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都市一样，西部的那些靠侵占农村土地、用一幢幢水泥房子迅速栽种起来的都市都带有极浓厚的乡土色彩，而且几乎所有的城市，即使重庆、西安、成都、昆明、兰州、贵阳、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城市，构成大都市的现代元素都极其缺乏。西部的都市往往是人口的都市，而不是现代意味的都市。居住在这些都市里的作家们又多是移民而非土著，往往是客者和主人的心态兼而有之，且不能深入城市的最本真地带，所以他们笔下的城市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个人化色彩。如1982年路遥《人生》的发表则适时地反映了乡村进入现代的精神危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路遥把同情完全偏移于乡村姑娘刘巧珍一边，对高加林走进“现代”的要求诉诸于批判，并明确告知只有乡村乌托邦才能拯救高加林，使他的小说仍然流于传统而未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孟繁华.“到城里去”和“低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1993年贾平凹《废都》的精神底色是由过度自恋导致的阴暗和颓废。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J］.西部文坛，2004（1）2005年马步升的中篇小说《被夜打湿的男人》写的是牛二军在城里的打工生活，但是，在牛二军身上，乡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趣味充满纸间。2001年尔雅的《蝶乱》写的是都市中的大学校园，但小说所体现出的情调仅仅是充满个人色彩的感触，透过颓废的气息，我们感觉到的是无奈与无助，作品没有写出都市人的奋斗、进取，以及他们为了建设美好都市而付出的辛勤，没有表现出都市人的精神底蕴。当作家的乡土文化情结和都市市民本来就有的乡村文化习惯一拍即合之后，自然就使相当多的西部作笔下的城市带有极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作家本身的乡土思维定势和对城市本真生活状态的疏离，又使这一类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被纳入传统叙事话语之内而带有较浓厚的古典主义的想象虚构性质和平民性的理想主义色彩。例如，王家达的长篇小说《所谓作家》，写作手法采用的是章回体的古典形式，叙事手法也是传统的叙事手法。他的平民主义的理想色彩，最后倾注在了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田珍身上以及工人老崔身上。
“事实上，缺乏升华能力，并不是西部个别作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能否升华性地写作，是对几乎所有西部作家的巨大考验。而以狭隘的乡村经验对抗复杂的人类经验，以滞后的前现代价值观对抗现代性就价值观，乃是许多西部作家的作品中所在多有的局限和问题。”李建军.升华与照亮：当代文学必须应对的精神考验—以西北文学为例［J］.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我们的文学观念，我们用以想像、认识、分析和表现世界的眼光，我们运行的概念和程序，都有一个面对都市经验失效的问题，我们对此却缺乏自觉。西部文学的观念重心、审美系统的重心至今也没有完成向都市的转移，恰恰相反，某种程度上，作为对都市化进程茫然无措的反应，我们实际上是在向旧的中心退守。都市文学如何在拥有“乡村经验”的基础上积累和提炼出“都市经验”，是西部当代文坛一个亟待解决的大命题。在都市背景下，我们最终还是会接触到那些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如意义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我是谁”及“向何处去”的问题等。但我们感受和理解这些问题的方式和路径将与前人大不相同，这是对西部文学的挑战，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机会。
3.都市文学是读者的一种要求和呼唤
读者想看到原汁原味表现城市生活、能撞击出思想火花的城市文学作品。西部作家只有深入到西部城市文化的最底层，写出市民的心态和心灵世界，并且意识到位，才能产生出城市文学。西安可以称之谓中国西部大都市的代表，它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目前是一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可是，目前还没有一部揭示出西安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品。这个感觉既是市民的普遍感觉，又是个人独到的感觉和发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陕西的水土养育了一拨黄土作家。西安的作家写不出具有西安特点、表现现代市民心态的东西（长篇小说），就不算是城市文学。兰州、重庆、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同样呼唤这样的作品出现。作家们在写都市文学的时候，应追求城市心灵，真正的文学，要有城市心灵。乡村从来没有构成过一个民族文化的重点。俄国的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就是他们这些国家的城市心灵。
四、西部当代都市文学需要关注的问题
1.确立新的文化价值、找到都市人生存的意义
“城市文化分为三个层面。表层的文化是可视的城市形态，中层的文化是种种城市特有的习俗，深层的文化是城市的集体性格。如果说表层而可视的文化可以再造，那么深层而无形的文化则是历史的积淀。城市一旦形成深层的文化，形成市民的集体性格，这个城市便有了灵性，有了魅力，也就有了城市精神。”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J］.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西部都市文学作品之所以还没有产生出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大漠祭》等那样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西部都市文学在目前还没有找到都市人生存的意义与城市精神与而造成的。在《废都》、《蝶乱》、《所谓作家》、《所谓教授》等作品中，缺少的是城市的社会价值观，缺少的是富有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人的精神价值的迷失、人物的痛苦与迷惘以及他们的颓废、随波逐流，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比较明显。陈忠实曾说：“文化结构学说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进入到你要塑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并解析，而解析的钥匙是文化。这以后，我比较自觉地思考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从几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对这个民族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儒家文化，看当代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内在形态和外在特征，以某种新奇而又神秘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探视我所要塑造和表现的人物。”陈忠实.文学的信念与理想［J］.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每当社会文化转型，文学创作在文化上都有一个“否定—探索—趋优”的走向。李锐.消解与建构：文学文化视野下的都市小说［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歌德的《浮士德》，其不朽之处就在于通过浮士德博士的一系列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这一文化走向：浮士德在中世纪的书宅中感到无聊和困惑，于是就走出书宅，从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剥离出来。浮士德走向社会后，先从男女的性爱入手，与玛甘泪恋爱以获得身心满足；继之与大学生聊天以吸取当下的最新文化资源；再继之回到古希腊与海伦恋爱以获得传统文化的支撑；再继之到实验室造人以获得科学技术的支撑。他的目的是找到生存意义，确定一种文化价值，获得心灵满足。只有最后在围海造田的实际劳作活动中，一种新的生存意义才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才确定。西部作家们必须像浮士德围海造田那样的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游泳者，才能在都市的社会文化转型中找到都市人的生存意义，并确定一种趋优而创新的文化价值指向，来完成文化建构。
2.克服市民化、庸俗化的创作倾向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人类对文学的需求实际上源于生命和生存的需要，人类的生存方式总是在寻找“诗意地栖居”，于是人类的生命一定会追求诗化，追求文学化，人类是通过这种生命文学化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使人类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J］.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如果时代在糜烂，文学更应该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而不是给这个不健康的机体传播更多的病菌，使其更加恶化，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力，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拯救自己。当作家关照和审视都市生活的时候，被市民阶层中的精神垃圾窒息了一些作家的灵魂，如果缺乏崇高，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市民，陷入到市民阶层平庸的窠臼，甚至降到市民中的落后阶层的水平，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关照都市，并对都市的实存进行报复，迷惘、无可奈何和癫狂之间，丢失了不应失落的高尚的文学精神，作品显现出的只能是市民化、庸俗化的状态。马文·朱力斯（MelvinJulesBukiet）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上说：“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清醒的城市编年史家，他的小说洞察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推理谋杀，被疯抂的神学驾驭的人，帕慕克承继了从海德格到德希达的现代思潮，《我的名字叫红》是一本值得信赖以及具有原则性的沉思录，是具有企图心的作品。”同样是写都市，可是，帕慕克超越了现实，他站在一个高度，写出了伊斯坦布尔这个都市里人的精神以及作者的沉思。我们的作家缺少这样的沉思，所以，作品就缺少这样的高度。贾平凹的“庄之蝶”优裕的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高蹈，相反，人生的绝望和幻灭像魔鬼一样附着他。为了自我救赎，他和他的朋友们只能走向宿命，在声色犬马、奇书术数中驻足流连，以荒诞来回应荒诞。《废都》的“废”是“颓废”，“都”即都城。在颓废的都城里颓废地生活，在放荡和细琐的故事背后蕴藏着一股强大和深刻的文化失望。王家达的“胡然”，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软弱的“所谓作家”；史生荣笔下的教授们也一个个有了小市民般的油滑与世俗。
3.要着力表现都市中的真善美
真正优秀的小说是作家们的乌托邦世界，就好像蒲松龄、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就好像歌德、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他们都幻想在乌托邦式乐土，用小说创造出心目中的美好、理想世界。他们的文章立意深刻、见解独到、行文流畅，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思想、理性的光芒。人类在庞大的现代社会机器面前，逐渐被磨灭了原本人人皆有的个性、思想、道德良心，然后全部人被同样化，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这一切，似乎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早已预言，真正优秀的小说是作家们的乌托邦世界。可是，我们西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缺少对理想的追求，缺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作家们对社会现象的黑暗、丑恶，对人性的压抑、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叙写倾注了大量的笔墨，但是，没有给读者带来美好、理想与光明。《所谓作家》中虽然有工人老崔、农村妇女田珍两个美好的人物形象，可是，他们显得太微弱了，他们不足以与强大黑暗现实形成对抗。在一些作家笔下，他们的都市人物原本善良，有理想、有追求，但在社会磐石之下理想成为泡影，灵魂陷入矛盾之中。《废都》《蝶乱》《非色》《所谓作家》等作者在给他们以同情的同时，因为不能回答产生此种情形的复杂原因，不知道事变的走向，所以让他们以消极玩世态度盲目地反叛与报复社会，如《所谓教授》中的刘安定等人。
4.加强对都市低层的关照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阶层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都市中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人生活在都市的底层，为都市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是，西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对这些人物的关照不够，几乎看不到农民工、打工妹、城市小商贩以及下岗工人的身影。而在中篇小说的创作中对此有所关照，如作家马步升的《被夜打湿的男人》中的牛二军、王新军《坏爸爸》中的乞儿等。长篇小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作家在叙写都市生活的时候，不能够停留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阶层，而是要把笔触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全面、真实地反映广阔的社会。例如，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城市底层人物形象，祥子是一个艺术典型，西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呼唤这样的艺术典型来丰富都市人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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