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叶老也不再让,就和他的长子至善(我称他“叔”)对面落座了。先上了几个小碟子,爷俩就开始对饮。他们喝的是绍兴黄酒。叶老背北坐,至善叔在下面陪着。我端详着这爷俩,相貌可说是“极似”。至善叔曾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证明这一点--某次,有一外地记者来京先访问了俞平伯先生,然后顺路就来到这里,当时叶老在自己耳房里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完,就由至善叔在北屋接待记者。记者从没见过叶老,却以为眼前的就是叶老,于是从“家乡人民如何倾慕叶老”说起,让至善叔根本插不进话。等说了好半天,记者忽然自己“停住”,久久凝视起至善来“:俞先生和您--岁数相仿,可怎么--您显得这么年轻?”至善叔强忍住笑,也不回答,站起身子走进旁边父亲的房间,把叶老扶了出来……
这时,叶家其他人也开始上桌,菜也陆续端上来,大家埋头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我仔细端详叶老,也注意打量这个北屋,甚至还回忆起数次进入这个院子的感觉--叶老所处的背景不错。从大环境讲,地处北京东城,地理位置方便。四合院坐北朝南,很正。正房北屋三间,当中的和西侧的已经打通,用于会客和吃饭,东边的给至善和他妻子做卧室,自己则住进西侧那间的耳房中。自己耳朵“背”了,居所不如也故意。背“一些,遇到那些”可见可不见“的客人,就让至善出来”抵挡“一阵儿……看来,这是一个比较旧式的家庭,人们的思想道德和居室环境完全融合成为一体。
叶老吃着饭,不时还扭过头和母亲说话”:子冈,我真是写不动文章啦。我现在是动辄就睡不着觉--准备明天写篇东西,头天夜里就要反复去想。白天没写完的文章,晚上睡在床上要继续去想。写完了文章,会累得连续几天睡不好觉。我有时恨起来,真想在自己的太阳穴--“说着,左手提到了太阳穴的位置”,安一个可以转动的开关--“母亲惊奇了”:做什么?“早晨,我坐到书桌前的时候--一拧,开了,文思就源源不断;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再一拧,关了,就什么也不再想,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你说,我把这意思写成一篇童话好不好?”说毕,叶老大笑起来……我看到这里,觉得叶老的形象有变,变成慈眉善目的“老小孩儿”了。
这时,至善叔也扭过头来对母亲说“:父亲近来脾气越来越像小孩儿了。写了封给朋友的信,一写完就让家人拿出去扔进邮筒,还恨不得邮差立刻就取走投递;还希望朋友接到信,也立刻回信,然后回信也立刻由邮递员交到自己手上!”
叶老点点头说“:就是的。朋友约定了四点钟到家里来,我三点半就坐不住了,就在房子里来回踱步。去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李先念同志致闭幕词,最后说到要在五年内做到三个根本好转(指财政经济情况、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我听了佩服极了,兴奋极了,按我的急性子,巴望这五年能像五个月才好J”
多么善良的“老小孩儿”!
不久,叶老住院了,一住就时间很长。父亲去医院看他,回来转述叶老的原话“:医院不让我喝酒了。我喝了一辈子的酒,现在算是‘毕业’啦。”
我没能看见叶老说话时的神情,但觉得这“毕业”二字极为生动,说话时的神情也一定很生动。
在一个旧历年“三十儿”的傍晚,电视新闻联播中奏起了哀乐,屏幕上出现了叶老的遗像。父亲和我(母亲已经去世)都惊呆了。在随后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代表父亲(他当时患有脑血栓,走不动路)去了,我发现到场的人特别多。有文学界,有教育界,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统战系统的人……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许多平日见不到的人忽然理直气壮地出来了。一些从来没见过(但听说过)的人,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
灵堂当中,叶老睡得很安详,他的双眉还是那么突出,周围的人由衷地向他鞠躬敬礼。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梨园的另一位老人:萧长华老前辈,他是京剧丑行的泰斗,更因长期担任“富连成”科班的总教习,成为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叶盛章、裘盛戎等人的共同老师。萧老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丑行本身的技艺,二是其他各行第一流名伶的整体老师。我甚至忽然想起自己写的歌颂萧老的一首七律:
梨园都赞老塾师,秉性温宽貌亦慈。桃李门墙生旦净,风骚技艺画书诗。技高一筹说周日,入木三分盗简时。浩叹曹营难办事,令人笑毕更沉思。
眼前的叶老,不就是梨园的萧老么?他从教育人手,一直强调品德的作用,并且一辈子身体力行,不同样是“慈眉善目老塾师”么?
回首文坛,今日像叶老这种类型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
一种倾向是:作家以作品见于世。这不能说不对。但叶老的情形是,他一生总是以个人的品德“取胜”--他关心教育,关心青年,甘心为后来者搭桥铺路。除了用作品“说话”之外,还兢兢业业做了许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好事。比如他陆续给教育工作者写过一百封信,写时没准备发表,只为解决教育当中的实际问题。后来,是别人把这些信汇总出来--大家一看,都惊了,也都佩服得不得了。他既是名人和作家,更是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今天的情况是,作家只要一成名,关心社会的方式就只剩下发表作品一途!并且这一途,还总跟名利搅拌在一起。
再一种倾向是:作品只有那种显露作家才思超人的才好。作品不能朴实,一朴实就显得无华,一无华就“不招人”。在这种审美风气的带动下,整个文坛变得常以奇巧致胜。何况现在作家越来越年轻化,能写的时间不长,既然不长,一个个都抓紧去写。至于以后不能写了又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给读者一种人格上的期待?大概今天很多作家根本不管它,趁能写,先出名和先赚钱。不能写时再说不能写的,反正名声有(过),凭名声还能吃一阵子的饭。等到名声不能卖钱了,反正先前已经把钱挣下了,这辈子节约着花还够!
叶老去世好几年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个纪念叶老的会,我代表父母去参加。会上发书,有《叶圣陶散文乙集》,更多则是有关教育的书。到会者也以教育界为主,头发一片花白。发言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每人也只说一两件叶老生前的小事。听着,体会着朴素的力量,我慢慢“人境”了--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塾师坐在书桌前,坐在油灯下,为孩子们批改作业……镜头一变,被批改的变成了稿子,稿子上的署名川流不息,署名随即又变成一个个的小人儿从稿子上站起来,走过去。匆忙间有一个我觉得眼熟,穿旗袍,剪短发,朴素,热情,行旅匆匆--原来,那是年轻时代的子冈--我的母亲,那形象是旧照相簿中所见到过的。
小人儿们瞬间逝去,叶老也随之逝去,但时代前进了,世界也意气风发。
沈从文组曲
沈的房间也就十平米,家具是老式的,大多还有点残破,毛笔、宣纸和各类文具散乱充塞其间。成鲜明对照的,是一部簇新的外国留声机,摆在矮小的茶几上。每每与客谈话,他都要打开留声机,放起外国古典音乐。沈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说话声音很轻,再加上古典音乐的忽高忽低、骤紧骤慢,所以来客能完全听懂的人并不多。沈也怪,他似乎并不要求对方完全听懂,他只是如淙淙流水不停地讲,不时伴以含意丰富而神秘的微笑。所放的古典音乐大约是他听熟了的,他谈话的节奏通常也与音乐的起伏相应和。每到一个乐段结束,沈的谈话随之告一段落。他的“收式”十分特别--总是扬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岔开,水平地旋转一下手掌,再“丰富而神秘”地笑笑,于是音乐与谈话一并停歇。
每当沈和父母这样谈话,早已不是顽童年纪的我,便总是兴味很浓地坐在一边,悄悄地观察沈,分辨他的口音,直到能完全听懂他的谈话。记得,沈曾说过--写文章时也打开留声机“,悠扬的乐声潜入身体,钻入骨髓,然后上升到脑子里,灵感就由笔下汩汩地流淌出来”(大意)。他说得真神,我听得有些发迷,但又想,语文课本选载的那些课文(如赵树理、周立波的文章,也包括妈妈50年代深入官厅水库后写出的《官厅少年》),老师在讲解时,不都是强调长期深入生活的作用吗?灵感与音乐--尤其是外国古典音乐,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沈从不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的,他怎么就能听懂音乐呢?
我曾问母亲--沈伯伯是写什么的?妈妈回答“:了不起的作家。解放前与茅盾、巴金、老舍齐名,长篇小说就写了七八十部……”
我在旁听完戏曲学院的课程之后,曾经为如何就业的事情发愁。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每年工作指标有限,并且总是工作选人而非人选工作。沈伯伯劝我别急,鼓励我多学些传统文化“,你正在学知识的时候,这时候不抓紧,将来想学也学不进去了。”于是,我继续读古文、写旧诗、练毛笔字、唱京戏,同时随一位翻译家学英文。后来,他悄悄问我母亲“:我现在有挑选助手的权利,城北愿不愿意来?”
他当时在历史博物馆搞文物研究,上级允许他自选助手。
这好意是明显的,也因为我能够听懂他的话、识得他的毛笔字,这在同龄青年中是不多见的。我想,先试试再说吧。沈便让我从青铜镜入手钻一钻。于是,我按照沈提示的书目图录,跑到北京图书馆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这滋味太难受了,我好像掉进一个满是灰土和蛛网的梦幻世界,满是盘陀路,又到处有迷宫,经过探寻和擦拭,我发现东面藏有珠玉,西边埋有象牙。我兴奋,但更焦渴,因为找不到珠玉和象牙之间的联系,更无法把它们带回到现实人间。后来,我只好对沈伯伯实话实说,他宽怀地笑了,没勉强我再干下去。那次谈话一直延续到晚饭后,沈凭窗远望,指着南天几颗闪亮的星星说“:这颗是巴金,那颗是冰心……我隐伏在地面的黑暗中,我祝他们永远明亮……”
我听得出,沈说这番话的感情是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则是“羡而不妒”。
“文革”中有一阵儿,沈伯伯曾只身下到湖北咸宁干校,被安置在一个叫双溪的不毛之地闲住。双溪是一个区政府所在地,沈和另外两户合住在小学校一间废弃的教室里,中间用芦席隔开。那两户都是老两口在一块儿,独立起火做饭。只有沈伯伯孤家寡人,每餐都要拎着饭盒去区政府食堂打饭。沈伯母则在几十里之外的同一千校的菜班当班长,别看她瘦小,干活可泼辣。于是“悲剧”发生了,她越努力就越不能和沈伯伯调到一块儿。
沈肯定是寂寞的,但他很会排遣寂寞。他经常给我写信,写他拎着饭盒去打饭时的途中风景--双溪是丘陵,四周皆水,树木葱茏,长空时有雁阵经过。沈时常在这样静谧的天地之间独来独往(雁叫更增加了静谧),他时走时停,时而发思古之幽情,时而作抚今之浩叹。他依然是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信,写毕就寄往新疆。我在新疆收到信,一边细细咀嚼,一边把信转给母亲--当时,我父母也下到湖北的另一个干校,距沈大约有一两百里之遥。母亲看完,便直接写信给沈,最后却嘱咐“请转城北9eH…一来二去”,三地书“持续了好几年时间。
记得,我在信中曾说”:昔在东堂子胡同(沈家所住地),您曾夜数繁星,谓此系巴金、彼系冰心。城北今在祖国西陲,云暗风黑,繁星不得见矣。“沈则回信”:九霄繁星遭风欺雪裹,心中繁星则无物能消磨。“足见他与巴金、冰心友情之笃。后来”,三地书“中更传递了新内容--沈已把北京家中大量硬木家具运到双溪,因为领导曾嘱告”多带生活用品,除了煤球“。而这许多硬木家具,是抗战后从地摊上所购。沈购买此类东西与众不同,别人求新、求完整(由此取得价值),沈则仅仅注重式样、花纹,至于有无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仅仅是审美价值和对历史的认识价值。因此我每每产生如下的联想:每当打饭归来,沈由那一种大自然的难言美丽,拔身进入由芦席隔成的斗室,不能说是毫无苦痛的。但是,当他重新面对这些久经磕碰的硬木家具时,必然会沉湎进一种历史文化的难言美丽!两种难言美丽交织在一起,他会不会认为反而是他的福气呢?
“文革”后,我又在东堂子胡同见到沈伯伯。原来的房子只剩下一间,沈把这一间住室兼工作室命名为“小小窄而霉斋”。
沈伯母带领孙女住在I临近的一条胡同里,两小间,每天起火做饭。沈为了集中精力工作,懒得回去,于是送饭的事就落到沈伯母身上。沈伯母晚上要照料孙女,送不了饭,所以通常是一天只送中午一顿。夏季天热,怕食物变馊,沈就经常预先服用防止泻肚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