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爱荣
21世纪以来，“生态”已成为一个关涉人类生存的核心词语，生态学认为：世界作为“人·社会·自然”内在关联的复合系统，应当和谐相济、协同发展。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的作品中也体现了与生态学相契合的思想。在当今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形势下，探讨陶渊明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有着重要意义。这种探讨是在对世界万物共同的家园负起责任的道义中展开的，因此，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时代要求的角度来看，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生态层面的解释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生态”是指“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①陶渊明作品中不仅充满生态理念与生态智慧，更有生态理想的建构。其生态理念与生态智慧可从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社会生态（人与人）的层面进行解读，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亲密；人对自然规律的清醒认识等，其生态理想的建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生态思想的全面反映。
首先，陶渊明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在他看来，“化”即是自然规律，宇宙间的一切是不断变化的，“情随万化移”，他对自然的态度是“纵浪大化中”，他以一种恬淡的心情顺应自然的规律。他在《神释》中说：“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表达了自己纵浪大化，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以生死名誉为念的思想。陶渊明的这种思想深受老庄哲学影响，视宇宙与个体生命为一体。追求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将个体之有限生命融入宇宙自然，并在后者的无限之中体会生命的终极价值。在这种价值观下，陶渊明眼里的自然风物也别具一格，试看陶渊明写景的名句：
东园之树，枝务载荣。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停云》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范爱荣，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
①张皓.生态批语与文化生态.文艺理论（人大复印）.2003年第5期
——《时运》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和郭主簿二首》之一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饮酒二十首》之五
不难看出，诗人对自然如此崇尚、如此欣赏，诗人内心也总是恬然、适意、欣喜的。人与自然相得益彰。人对自然喜爱，自然对人亲善，双方融洽相处，谁也离不开谁，显现出“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亲和关系。更多的时候，在诗人的心中，田园和山水是他须臾难离的东西。每当他一离开庐山下的那块土地，就会产生一种“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其九》）的失落；一种“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和刘柴桑》）的惶惑，一种“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的眷念。这种情感不同于游宦者的思乡之情，而是一种血肉相连的眷恋之情。罗宗强先生说：“他（陶渊明）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水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他并不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欣赏。他是写山川在他生活里，在他心中的位置，而你却可体味到他在其中的美的感受。”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34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诗人的陶渊明，体会着自然生命的律动，与之协律生活，自然对于陶渊明，不只是美的环境，而且是生活的需要；陶渊明对于自然，不是欣赏者，不是旁观者，他就生活于其中，与之融为一体。这就是陶渊明通过其作品执著表露出来的一种“生态意识”，而这些恰恰暗合了现代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观和生命现。
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诗意的栖居”。尽管陶渊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今人的高度，但他从某种意义上也实践着这种理论。海德格尔说：“栖居是以诗意为基础的。”海德格尔选集上册.第4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66年版这里的“诗意”，指的是一种自由而浪漫的生存境界，这种境界并不拘泥于物质条件的优劣，而是以主体精神上的感受为其划分标准。在清贫却自由的物质生活中，陶渊明比其他诗人更为乐意描述自己的居所，并且沉浸在一种审美的情趣之中。他描写自己的家园的诗句有：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东园之树，枝条载荣（《停云》）；流目视西园，烨烨荣紫葵（《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新葵郁北牖，嘉穗养南畴（《酬刘柴桑》）；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明雨萃时物，北林荣且丰（《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等等。尤其是《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更是集中描写了诗人的田园安适之乐。诗人“羁鸟”、“池鱼”自喻，表达自己对家园的深深依恋。相对于世俗之机巧，诗人以“拙”自居，“守拙”意味着保持自身纯朴本性。“方宅十余亩”写宅屋周围之园，“草屋八九间”写宅屋之零落布局。极目所至是“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诗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体悟到的是“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此句由实而虚，诗人在令他倍感惬意的“物”的环境中，开始有了一种“心无旁骛，情有余闲”的精神境界，这里的过渡自然而简约，没有太多词藻和铺垫，就由对物的描述而过渡到了诗人的心境。“户庭无尘杂”写门庭洁净，比喻心不为世俗所牵绊，至“虚室有余闲”句，则言“心”之所感，以“室”喻心。《庄子·人间世》有言：“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司马彪注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51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诗人的真情流露，对自己的归隐作了一个概言：诗人犹如久困笼中之鸟，终有一日得以返归自然，重获自由，心中自是轻松而满足。我们把诗中景象还原为现实：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狗、鸡、深巷、桑树。这些意象的组合，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但在诗人笔下，竟充满了自由、闲适、怡然自得的感情，为什么诗人看到的自己的居所，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不同呢？“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824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陶渊明把他的情感倾注在他的生命环境之中，因而景中之情，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正是这种诗意的描写，使诗人的生活环境，不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并无特别之处的景物组合，而是一个与诗性生命完美地契合在一起的家园。陶渊明对于“居”的理解和要求，是在生命历程中不断追寻惬意、高妙的心灵之居，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诗中关于居处的描述，同时具有物质层面的审美理想和生态上的美学意义，陶渊明陶醉于个人的田园诗化的栖居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读山海经》其一中，陶渊明写道：“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以鸟自喻，用最简洁平直的话语，深情地表达“吾爱吾庐”，所言大俗又大雅，于语言的表层意义下，被遮蔽的还有诗人诗化栖居的哲理意蕴，诗人之居，恰恰在于其语言所构筑的诗的境界和所在。
陶渊明在现世的生活中实践着“生态”的生活，在作品中，他不仅表达着自己的生态理念与生态智慧，而且还构筑了理想的生态的“乌托邦”。其生态理想的建构，在《桃花源记》并诗中体现得最为全面。陶渊明以异常优美流畅而意象葱笼的笔调，描绘了一幅与世隔绝的理想社会图景。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桃花林夹岸，“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社会环境是：“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环境优美，民风淳厚，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融洽，友好相亲。到处充满着和平、友好、宁静、自然的气氛，真是一处理想的乐土啊。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理想或许还有种种不足和空幻神秘的色彩，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桃花源思想称得上中古时代最美妙、最完善的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有进步意义的理想。同时，通过对该文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建构，是生态文明之建构。环境幽雅美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朴素真淳；人际关系和谐，这些都是理想的生态社会的要素。也许这是一个人类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美梦，但是它对人类产生的魅力如此巨大，它使人类在精神上做了回归本源的故乡之梦，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失去精神依托的人类的家园，激励着我们迎着艰难困苦，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未来勇敢地前进。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生态作家之一。他在创作中营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的亲密无间的生态世界，对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世界人而言，都具有一种超前的意识。他的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注意，开始唤醒了人们关爱自然、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并为此后生态文学的不断前进做好了范式坐标，为以后的创作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