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得不承认，鲁迅的自由是一把双面刀，会造成不幸的事故。首先是容易产生误伤。嫉恶如仇是不错，与黑暗捣乱是不错，但自由战斗的意志也难免有失控和过量的时候。一旦被现实逼急了，就会产生“话语霸权”，产生独断和专横。鲁迅自己也承认，“在中国，我的笔要算是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书信·致李秉中.鲁迅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47页这是可贵的自知之明。实际上，在鲁迅与他的“论敌”进行的唇枪舌剑之中，不少人是被他误伤的。将梁实秋定位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未免失之于刻簿。梁实秋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深受白壁德的人文思想影响，倡导一种古典式的人道精神，属于那种稳健、保守型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梁实秋是站在人性的立场上说话的，无论怎样也不能算作是为资产阶级张目的作家。终其一生，梁实秋也不过是一介书生，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倘若梁实秋的永恒人性论是全盘错误的，那么自“五四”开始的整个现代文学的那种“人的文学”，也很难立得住脚，甚至一些一流作家的价值也就变得微乎其微了。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评也是同样。胡秋原、苏汶等人无非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强调文学超越政治的一面，这并没有什么错，但鲁迅却认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38页至于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则更显得独断和不宽容。林语堂在30年代初提倡幽默、性灵，也无非是一种超功利的文学态度，特别是林氏的一些讥讽时弊的小品文，其现实批判的锐利程度可能不亚于鲁迅的杂文，决不至于“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鲁迅后来竟将林语堂与辜鸿铭、郑孝胥相提并论视为“天生蛮性”：“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这未免有失公允。还有，前面所谈论过的鲁迅对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冷嘲热讽，让人觉得语气太重了。胡适争自由争人权有什么错，竟遭到统治者当局和“同一营垒”的人的两面夹击，腹背受敌。
胡适评论鲁迅，文字里没有攻击性的东西，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纯学理层面上的。如《白话文学史·自序》里面的这段评语：“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胡适称赞鲁迅的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胡适对鲁迅的为人行事，一直是很敬重的，曾对别人说过“周氏兄弟最可爱”之类的话。而且，胡适一生都没有骂过鲁迅，没有伤害过鲁迅，倒是在有人跳出来诋毁鲁迅（如苏雪林之流）时，胡适反而实事求是地为鲁迅辩护。胡适论人，讲求“持平”，所谓“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面对别人对自己的非议，胡适很少感情用事，坦坦然有君子之风，他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致杨杏佛.1930年4月20日.《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08页鲁迅则认为“既然已经开战，又何必讲情面。”“我还不能‘带位’！”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与胡适等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鲁迅可能是进入“无物之阵”了。“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的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与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都又‘无形’——这就是‘无物之阵’。”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如果从处境学的观点来看，鲁迅此时此地的这种不宽容，是很可以理解的。
鲁迅毕竟是五四那一代人，后来虽然一脚踩进了政治漩涡，但那骨子里的自由心性，是抹煞不去的。当他与“左联”的领导人发生矛盾，当他被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戴着白手套的革命家”、“有闲阶级”时，内心的火气和不满，就上来了，“每每发现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鲁迅全集·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91页
如果说，鲁迅在他生前，他还可以表达一下对自己被利用的命运的不满和愤懑，那么，在他死后，他就变成自己曾描述过的像耶稣、孔子那样的“傀儡”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把鲁迅的“斗争哲学”发挥到极致。要打倒刘少奇，就布置全民大学鲁迅的“痛打落水狗”，要打倒林彪就号召全民大学鲁迅的揭露“两面派”，要打倒邓小平就要求全民大学鲁迅的抨击“投降派”。要打倒周扬，自然要学习鲁迅的“四条汉子”论，等到打倒了“四人帮”，就要学习鲁迅的《三月的租界》批“狄克”（张春桥）了。50年代大陆风起云涌的“批判胡适”运动，自然也少不了把鲁迅请出来，把鲁迅与“新月派”论争的那些文章翻开，来当作“批判的武器”。那些曾经与鲁迅过从甚密的人，精神上的同道者，如胡风、冯雪峰、萧军等，都在鲁迅最受“尊崇”的年代，落难于鲁迅的阴影里了。
四、自由观与文学
如果说，在现实的空间里，真正的自由很难完全贯彻，且存在着许多“身不由己”的情况，那么，在文学的世界里，人们却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飞翔。从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将人的思想活动禁锢住，封杀掉；即使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思想和艺术的自由，仍然是存在的，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发着声，闪着光。别林斯基说：“天才艺术家是不依赖外部情况的，这些外部情况给予他们的作品以某一种性质，但却不能增强，也不能削弱他的幻想的力量”。别林斯基文选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47页别林斯基谈的是文学，片言只语间，肯定了作家的艺术天赋，一种自由本性，是很有见地的。
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思想，几乎都栖息在他的文学园地里。鲁迅的思想之所以没有凝固成主义或者学说，就是因为，当各种主义或学说与他的思想不可通约时，他总是回到思想，回到文学本身。很难想象，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如果不是通过“阿Q”，这一文学形象描述出来，而是通过一篇理论文章“分析”出来，效果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那“动人的力量”，可能要大打折扣了吧？“假洋鬼子”和“鲁四老爷”离开小说的语境，就会变得面目模糊，不知所云。鲁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尽管他在演讲时说过文学“最不中用”、“没有力量”之类的话，但解嘲的背后，却自有他的“确信”。否则，他就不会抱定文学启蒙的信念，并“一发而不可收”了。
我们知道，鲁迅是以他的小说创作登上新文化运动舞台的，在此之前，他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煌煌论文，都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以至于苦闷、绝望，“寂寞像大毒蛇，噬住了我的心了”。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回到“绍兴会馆”，抄古碑，读佛经，枯灯孤坐，心近于死。他给他的住所取名叫“俟堂”，就是“待死堂”。后来，在钱玄同等人的怂恿下，他终于下决心走出“待死堂”，要去捣毁那“吃人”的铁屋子了。结果当然是不负众望，一篇《狂人日记》，把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清算得彻头彻尾，入木三分。那情绪的激愤，言辞的猛烈，是丝毫不让于陈独秀等人的战斗檄文的。而且，《狂人日记》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种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在当时别开生面，就是今天的“意识流”派看来，也很值得汗颜。此后鲁迅连连出手，几年间便结集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一篇一个题材，一篇一个式样。说鲁迅的创作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是很中肯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
杂文是鲁迅晚年十分重视的一种文体，也是他倾注了大部分生命和心血的文体。“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自由地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鲁迅将杂文当作“无体的自由体式”，“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第291页一切出于内心自由欲念的驱动，使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文学与“出汗”，中国女人的脚与孔夫子的胃病，报摊上的小品文与“烟花女子”，失势的国民党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随心所欲”地出入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读鲁迅杂文，感觉那里面有数不尽的景象，有数不尽的人间体验。
除了小说和杂文，鲁迅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散文诗，各领风骚，尽显本色，把他永不枯竭的文学创造力，自由地发挥出来了。可以说，文学创作，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的自由精神。
相比之下，胡适却显得有些逊色了。尽管胡适一生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文学创作“尝试”，但其成就，和鲁迅是在两个档次、两个重量级上。胡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学者型的文人，搞理论他是大家风范，得心应手，搞创作，就有些勉为其难，才气不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的文学创作，如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理念化的痕迹过重，语言表达过于浅显直白，文学的审美意味明显不足。胡适的创作，不是从文学本体的意义上，去关注审美创造，艺术的探寻，而是着眼于对社会文化的阐释，对人生见解的表达。正如孙郁先生所言：“胡适的文学素养，在同代人中，说不上很高，他的小说、散文、剧本，写得平平。但他是个理性上自觉的人。他的泼墨为文，非情感的燃烧，和精神的迷狂，而是一种求知的欲望使然。其所长是开辟了前人未有的路，而弊端则是缺乏心性的自然达成，生硬和牵强，是有的。”孙郁.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486页
但胡适领导了一个新文化的到来。他的学贯中西，他的得风气之先，他坚定的文化理想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都使他胜任了时代赋予他的巨大使命。胡适一生主张自由主义，并以他的自由主义影响了中国新文学。他发起了白话文运动，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载体，活的表达方式。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诠释，更是丰富了新文学的表现内容，为后来者所继承和深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胡适和鲁迅一样，都以自己的自由精神，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及此后的中国文学。
①鲁迅杂文全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11页
②鲁迅杂文全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