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历来有“清官”的说法，以称呼那些不贪财物的官吏。“官”而需要以“清”作饰，这本身便是传统官吏制度的一种悲剧和讽刺；而更为令人遗憾的是，“清官”在历史上又是那么少见；而最为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难得出现的“清官”，也仍要被那些小说家骂得比贪官还坏。这真是一笔缠不清的糊涂帐！
骂“清官”最出名的，是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中的那个“清官”玉贤，是小说中所塑造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官吏形象之一。玉贤原本是个标准的酷吏，“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难得有天把空得一个两个的”（第五回）。他上任“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第三回）。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良民，只有百分之五是小盗，而真正的大盗则一个也没有。“听说他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第五回）总之是一个“真正是死有余辜的人”（第五回）。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酷吏，在当时却“名震一时”（第三回），“省城官声好到那步田地”（第五回），上司都对他十分赏识，保举他做了更大的官。至于为什么官声会好到那步田地，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要钱”的“清官”，而且办案又“雷厉风行”：“玉大人官却是个清官，办案也实在麻力。”（第四回）在当时贪官横行的世界里，他便算是凤毛麟角般的人物了。但“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第三回），其实他只是一个包着“清官”外衣的酷吏罢了。
然而恰恰是在“清官”的外衣下面，有着玉贤这样的酷吏发迹的秘密。一般的贪官，只晓得要钱，所以官声不好，也不容易升迁（靠了钱财贿赂或关节疏通是另一回事）；但是像玉贤这样的“清官”，却因为不要钱财，没有一般贪官容易有的弱点，因而能够获得好的官声，从而使他们不仅能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得到上司的赏识，作为“清官”受到提拔。而其实他们与一般贪官的区别，也仅仅在于一个要钱，一个要名而已，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巧拙则大相径庭。尽管我们不愿意将玉贤这样的“清官”与许武这样的好人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总觉得在他们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凭藉所谓“道德名声”而获取更多的好处。
同样，为了获取道德名声（好的官声），“清官”往往也是会耍手腕的。玉贤“雷厉风行”的办案作风，便是获得道德名声的一条终南捷径。比如有一次当下属提醒他有可能冤枉无辜时，在他那令人发指的回答中，便流露出了那种为了维护好的官声而不择手段的残忍：“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语说的好，‘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道理。”（第五回）所以，老残看穿了他的这种心理，以一首诗作了诛心之论：“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第六回）像玉贤这样的“清官”的顶珠，原本也是以无辜者的鲜血染红的呵！
《老残游记》的作者，的确揭发了封建社会一项可怕的秘密，那就是有些善于利用道德名声的“清官”，往往比一般的贪官更坏，却往往比一般的贪官更具有欺骗性。世人不察，从一般的常识着眼，以为凡官不“贪”则必“清”，凡“清”则必“好”，结果却上了玉贤这样的“清官”的当，甚至受到了他们的残害，还“一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第六回）。
一般善于利用道德名声的好人，虽说也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但是他们客观上却往往对他人有利，至少不一定有害；但是有些善于利用道德名声的“清官”，至少是像玉贤这样的披着“清官”外衣的酷吏，却在无情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对他人造成了危害。可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两极，却又是在同一个行列上的。因而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就成了一件颇足以发人深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