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可以写纯粹的好人或坏人，也可以写介乎二者之间的人。前者满足我们的幻想，后者符合我们的经验。从表现人性的角度来说，前者将人性分为好坏两类，然后分别按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后者则不对人性分类，只是按照复杂的原样来加以表现。前者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后者则可以说是写实主义的。
与我们对于所谓通俗小说的一般观感相反，古代的许多小说，似乎更多地具有写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倾向。正如刘若愚所指出的：“白话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单纯被描绘成好或坏，而往往是摆动于这两者之间的……大多数白话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极端的善与恶的榜样，而是普通的人，他们可能抵挡不住诱惑，却能够大公无私。” 这表明了古代小说家们对于表现真实的具有人性的复杂性的人物的兴趣。
在《单符郎全州佳偶》（《古今小说》第十七卷）里的陈太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这种兴趣的一个例子。全州司户单飞英意外地发现，本州官妓杨玉原来是他失散多年的未婚妻。于是他请求上司陈太守批准杨玉脱籍，以便能与她重续前缘。陈太守“为人忠厚至诚”，对单飞英也十分赏识，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这一请求。但是就在批准脱籍文牒之前，陈太守却又安排下一桌酒席，只召杨玉一人前来侍候。原来他不能忘情于杨玉的美色，想要趁杨玉尚未脱籍之时，再与她春风一度，否则一旦脱籍之后，杨玉就成了下属的妻子，再也不能碰她了。
酒至三巡，食供两套，太守唤杨玉近前，将司户愿续旧婚，及邢祥所告脱籍之事，一一说了。杨玉拜谢道：“妾一身生死荣辱，全赖恩官提拔。”太守道：“汝今日尚在乐籍，明日即为县君，将何以报我之德？”杨玉答道：“恩官拔人于火宅之中，阴德如山，妾惟有日夕吁天，愿恩官子孙富贵而已。”太守叹道：“丽色佳音，不可复得。”不觉前起抱持杨玉，说道：“汝必有以报我。”
只是在同席的通判的指责下，陈太守才收敛了自己的狂态。随后他很爽快地让杨玉与单飞英成婚，并“取出私财十万钱，权佐资奁之费”。
从陈太守的前后表现来看，他都可以说是当时官吏中的一个好人。但是小说家却在此插入了这段关于陈太守狂态的描写，显示出他对于人物的人性的复杂性的兴趣。陈太守那不能忘情的风流一念，那乘人之危的自私心理，那从谏如流的宽容脾气，那成人之美的君子心肠，那通情达理的好官作风，都异常融洽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
小说家对于具有人性的复杂性的人物的兴趣，也表现在《滕大尹鬼断家私》（《古今小说》第十卷）里的滕大尹身上。滕大尹为人“有才有智”，又“甚是明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头脑相当清楚，“拎得清”。上任伊始，便平反了一起沉埋多年的冤案，赢得了当地百姓“贤明”与“神明”的好评。大家都说：“恁般贤明官府，真个难遇！本县百姓有幸了！”后来有人将一起财产纠纷案告到他那儿，他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案子断得让两造都服服帖帖。但他的“光辉形象”却有一点美中不足：在断案过程中，他做了一点手脚，将人家遗嘱上答应给断案人的酬谢，从三百两金子改成了一千两金子，从而多吞没了人家七百两金子。
小说里贪财的官吏有的是，但是像滕大尹这样的官吏，既能替人解决悬案，又不免保留自己的一点私心，既是一个贤明的好官，又不免受惑于金钱的魅力，则有点特别的妙趣。对于滕大尹以装神弄鬼的手段骗取金子，小说家是以一种轻喜剧式的嘲讽笔调来表现的。我们读者也像小说家一样，对滕大尹这个好官身上人性的弱点，以及他那种装神弄鬼的机智，感到既可恨又可爱。显而易见，在滕大尹这个人物身上，小说家倾注了他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
倘与《龙图公案》里的“扯画轴”故事作一比较，则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龙图公案》里的“扯画轴”故事，也具有与《滕大尹鬼断家私》类似的内容，只不过其中断案的官吏，是包公而不是滕大尹。包公是一个彻底的清官，在他身上只有人性的优点，而无人性的弱点。所以尽管遗书中令人羡慕地写着“后有廉明官看此画，猜出此书，命善述将金一千两酬谢”的条款，但是包公却派头很大地把它全部送给了别人：“可与梅夫人作养老之资！”而这个数目却是滕大尹费尽心计才弄到手的！显而易见，《龙图公案》的作者与《滕大尹鬼断家私》的作者，对于人性的兴趣完全不同。从我们现代人的立场上来看，倒是更愿相信滕大尹这类形象的真实性的。
也许正是从现代人的立场出发，驹田信二在比较了《滕大尹鬼断家私》和菊池宽的小说《超越恩仇的世界》以后，对前者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在日本人那里，主人公是彻底地廉洁、正直的，如果不把这些美德坚持到底，就不受人们的欢迎。与此相反，中国人不是要整个地打消人类的欲望，而是承认它的合理性，承认存在着与漂亮话相反的内情。正因为这样，所以反而使人得到一种安定感。”
当然，在中国小说里，彻底地廉洁正直，并且把这些美德坚持到底的主人公，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且恐怕在世界各国的小说里也都是存在的）；不过像滕大尹那样的具有人性的复杂性的主人公的存在，却毕竟显示了小说家们在洞达人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也可以说是这类小说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