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逝去已有九年，如果给其一生定位，可以确认她是一名杰出的记者，时间跨度则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五年间。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作家；在此之后，她主编了几年刊物，也可以说是一位称职的编辑。这，都是就一个人业务上的贡献而言。现在换个角度--我作为她的独子，仔细去体会和咀嚼昔13得到的母爱，我确认自己拥有一位极其伟大的母亲。母亲自1957年（这年她43岁）被剥夺了正常做人以及正常工作的权利，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讲--“子冈从那时就死了，活着的不过是个躯壳。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自杀了。”这的确是实话。她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就为了舍不掉的亲情。亲情当中的核心，又自然是母爱。母亲把她从前工作时的全部热情和全部创造性，几乎都熔铸进母爱赏赐给我--母亲（右一）与孙维世（左一）1949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当然是我的荣幸，但可惜又是民族和国家的不幸。
今天回忆当年承受到的母爱，实在是太多太多；此文只讲一件小事，事情虽然很小，但关乎我后来的一生。直到母亲逝去多年，一回想到这件小事，我立刻又感到母亲的灵魂附体，并支配着自己的行动方向和行动方式。
北京。1968年春节后数日的地坛公园。
读了上一篇文章，您已经知道我们家庭的背景，以及我当时的处境。北京在春节前半个多月就轰撵外地人，喝令他们无一例外地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我呢i此时作为从新疆生产兵团回来探亲的一名青年，从假期讲自然超出了几个月；但就当时客观的处境讲，却又决然不能返回。因为当时全国运动发展得并不平衡，新疆由于“天高皇帝远”，各方面都“慢半拍”。比如关内已经串联频频，新疆党的基层组织还在发挥作用；还比如，关内的武斗已然停歇，新疆的武斗却方兴未艾。1968年的春节，新疆武斗就处在升级换代阶段。同时更传来一个危险的消息：造反派把王震说成是“五·一六”集团的第六号黑后台，于是一时之间，当初王震私人介绍进疆的若干干部子弟，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五·一六”分子。据我所知，这当中就有张闻天的儿子、杨尚昆的儿子和胡绳的儿子多人。我如果赶在这个时候回新疆，不就是把自己送到枪口上去么？
明摆着的道理，但是无处诉说。
说给街道干部，她们会摇摇头回答“：不要听信谣言，你看看报纸上是怎么说的，天天都有红字标题，形势是一片大好……--硬邦邦，不容商量。
母亲在家中教孙女看图识字（1980年春）
说给父母所在的机关，他们倒还不是那么愚昧”：我们也难啊。街道同志的头脑虽然简单，但同样是一级革命组织，我们如果不配合他们动员你返回新疆，他们较起真来，首先被动的还不是我们，而是你的父母……“--软中带硬，寸步不让。
无奈，我只得在街道规定的日期离开了家，母亲第二天遇到街道干部时便声称”：城北走了。“”走了？““走了。”
“回新疆了？”
“回新疆了。”
“回新疆的火车通了？”
“不通的话，他怎么能走呢？”
我是后来听说了上述的一番问答。一方面明明知道去新疆的火车时断时通，可是在逼迫类似我这样的青年返回原地时，却又是铁板钉钉，丝毫没有通融。对人不断唱着高调，对己则网开一面。这些街道干部，大多三十几岁年纪，每月也就才拿很有限的一二十块补贴，怎么就学会那么一种最坏的干部作风了呢？
但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街道干部既然看到徐城北再没有出现在自己管辖的胡同里，就仰面朝天、心安理得了。
事实上，我没走。眼见春节临近，母亲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在春节前离开北京。你先躲躲吧。”
我到哪儿躲？北京倒是有不少的亲戚。成分好、处境安然的，能接受我到家里给他们找麻烦？因为那时全国城市有一条严格的规矩：一旦留外人住宿，必须报临时户口。哪怕只住一天，也同时得说明这个人由哪儿来和向哪儿去。一旦这个地区在外来人口暂住期间出现案子，公安部门就根据这些临时户口的登记材料查根寻源。所以在那时候，越是成分好和处境安然的亲戚，就越是和我们划清界限。平时别的问题都好说话，遇到这种事情就绝不通融。要是政治上不过硬的亲戚，我当然也不敢麻烦他们，一旦罪上加罪，对双方都没好处。
于是一连几天，我都去北京火车站过夜。候车大厅里很拥挤，所有的椅子上都是早到了的人，我只往个角落里一蹲，屁股下垫块破杂志什么的。当然，还得注意封面封底上不要有“红太阳”的图像，否则被别人发现了也是麻烦。连续几天下来，精神自然恍惚，实在忍不住了，便一早去到某位逍遥派近亲的家里，亲戚离家时把门从外边一锁，上班去了。我蒙上头睡它一天大觉，补充补充精神。等晚上亲戚下班，招待我吃顿晚饭，等到九十点钟，我告辞出来，又去火车站“上班”去了。
真是在熬精神啊。
但母亲明知道如此，也不放我在春节前离开北京。她说：“自古以来，就没有把亲人在春节前逼得分散的道理。尽管到除夕那一晚，城北也不可能回到我们的小院，但我能知道他还在北京，我总能遥感到他的存在。要是一旦他在节前离开北京，到了除夕那一晚，我也不知道他此刻在哪里了，我就没法活了。”
我就是冲这番话在北京东躲西藏的。到了年三十那天，我离开了久居的火车站，去到国家体委的一所办公楼的某个房间。我举手敲门，门开了。
开门的是我的一个小叔叔--我姨奶奶的一个小儿子。
这儿，您得容我略微倒叙一笔。我爷爷中年“发达”了之后，曾经娶了一房姨太太，她是苏州人，挺善良，生了几个儿子，年纪比我略大几岁。我从小和他们一块玩，我只直呼他们的名字，但从不叫他们为“叔”。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自己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事实，我不能不和他们玩，但又或多或少从奶奶处接受了一点不情愿的别扭心理。
多少年来，我奶奶和他们淡淡的，我父母和他们不远不近的，我和他们含含混混、稀里糊涂的，我想抹掉那个尴尬的“姨”字，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抹。但人家那边反倒处之泰然，人家大方，我们这边显得小气。“文革”来了，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姨太太一方属于被压迫被侵害的，三个小叔叔表现积极，几乎同时入了党，在单位里也是红人。但不知怎么回事儿，他们仨都不趾高气扬，说话办事都挺注意节制，因此格外得人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我的处境，其中最小的一个在国家体委工作，他事先就和我约好“，年三十下午你找我来，过节几天就在我办公室过。因为规定我值班，附近的治安保卫都归我管，你放心住好了，每天我给你送饭。”
于是，一切按他的安排执行，我在春节几天总算睡了几个踏实觉。但到初五为止，我主动离开了体委，因为初六上班，我的小叔叔的权限即将失去，我重新开始每晚到火车站“上班”。
又延续了几天，我终于到了忍无可忍之际。我打电话给一个亲戚，又由亲戚打公用电话传呼我母亲--我表达了离开北京的决心。母亲请亲戚转达要我行前某日在地坛公园一见。
母亲规定了的时间是下午两点。为什么要约地坛？就为了和我们家保持一段距离，好让人轻易发现不了。这天太阳昏黄，没一点力气，也没一点温暖。
我和母亲在地坛公园的西门里边相见，然后转到东边的树林背后去谈话。刚找了一个长椅坐下，母亲马上让换地方。原来是附近有一队值勤的解放军战士走过来了。他们背着步枪，枪刺上闪着寒光。我揪着母亲的衣襟不让她走“，不用动，我们和他们没冤没仇的。要真是这样还不容，我就和他们拼了！”
听见了我这个“拼”字，母亲的泪水“刷”地下来了“：我求求你--”
我心软了，站起来，和母亲躲到一个隐蔽的地方重新坐下来。
谈话很久也没开始。
后来的谈话也只有几句话。母亲心潮澎湃，前言不搭后语。
“你既然要走，就走吧。其实我和你爸爸在你的年纪，早已把大半个中国跑遍了……
“你去过了大西北，现在向东南去吧……
“你身上不要带太多钱，带多了反不安全……
“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你汇一些钱去。我先给你介绍几个老朋友，你走到哪儿就算哪儿……
“你走着走着，说不定就会有自己的朋友，就会发现tl己今后的路……”
母亲说这些话时，一如既往絮絮叨叨。我既听了，也没太在意。
惟独母亲在此一顿，下边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一字一顿：
“记住：尽管我们有困难，但我们更有理想！……”
母亲说完最后这一句话之后，很久无语。所以最后这句“尽管我们有困难，但我们更有理想”给我的印象，就如同烙进了记忆。
该分别了，母亲要我先走，她要眼看着我走。我心里十分不满--这怎么像是搞地下工作似的。但我无法违背她的要求，否则她又要掉眼泪了。
我走了，步伐迈得挺大，我愿意给她留下一个气宇轩昂的印象。等估计她看不见我了，我才躲进一个街口的拐角，偷看她如何走出来。
她出来了，走得很慢，也很艰难。她一直朝我这个方向隙望。我急忙躲避严实了。她看不到我了，才转向公共汽车站。她的身躯很胖，腿脚也不好。车来了，年轻人一涌而上，没人让她。她没上去，但也不动怒--自1957年之后，她是越来越“没脾气”了。又来了一辆，结果人还是多，她仍没上去。直到第三辆车来时，人稀少了，她使劲揪住车门的扶手，上去了。车猛地开动，她晃了一下，但还是站住了。
车终于走了，母亲不见了。我的泪水潸潸流落下来。
我亲爱的母亲！儿子二十几年来在你的身边，平时只烦您总是“絮絮叨叨”，如今有了您这地坛片语，就肯定能以一当十，以一当万！有了它，尽管您不在我的身边，却能指导儿子终生的一言一行。尽管一生道路会有曲折，但人格上绝不会有曲折；尽管一生境遇会有变化，但我至诚挚爱民族和文化的心性绝不会有变化。
地坛片语，我将记忆、咀嚼在我的终生--啊，我的母亲1第3章慈眉善目老塾师（忆叶圣陶）
80年代前期的北京。我夹着双腿，挨着母亲坐在东四八条的那个小四合院北屋的沙发里，静静凝视着坐在对面的叶圣老。慈眉善目，典型的南方老人，消瘦而不失潇洒，两根长长的白眉挺出在脸的轮廓之外，我知道那叫寿（星）眉，十分显眼。
慈眉善目老寿星l--我心中冒叫了一句。
我读过他不少的书，只可惜留下的印象不深。我自幼除了读学校的书之外，还随意选读家里的书。父母当记者，认识的前辈和名人太多，他们一旦出书都会签名赠送给父母。书一进家，基本就摆在书架里边生了根儿--父母工作很忙，不太有时间读书。但他俩时常下意识谈起这些能够出书的人，I：1气总是由衷敬佩的，因为对比之下，当记者出书就不容易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了他们和写书者的关系。比如母亲常说，自己能有今天，得力于当初走上文坛时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叶圣陶，另一位是沈从文。我听了，就注意搜寻家里的书柜。叶的书，家里有《，倪焕之》《，童话选》，更多的是谈语文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沈的书，家里却找不到，但明明记得母亲子同作品迭叶圣陶老人为笔者母亲的作品集之题签。叶老其时年事已高，写毛笔字时手抖难控，每个字写了多遍均不满意，最后由其子叶至善择其各字相对满意的部分，拼接而成。
说过“沈先生写过百把本中长篇小说呢”的话。对于叶老，母亲经常谈到的不是他的书，而是在妻子过世之后写的一首悼亡诗，母亲一直记得其中的一联“：出门惟怅怅，入室故迟迟。”母亲十分赞赏这两句，总说其中情意真挚，让人敬佩。母亲习惯是见谁和谁讲，也不分地点场合，褒叶老自然还要贬他人，有一次在国宴上头，竟然在褒过叶老之后，当众贬起另一位文坛前辈，说他如何如何不忠于爱情。是周总理及时打断了母亲，事后又叫人批评了母亲……说远了，还谈家里的书。藏书之中，我当时比较关注的倒是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其中我最爱读、也感到能够读懂的是老舍的书。我奇怪，叶为什么还有一个“叶绍钧”的名字，后来渐渐知道了，那叫做“号”，但凡这样有“两个名字”的人，年纪上就比老舍他们大一辈儿。
眼前的叶老十分放松，根本没有家里来客的感觉，随便地聊着家常闲话。他家里的人开始布置饭桌，我曳了一下母亲的衣角，意思是该告辞了。
叶老看见笑了“，和我们一块吃点儿？”
母亲局促起来“，您吃饭吧，我们再坐着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