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议题，会议就生态文学的认同、生态文学研究的学理化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张汉良先生认为，生态文学是生态对文学的渗透，他把生态文学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和大多数以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相似，他们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ecosyseem）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我们的兴趣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学，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生物学方法对比较文学的渗透。程金城（兰州大学教授）认为，近年来，“生态”意识与“人文”理念的结合，衍生出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和相近的研究领域，如生态文学、生态文艺、生态批评等。“生态”概念的引入，一方面为一些传统的学科领域注入了新的元素，激活并创造出新的理论范畴和研究层面；另一方面，这些范畴和领域又常常相互重叠和裹缠，甚至在研究对象、目的方法上相互重复，并未从各自层面和维度推进研究的真正深入，所以我们在讨论生态文学时，既需要“分殊”又需要“整合”。需要对以往的研究前提、逻辑起点做一些清理和思考，将生态文化、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对象整合于一个焦点，首先回答一个基本的“元点”问题：我们讨论“生态”问题和生态文化现象，是要解决和回答什么现实和文化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自然、社会、人文现象使我们发现“生态”是一个需要从哲学、美学、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解释并回答的重大问题？通过研究深化我们的认识。王为群（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生态文学存在着研究对象和内容不确定的现象，泛化和狭隘两种倾向同时存在，生态文学研究一定要坚守文学的本体价值观，“生态”只是一个视角，一个价值体系，不要过早过多地限于概念的推理和名词的演绎。朴宰雨从中韩文学对话角度，介绍了韩国生态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他说，韩国的生态文学可以追溯到高丽时代白云李奎报的咏物诗，现代意义的生态文学出现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90年代得到了相当成长，进入21世纪以后呈普遍发展之势。韩国生态文学有三种题材类型，一是民众指向型的，二是传统型指向型的，三是现代主义指向型的。90年代，生态文学话语活泼化，出现四种倾向，一是派生出多样视觉生态文学论，二是关注东方思维体系，三是从诗人的直观提出隐喻的展望，四是提出“生态小说论”主张。朴宰雨指出，196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官商勾结只求经济增长，严重破坏了环境，是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呐喊与抗争才使各种污染和毁坏得到遏制，使生态状况好转。他认为韩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生态文学”有同步性、交叉性和共同点。杨琳的发言论述了后发展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温越从学理上对生态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文学的批判性进行了疏理。夏静探讨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双重遮蔽及解蔽问题。
三、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关怀
在会议发言中，雷达、刘青汉、杨素梅、江锡铨、张语和等学者阐发了精神生态的重要性。雷达说，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与一个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速度基本平衡，应该关照社会的生态资源和人的精神结构。他认为，会议讨论的生态文学是一个尖端前沿的也是与现实密切关联的一个议题，文学不能丧失关怀现实的功能，而目前，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危机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根本的，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精神，精神生态的危机、怀疑永恒、没有敬畏心等等是更为深层的危机，要解决之，生态文学大有所为，为人们解决自然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提供一种精神资源。刘青汉（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论述了希伯来文化对欧美生态文学具有的重要的资源意义，认为生态文学应该关注健康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心灵资源，应该关注大地伦理与生态公义，首先应该讲天理，借用托马斯·阿圭那的说法，宇宙间有三大法则，一是永恒法，二是自然法，三是人造法，这三大法则的次序不能颠倒，颠倒必然导致灾难。张语和（西北师范大学）说自然是最好的启蒙者，讲生态文学应该讲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结合。杨素梅（河南大学）所关注的论题是俄罗斯文学中自然生态的发展逻辑链，对利哈乔夫的文化生态观进行了本文细读。高翔（《社会科学辑刊》总编辑）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生态观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孙禹结合自己的旅美经历论述了音乐美学、艺术美学与人类生态关怀之间的关系。
四、生态文学的文本分析
金贤珠（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认为古人一般将自然神圣化，古人可能认为与人生相联系的天地、山水、动物等都充满着神秘的生命力，因而人类向自然敞开着胸怀，自然又深深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她从孟浩然接触自然、感悟自然及其自然观的意义等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认为孟浩然通过接受大自然的洗礼，清除了世俗的七情六欲，并将自身隐于大自然，从中领悟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绝对真理和求道者向往的理想世界。金贤珠指出：只有当人类和自然以及保障二者之间平衡的生态规则、生态伦理、生态美之间和谐结合的前提下，文明才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宋丽丽（清华大学副教授）以小说《狼图腾》为例，结合欧美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着重从康门纳的生态原则出发，讨论了人类赖以融入其生存所在区域的生态智慧，即个体融入整体后，与整体形成一个生命网络，并根据整体的感悟调节自身行为节律的能力，阐释了环境文学的区域性叙事与生态智慧。她认为：《狼图腾》与其说是关于狼的书，毋宁说是关于草原的书，或是草原生态学的书，《狼图腾》中的叙事主体是草原，并从草原叙事中体现出一种生态智慧，即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来自于生存与世界中的生存者的直接感知，将自身与生存世界合为一体的感知，与区域形成一个生命整体后感知到的智慧。徐美恒（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探讨了风景描写的社会学意义与审美意义。文学描写风景，传达的是一种亲善自然、挚爱自然和崇敬自然的生存心态，流露出一种博大的人生胸怀。以波兰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的小说《农民》为例，徐美恒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越来越丧失了对风景的热情，相形之下，《农民》大段大段地描绘了波兰的风景和气候的变化，把波兰的风景和波兰民众的生活有机融会在故事中，作品所具有的一种大气磅礴的民族风格就显示出来了。而莱蒙特对风景描写的嗜好，出于其对土地的赞美和恩爱的情怀，人始终依附大地，是大地养育的子孙。莱蒙特关注自然风景的独特的心理智慧状态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人性建设与文化建设。李莹（兰州交通大学教授）从生态批评的立场出发，对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源氏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解读。
五、关于西部的文化关怀与生态关怀
西部的地域特点和独特的人文氛围和文化，决定了西部生态文学作为最具有民族性的和独特文化气质和某种文化边缘性的文学，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生态文学与批评有积极意义。正如阿来《普遍的眼光》中所说：“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西部地域及文化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视角，使文学的这种边缘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作品中的生态关注，对弱势文化的重新定位，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地域表达元素。西部作家的写作活动，也把西部人关注自然的声音传向世界，用文字呼唤对自然、生命的尊重，用创作进行着人类意义上的思考，表达着民族的精神风貌而非简单的民俗化抒写。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对“西部文学”的概念、命名及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作了新的诠释，他认为，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应该置于新文学的整体流变中进行考察，目前，学术界和评论界普遍将“西部文学”的产生界定在1980年代初期，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随着新文学中心的“西移”，“西部文学”就以其厚重的创作实绩迅速崛起，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西部作家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四代三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在《讲话》发表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以柳青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这一时期的西部作家由两代人组成，其中一代是以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是以“外乡人”的身份看西部、写西部；同期的另一代作家几乎都是地道的西部“土著”，张承志、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扎西达娃、陆天明、杨争光等，他们凭借其日趋成熟的作品成为“西部文学”的中流砥柱。第三个时期应该是从1990年代中期直至当下，这一代作家几乎全部具有“本土”身份，如阿来、红柯、董立勃、雪漠等，他们的创作仍然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赵学勇认为，“西部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唯有将其纳入更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中，给予全方位透析，或许能给西部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活力和生机。邵宁宁（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对近多年西部文学创作的现状与症侯进行了体验性陈述，他认为西部生态文学创作应该更为切近地关注本地域民众的生存及生态改观实效性，应该在关注文学家的紧迫感的同时更加关注生存于西部大地上的老百姓的现实紧迫感。张末民主编在发言中提出中国时空，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认为中国西部历史所走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周乐诗（《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副编审）发言的主题是西部自然生态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文关怀。王为群说，怎样既满足人合理的需求又不致让人与自然对立，这是个生态公义问题，发展的合理性基于生存的合理性。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认为，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交汇的地带，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儒道文化等文化资源都相对丰富的地带，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应该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