的现代化大厦到落入逼仄的囚室，这种人生的转换，真个是“情何以堪”？如果稍微有一点“人性”的话，他日后的期望监督，不能不说有几分真意。古时流传的一则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故事说，囚犯到了临刑时，要“喝”妈的一口奶，结果却咬下了妈的奶头，不就是恨她的纵容或疏于管教吗？用现代的话来说，不就是缺少监督吗？一个被揭发出来的贪官，个人的前程毁了，家庭的、亲属的、同事的、朋友的种种牵累不算，对组织、集体的损失也难以估计。
你想，一个普通干部的成长，组织要花多少心血培养，纳税人要出多少钱财养他，更不必说一个高级干部了。因一个人的贪赃枉法犯罪，侵吞集体成果，它所造成经济的、精神的、社会的种种损失，这种“成本”，能用数字来计算的吗？贪官的犯罪，当然是个人的信仰丧失，利欲熏心，主观因素是主要的，但制度的缺陷，权力的集中，监督的疏漏，不能不说也是一大因素。贪官东窗事发后的期望监督，也有可思考之处。不是说：“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松，下级监督太难”吗？为什么？制度不配套，空头监督，能监督得了谁啊！这就是俞可平呼吁建立“选官、分权、监督”一整套制度的缘由。事前设防，事中监督，事后执法，再让公民、舆论监督，布下天罗地网，看贪官能往哪里逃？
2010.7.13《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