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超人初次见到马二先生时，还是一个摆拆字摊的无名小卒，当时他手里正拿着的一部八股文选本，便是马二先生编的。所以当他知道对方便是马二先生时，便“慌忙作揖，磕下头去，说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识泰山！’”马二先生出了个八股题目让他试做，指出他的文章“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又“将文章按在桌上，拿笔点着，从头至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与他”，匡超人当然是虚心接受。匡超人要回故乡，马二先生又送他十两银子盘缠，一件旧棉袄，一双鞋，几部文章，并勉励了他一番。匡超人感激涕零，洒泪而别。（第十五回）
然而过了若干年后，匡超人也开始走上了马二先生的道路，而且走得更为成功一些，于是他的口气自然也就今非昔比，显示出了一种成功者的自信：“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故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当有人问这个连“先儒”是死人是活人都弄不清楚的大名人：“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选手何如？”匡超人又对这位当年的恩人放了一枝冷箭：
这也是弟的好友。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第二十回）
马二先生从他的长辈变成了他的“好友”；而马二先生当初对他文章的评论“才气是有，只是理法欠些”，被他换了个方向，又扔回到马二先生身上；马二先生一生没有别的本事，但批文章总还算是认真，而匡超人的风格也与他不同，据书店老板说来：“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第十八回）所以匡超人这里就有“行”“不行”的说法。总而言之，在匡超人的话里，处处含着和马二先生对着干的意思。
匡超人对马二先生先恭后倨，前后判若两人，这种“忘恩负义”行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不过我们现在的兴趣，却不是想痛骂他几句，而是在于探究一下他的变化的心理原因。
像匡超人与马二先生当初这样的关系，在生活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这是一种施恩与受恩的关系，具有一种共生性质。从物质上来看，施恩者付出好处，受恩者接受好处，这是对受恩者有利的；但是从心理上来看，却是施恩者处于优越地位，而受恩者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对施恩者有利的。当马二先生给予匡超人以种种帮助时，尽管他付出了不少的财物与精力，但是他所得到的却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快乐。他成了一个在后辈面前自信十足的精神导师，又成了一个对于穷人乐于施舍的慈善家，这对在这方面一向都成绩不佳的马二先生来说，足以构成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优胜的理由。而匡超人则相反，他因为没有出道，所以只得接受马二先生的指导，又因为阮囊羞涩，所以只得接受马二先生的馈赠。在物质上和学业上，他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他却处于劣势。（当然，在类似他们这样的关系中，施恩者真诚的同情之心，和受恩者由衷的感激之情，也都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它们不是我们现在所欲关心的问题。）
因此，当施恩者与受恩者的地位发生变化时，受恩者方面必然会首先谋求恢复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当受恩者的这种要求流露得过于强烈而明确时，就会像匡超人的行为那样给人以“忘恩负义”之感。在匡超人那枝射向马二先生的冷箭中，便蕴含着想要恢复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的强烈意识，所以才句句针对着马二先生当时的言行而发。其实仔细品味一下匡超人的话，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恶意。我们也相信，如果他重遇到的是一个落魄的马二先生，则他也许不会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以报答马二先生当初的馈赠之恩，因为这种回报本身也有助于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的恢复。换了一个更为老练的人，也许会通过较为巧妙的方式，来获得匡超人想要的那种心理上与精神上的平衡。但是匡超人没有这份涵养，他的悟性也嫌欠缺，所以他只能让人感到可鄙。
然而匡超人的行为却是颇有代表性的，在人性的弱点的展露上也堪称典型。其实我们很难问心无愧地嘲笑匡超人，在他身上也有着我们大多数人的影子。小说家淡淡地写来，我们可不能淡淡地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