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第二卷)是最早也最多地被译成东西各种文字的之一。在都贺庭钟的《英草纸》中，它被翻案为《黑川源太主入山而得道之话》；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中，也采入了这个故事（《鼻子》）。
这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风靡东西，恐怕和其中表达了“男人的悲哀”这样一种心理不无关系。我们一定还记得《红楼梦》里那首著名的《好了歌》，其中有一节便表现了这种“男人的悲哀”：“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如果简单地下定义的话，那么所谓“男人的悲哀”，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男人希望妻子对于自己的爱情能够在自己死后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他们绝望地发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为此而感到了无可奈何的悲哀，并因而也怀疑起现世妻子对于自己的爱情来。《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便是表现这种“男人的悲哀”的典型之作。
话说庄子原先已学得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术，把荣辱毁誉看得如同行云流水，丝毫不在心上；唯有于夫妇一头上，还没有完全想开，所以与现任妻子田氏，却也如鱼得水，相爱甚笃。
有一天庄子外出，看见一年少戴孝妇人，在用力扇一堆封土未干的新坟。庄子怪而发问，才知道坟中所埋，乃此妇人之故夫，生前恩爱，死不能舍，留下遗言，要她至少等他坟土干了以后才改嫁。可是现在妇人急于改嫁，因见新坟之土不易就干，故用力扇坟。
作为一个男人的庄子，因为此事而大受震动，宛如英国人所说的发现了壁橱里的骷髅。回家以后，他把所见之事告诉了田氏。田氏听罢，大骂那妇人不贞。庄子却在旁冷言讥嘲道：“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扇坟。”田氏赌咒发誓说，如果庄子死了，她一定“烈女不更二夫”。
不料过了几天，庄子果然一命呜呼。田氏开始想着庄子生前夫妇恩爱，也如痴如醉、寝食都废了好几天。可是不久有一个自称是庄子门生的少年秀士楚王孙前来吊丧，田氏见了这个少年秀士，不觉芳心大动。不久终于如愿以偿，与楚王孙重结秦晋。
不料成亲之夕，楚王孙心痛病复发，说要吃刚死之人的脑子才能痊愈。田氏救楚王孙心切，便自告奋勇去劈庄子之棺，欲取庄子的脑子。不料劈开棺材，却见庄子坐了起来——原来这一切都是庄子设下的骗局，目的是要借此试探田氏的真情。田氏由于经不起“考验”，自觉无脸见人，于是悬梁自尽。
庄子用瓦盆伴奏，唱了一支歌曲，诉说了一通“男人的悲哀”，然后一把火烧了房子，云游四方，终身不再娶妻。
这个故事无疑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所以开明的现代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也许不一定会喜欢它。人们也会与田氏一样地质问庄子：“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死了一个，又讨一个，出了一个，又纳一个。”自己娶过三任太太，却不愿意自己死后妻子改嫁，这不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和男女不平等意识又是什么？
而且，从现代观点来看，那个扇坟的妇人，还有庄子的妻子田氏，她们在丈夫生前爱着丈夫，在丈夫死后又爱上别人，这也是极为自然和符合人性之事，并不能因此就受到“不贞”的指责。
要说田氏在庄子生前大骂扇坟妇人，还赌咒发誓说要“不更二夫”，在庄子死后却顿忘誓言，这其实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的道德观念逼出来的行为(有强迫就有谎言)，不能因此而指责田氏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而且，我们的一切誓言，都基于发誓时的具体环境，一旦情况有所变化，则原先所发的誓言也会显得过时，这时就没有理由硬要人家坐守语言的牢笼。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说的便是这么一个意思。田氏的赌咒发誓，只表明她当时爱着丈夫，但是当丈夫死了，她又爱上别人后，这个誓言当然就不起作用，毫无意义了，没有理由一定要她活人守死誓。
至于田氏要劈棺取脑，看起来残忍了一点，但其实庄子人已死了，要脑子也无用，还不如贡献出来，尚可以救活一个活人。
而庄子的做法，相比之下却反而应受批评了。他不应该要求妻子做她做不到的事，更不应该设下骗局试探妻子，弄得妻子含羞上吊，而他自己也大失面子。
所有以上这些看法，都是在阅读这篇小说时，现代读者有可能提出来的。这显示了我们的时代比起庄子的时代，更准确地说是比起这篇小说产生和流行的时代，要进步合理得多。
但是，在这篇小说中也有那么一种东西，却并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而是仍能打动现代读者的心灵，这就是所谓的“男人的悲哀”这种东西。
毋庸违言，在“男人的悲哀”中，无疑也杂有男性中心的偏见。但是剔除了这种偏见以后，“男人的悲哀”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似乎反而更加深了一些。
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男人的悲哀”乃是性爱关系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候，人们更重视血缘关系，而不是性爱关系。《诗经》里便唱道：“宴尔新昏，如兄如弟。”(《邶风·谷风》)这种比方在后人看来大概是不可思议的。《左传》(桓公十五年)里有一个故事，说祭仲专权，郑桓公感到头疼，于是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祭仲的女儿、雍纠的妻子雍姬知道此事后，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不告诉父亲，则父亲有性命之虞，如果告诉父亲，则丈夫有性命之虞。犹豫之下，她去征求母亲的意见：“父与夫孰亲？”她的母亲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于是雍姬决定告诉父亲，祭仲先发制人，杀了雍纠。这也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血缘关系的重要程度要超过性爱关系。
但是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性爱关系就越是受到重视，最终则总要超过血缘关系。虽说在保守的观念中，性爱关系还是比不上血缘关系重要：“且如父子天性，兄弟手足，这是一本连枝，割不断的……若论到夫妇，虽说是红线缠腰，赤绳系足，到底是剜肉粘肤，可离可合。”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表现，却早已证明了相反的事实。比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开头便指出：“近世人情恶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儿孙虽是疼痛，总比不得夫妇之情。他溺的是闺中之爱，听的是枕上之言。”《好了歌》也指出：“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姣妻忘不了。”
随着性爱关系的发展，夫妇感情的增进，对于感情独占的要求便也开始强化，甚至于向死后延伸(这当然也和人性的本质有关，可参看本书第二章《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篇)。而当发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其失望也就不可避免，其悲哀也就必然发生。而且可以说，性爱关系越是发展，感情独占的要求便也就越是强烈，其要求便也就越是难以满足，其失望便也就越是深刻，其悲哀便也就越是浓重。
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庄子的故事中，抑是在故事前的插曲中，两对夫妇原来都是非常恩爱的，因而丈夫才会对妻子提出死后继续保持感情的要求。而答应了这种要求的妻子，在丈夫死后马上“变心”，便尤其让其丈夫感到失望与“寒心”。如果连真心相爱的妻子都“靠不住”的话，那么其他“等而下之”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在上述小说中，无疑包含着这样一种想法。
这么说来，所谓“男人的悲哀”，便不仅是一个男性中心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感情独占”的问题了。因而，这种悲哀也许不仅不会随着男性中心社会的消失而消失，而且也许反而会随着性爱关系的发展而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意义上，与“男人的悲哀”相对的“女人的悲哀”，便也自然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感情独占”的要求，在一个男女平等而性爱自由的社会里，原本是男女双方所共同具有的。于是那曾经在男人的心里发生过的一切——要求、失望、悲哀——便也会在女人的心里发生。女人也会同样要求那爱着自己的男人，在自己死后继续爱着自己；而一想到男人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便也会产生深深的失望和悲哀。在田氏对庄子的质问中，这种悲哀已初露端倪。如果她生活在现代，便同样会产生“女人的悲哀”。
超越于这种“男人的悲哀”与“女人的悲哀”之上的，其实正是“性爱的悲哀”或“夫妇的悲哀”(我们这里姑且把这二者看作是一回事)。性爱关系或者夫妇关系，是相爱的男女的结合。但是其中一方的死去，却将使这种关系解除。这是相爱的男女所不愿意想象，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却似乎是必然的结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于是人们也就感觉到，在性爱关系或者夫妇关系中，由于生命本身的孤立性质，也存在着一条难以跨越的宿命性鸿沟。劳伦斯说过：“爱不是根，它只是个分枝，根远远不是爱，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孤独，一种孤独的自我。这些孤独的自我不会相遇，不会混合，永远也不能。”“在你心中，在我心中，都有一块鞭长莫及的地方，这块地方超过了爱的势力范围，就像某些星星超越了视线范围一样——最终是没有爱的。”(《恋爱中的女人》)这就会使人们产生“性爱的悲哀”或“夫妇的悲哀”。
我们以上所说的“男人的悲哀”、“女人的悲哀”，乃至“性爱的悲哀”或“夫妇的悲哀”，其实都潜藏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类小说陈腐的外衣下面，这就是这类小说尚具有现代意义，且尚能够感动现代读者的原因。其中许多陈腐的观念会消失，但这种人性的意蕴却不会消失。
作为一个例证，我们想再提一下伏尔泰。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但是他却利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篇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说，来攻击当时法国贵族社会的道德沦丧。这说明这篇小说潜在的人性意蕴具有超越其所由产生的时代与环境的力量。
小说家们曾为这种种悲哀开过一些药方，诸如不要对性爱关系过于执着，“从第一着迷处，把这念头放淡下来”，“割断迷情，逍遥自在”(这类药方当然也适用于其他人际关系的场合)。但是其实只要性爱关系继续存在，则这种种悲哀便将继续存在，顶多只能稍稍缓解一下，却不能把它们永久消除。因为人不可能没有爱心，也不可能没有爱情。
这就是人的困境之一。人总要执着于什么东西，但执着太甚则必生失望，失望既多则必求解脱，解脱已久则必有空虚，空虚既深则必重生希望，希望既大则必致重新执着……循环往复，无有已时。完全的执着既不可能，彻底的解脱又做不到，人们便只能在这两端之间彷徨。“暂时的爱不值得化费力气，而永久的爱又不可能。”于是人们也就只能永远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