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的董斜川，对苏小姐“一拉手后，正眼不瞧她”，这是因为“他承受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或者谑浪玩弄，这是对妓女的风流；或者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平视，这是对朋友内眷的礼貌”。这段描写之所以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除了因为它活灵活现地表现了董斜川这位夫子的迂阔之外，还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态度只是出于道德观念的要求的产物，而人的本能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因而在其态度与人的本能的实际之间，便形成了某种戏剧性的反讽。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里的卖油郎，一见花魁娘子后，心里便寻思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他果然说到做到，后来历尽难关，终于如愿以偿。尽管妓女制度早已遭到否定，但他的这种心理活动却仍能博得现代读者的赞赏，因为人们认为他懂得“爱情”，并能积极主动地去赢得“爱情”。或许正因为卖油郎这种心理活动的对象只是妓女，所以人们才能容忍甚至肯定它吧？
但是这种心理活动只要存在，便不会仅仅以妓女为对象，因为社会地位仅是人为的划分，人的本能原本是不管那一套的。于是，当与卖油郎同样的心理活动，针对另外一些对象(诸如别人的内眷)产生时，虽然颇使我们大吃一惊，但其实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里的陈商见了三巧儿，肚里便想道：“家中妻子，虽是有些颜色，怎比得妇人一半？……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侯官县烈女歼仇》(《石点头》第十二卷)里的方六一见了申屠娘子，“偷眼觑看，果然天姿国色。暗想便拚用几万两银子，与他同睡一宿，就死也甘心。”《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一见潘金莲，到家便寻思道：“好一个雌儿，怎能勾得手？”（第二回）
他们在这么寻思的时候，都不是不知道对方是别人的内眷，但是他们不仅像卖油郎这么毫无顾忌地想了，而且几乎都立刻毫不犹豫地将愿望付诸行动了。陈商花钱买通了一个媒婆，经过半年多的惨淡经营，花了不下几千两银子，终于把三巧儿骗上了手；方六一设计让强盗诬扳申屠娘子的丈夫，自己在申屠娘子面前假充好人，终于达到害其夫而娶之的目的(尽管后来被申屠娘子识破机关，落了个全家被杀的结局)；西门庆后来与潘金莲通奸，让潘金莲毒死了武大郎，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了。
在这些小说中，那些“色胆包天”的男人，当他们“见色起意”的时候，根本不顾什么伦理道德，也丝毫没有什么良心发现，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听凭于自己本能的支配。尽管小说家反复替他们算计利害关系：“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并且设计种种因果报应来吓唬他们，但他们对之却根本不予理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表现出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精神。“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同上)
在那些男人的心理活动与卖油郎的心理活动之间，其实只有道德意义方面的区别，而其内在精神则是相通的。由于卖油郎心理活动的对象是妓女，所以人们认为是可以容忍的；由于其他男人心理活动的对象是别人的内眷，所以人们认为是不可原谅的。这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其实同样是出于道德观念的要求，而不是出于人的本能的要求。董斜川对女人的双重态度，便也正是这同一原因的产物。
但是上述这些小说却向我们表明，人们实际的心理活动，却往往只遵从本能的要求，而非道德观念的要求。因而董斜川对女人的双重态度，便也具有了某种反讽色彩；进而我们对于卖油郎与其他男人的行为的不同评价标准，便也带上了同样的反讽色彩。
我们无意于赞同那些男人的行为，也不是要抹杀他们的行为与卖油郎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人的本能的实际，并不像我们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那样，也不像董斜川的双重态度所显示的那样，而是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肆无忌惮得多。
我们猜想小说家们是知道这一切的，因为所有以上那些男人的心理活动，其实都有着小说家本人隐秘心理的投影，尽管他们表面上的声音常常对其持非难态度。为了深入了解人性，我们有必要穿过道德观念的迷雾，看清人的本能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