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父亲是宫里的翻译，同时经营着一家卖香料和丝绸的店铺，因此收入颇为丰厚。他让我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一方面亲自教我，一方面还请一位祭师给我授课。
开始时，他打算让我接管他的商店，可后来我表现了出乎他意料的才能，他接受亲友们的劝告，改变了初衷，决定培养我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只需比那些卖嘴皮子的走方郎中稍微多一点真才实学，在君士坦丁堡做大夫就可以发迹。
当时有许多法兰克人在我家进出，其中一个就劝我父亲送我去他的国家，送我去巴黎城学习医术，说在那儿上这种学不仅免费，而且效果也最好。他愿意顺便捎上我，不需要任何报酬。父亲年轻时也曾远游，很快便把事情定了下来。法兰克人告诉我，可以用三个月时间做准备。能够去外国看看，我高兴得要死。
法兰克人终于办完了他的事，做好了旅行准备。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把我领进自己的小卧室。只见在室内的桌子上，摆着一些漂亮的衣服和武器。但最吸引我目光的，却是一大堆金币，要知道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钱集中在一起啊。
父亲拥抱了我，然后说：“瞧，孩子，我为你备办了旅途穿的衣服。那些武器也归你，它们可是我当年出国远游时，你祖父亲自给我挂在腰间的。我知道你会用，但除非是遭到进攻，否则你在任何时候都千万别动用它们。要是非用不可，就得用出个样子。我的财产不多，你瞧，我把它分成了三份。一份归你，一份留给我自己维持生活和应急，而还有一份对我来说就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在你危难之时救急用的！”
我的老父亲这么说着，泪水已经盈满眼眶，也许是预感到我再也见不着他老人家了吧。
我们一路顺风，很快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度，随后又走了六天，便抵达了大都市巴黎。在城里，一位法兰克朋友租给我一间房子，并建议我小心使用我带来的钱。它们总共是两千金币。我在巴黎生活了三年，学到了一个能干的医生必须通晓的一切。可是，如果我说我喜欢在那儿的生活，那我必定是在撒谎。因为我看不惯那里的民风，好朋友也很少，虽然他们都是些高尚的年轻人。
我心中的思乡之情终于变得十分强烈，整整三年我一点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于是抓住一个有利的机会便踏上了归途。这机会就是法兰克国准备向土耳其宫中派遣使节。我应征当上了随使的外科医生，幸运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我发现父亲的房子上了锁，邻里们看见我都很惊讶，告诉我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那位小时候教过我的祭师给我送来钥匙，我形单影只地走进冷清的家中。一切的摆设仍像我父亲在世时一样，只是父亲答应留给我的那笔钱没有了。
我问祭师是怎么回事，这老头鞠了一躬，回答说：“令尊死时成了一位圣人，因为他把自己的钱遗赠给了教会。”
这事我当时不理解，始终不理解。然而不理解又能怎样？我没有任何可以对付他的证人，只能庆幸他还没有把我父亲的住宅和商店也视为给他的合法遗产。
这是我遭遇的第一桩不幸。从此以后打击便接连不断。由于我不像江湖郎中那样卖嘴皮子，所以我作为医生的名声一直传播不开。父亲不在了，没有谁去向那些最有钱和最高贵的人们引荐我，他们现在再也想不到可怜的扎罗科斯啦。还有父亲的货物也没了销路，他死后原来的买主跑散了，新的买主迟迟难得上门。
在一筹莫展地考虑着自己的处境之时，我突然想起在法兰克国经常看见一些土耳其老乡，他们在那个国家穿来穿去，在各处的市集上摆摊卖货。我回忆起法兰克人很喜欢买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是外国来的，而靠这种买卖挣的钱肯定要多一百倍。
我很快下定决心，变卖了父亲的住宅，把所得的钱中的一部分，交给一位经过考验的朋友保管，其余的全用来备办在法兰克国稀罕的商品，诸如纱巾、丝绸制品、香膏、油脂等。随后，我在一条船上租了舱位，第二次踏上了前往法兰克国的旅程。
似乎我一把那些鞑靼苏丹的宫室抛在身后，命运之神又重新对我好起来了。我们的航程短而顺畅。我穿行于法兰克国的大小城镇，到处都碰着好买主。我的朋友从君士坦丁堡源源不断地发来新货，我一天一天变得更加富有。终于，当我积累了足够的资金，相信可以进行更大事业的时候，我便带着货物前往了意大利。
我还必须承认一件事，它也帮我挣了不少钱：我并未荒废我的医术。
我每到一座城市都散发传单，说有一位希腊大夫来啦，他已经治好了众多的患者。确实如此，我的油膏、药丸和药粉确实给我赚到了不少的金币。
就这样，最后我来到意大利的城市佛罗伦萨。我决定在这座城市多待些时候，一来因为我喜欢它，再有也想解除解除长期往来奔波的疲劳。在城里的圣克罗斯区，我租了一间铺面。在离铺子不远的一家旅社里，我包了几间有阳台的舒适房间。与此同时，我的传单也已散发到各处，传单上宣称我是一位大夫兼商人。我的铺子刚开张，顾客便源源不断，尽管我要的价钱比较高，脱手的货却比别人的多，原因是我对自己的顾客殷勤又和气。
在佛罗伦萨，我已开开心心地度过了四天。
一天傍晚，我关了铺门，正按老习惯准备再去看看油罐里还有多少存货时，突然在一只小罐子内发现了一张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小字条。我展开字条，发现是一个邀请，有人要我在当晚十二点，到当地人称作Ponte vecchio[3]的桥上去一下。
我想了很久，这位邀请我去那儿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知道，我在佛罗伦萨一个熟人也没有啊。我琢磨，也许他要领我秘密去看一个病人吧，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我决定应邀前往，但为了小心起见，我仍随身带上了父亲赠送的那把长刀。
时近午夜，我动身上路，很快就到了那座老桥。
我发现桥上空荡清寂，决定等上一等，相信那邀请我的人终会出现。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月色青白，我俯视桥下流过的阿尔诺河，只见河水在月光下一闪一闪。这时候，城市教堂的座座钟楼同时敲起十二点来。我挺了挺身子，突然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男子，整个身体都裹在一件红色斗篷中，还扯起斗篷的一角遮挡住了脸。
一开始我有点害怕，因为他是冷不丁儿地突然站在我身后的。
但我很快镇定下来，问道：“如果是您邀请我到这儿来的，那就请讲讲有何指教吧。”
红斗篷转过身去，慢慢地说：“跟上我！”
单独跟着这个陌生人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停住脚步，告诉他：“这可不行，亲爱的先生，您得先讲清楚上哪儿去，并且露出一点您的面孔，让我瞧瞧您对我是否怀着好意。”
红斗篷似乎不理这一套。
“你要是不乐意，扎罗科斯，那就请留步！”他一边回答，一边往前赶。
我突然怒火中烧，厉声叫道：“您难道以为，像我这样的汉子可以任凭哪个傻瓜戏弄不成？在这样的寒夜，我就愿白白地来这里等候吗？”
我三脚两步追上了他，一手拽住他的斗篷，一手捏着刀柄，越叫越厉害。然而只是斗篷留在我的手里，陌生人却转过一个街角就不见了。我的怒气渐渐平息下来，好歹还有一件斗篷，我要让它成为我开启这奇异经历之门的钥匙。
我把斗篷披在肩上，继续往住所走去。还没走出一百步远，一个黑影和我擦身而过，同时用法兰克语悄声对我说：“留点神，伯爵，今晚上没戏！”
不等我扭过头去，这家伙已经走远，我只看见一条黑影贴着房屋晃了过去。刚才的话是对红斗篷讲的，而不是对我，我心里明白。但这并未使事情清楚半点。
第二天早晨，我考虑该怎么办。一开始我打算装作斗篷是捡来的，公开进行招领。可那样一来，陌生人能通过第三者将它领走，我却仍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仔细观察斗篷。它的质地是热那亚产的厚天鹅绒，紫红颜色，用阿斯特拉罕产的毛皮滚了边，用金丝线绣着繁复的花饰。斗篷的华贵外观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决定马上实行。
我把它带进铺子，陈列起来出卖，却标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价格，断定绝不可能有真正的买主。我这么做是为了观察，牢牢盯住每一个来打听斗篷的人。要知道那陌生人在失去斗篷后，虽然只匆匆露了一面，但却足够真切，我相信一千个人里我也能认出他来。斗篷异常华贵，它的外观令所有人注目。有意的买主也不少，只是勉勉强强像那个陌生人的哪怕一个也没有，而舍得出多达两百金币高价购买的也没有。
其间引起我注意的是，当我问这个或是那个，佛罗伦萨可还有一件相同的斗篷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没有”，并且保证从来不曾见过做工如此精致、如此高雅的斗篷。
天快要黑了，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青年。
这小伙子经常光顾过我的商店，今天也来给斗篷出过几次价。
现在，他把一只装满金币的钱袋往柜上一丢，高声说：“看在上帝分上！扎罗科斯，我非拥有你这件斗篷不可，哪怕因此沦为乞丐！”说着，就开始数起自己的钱来。
我尴尬极了。我挂出斗篷来，只是为了吸引那陌生男子的目光，现在硬是来了一个年轻的傻瓜，愿意出高得出奇的价格。可我还有什么法子呢？我只得让步，加之转念一想，昨天夜里的冒险总算有了可观的补偿，心中也蛮受用。
小伙子穿上斗篷走了，可到了门口却转回身来，把一张固定在斗篷上的纸条取下来扔给我，说：“这儿别着什么，扎罗科斯，它显然不属于这件斗篷。”
我漫不经心地接过纸条，一看，谁知上面却写着：今晚按我们知道的时间，把斗篷送到老桥，在那儿你将得到四百金币。
我站在店里呆若木鸡。就这样，我不只轻率地放走了自己的幸运，也完全违背了自己既定的目的！不过呢，我稍一考虑，立刻凑足两百金币，飞跑出店门，赶上了那个买斗篷的年轻人，对他说：“请收回您的两百金币，好朋友，把斗篷还给我，我不能卖掉它。”
他一开始当我是开玩笑，可后来发现我是当真的，就对我的要求火冒三丈，骂我是个傻瓜，最后我们终于动起手来。
然而幸运的是，在争执中，我从他手里夺回了斗篷，就想拿着跑回去，可他却叫来警察帮助，把我送进了法院。法官对年轻人的指控非常惊讶，把斗篷断给了他。我呢，答应在他付的两百金币之外，再加二十、五十、八十直至一百金币，只要他肯把斗篷还给我。
我用恳求达不到的目的，用金钱却达到了。他拿走了我的宝贝金币，我也带着斗篷胜利而归，但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让全佛罗伦萨城的人都把我当成是疯子。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只有我比他们清楚，我做的仍是有利可图的买卖。
我焦急地等待夜晚的到来。和昨天同一时刻，我挟着斗篷，走上了老桥。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刚敲完最后一下，夜幕中便向我走来一个人。毫无疑问，就是昨天夜里的那个男子。
“斗篷带来了吗？”他问我。
“是的，先生，”我回答，“不过，它花去了我一百个响当当的金币。”
“这我知道，”他说，“瞧这儿，整整四百呢。”
他和我走近宽宽的桥栏杆，把金币摆在上面。确实是四百金币，在月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辉，令我心花怒放。可是，唉！我的心哪里知道，这是它最后一次感到欣喜。
我把钱放进口袋，想好好观察一下这位大度的陌生人，谁知他却戴着假面具，只看得见两只黑眼睛冲着我可怕的一闪一闪。
“先生，我感谢您的慷慨，”我对他说，“请问现在可还有吩咐？只不过我预先声明，任何违法的事我都是不干的。”
“多余的担心。”他一边回答，一边披上斗篷，“我需要的是您作为大夫的帮助。不过不是为一位活人，而是为一位死者。”
“这怎么可能？”我愕然叫道。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异国，”他讲，同时示意我跟上他，“我们客居在本城的一位朋友家中。昨天我妹妹突然患急病死了，亲友们打算明天就将她下葬。但根据家族的一个古老风俗，所有亡故的人都必须合葬在祖传的公墓里。有的尽管死在异国他乡，尸体也得涂上香膏运回去安葬。就算眼下能把她的躯干留给此地的亲友，我却至少必须把妹妹的头颅带回去，给父亲再看上一眼啊。”
这个砍下自己亲人头颅的风俗，尽管叫我觉得有些可怕，我却不敢提出任何看法，担心的是会开罪陌生人。于是，我回答他，为尸体涂抹香膏我肯定可以，并请他带我去死者那里。只是我仍忍不住问，为什么这一切都要搞得如此神秘，而且总是在深更半夜。
他回答，他的亲友们认为他的做法太残忍，在白天一定会来阻止。可只要头颅一经割下，他们也就没有多少话好说。虽然他也可以把妹妹的头割下来送到我那儿去，但一种自然的亲情却叫他自己下不了手。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一座高大豪华的邸宅前。我的向导告诉我，我们匆匆夜行的目的地到了。我们绕过邸宅的大门，跨进一道小门内，陌生人随即小心翼翼地把门掩好，领着我登上了黑暗中的一道旋梯。旋梯口接着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我们经过走廊进入一间房间，房内只有一盏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灯照明。
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尸体。陌生人背过了脸，像是不愿让我看见他在流泪。他指了指床，吩咐我把事情尽快办好，说完退到门外去了。
我取出作为医生随时带在身边的手术刀，走到床前。我只看得见死者的头颅，可她是那样的美，我不禁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乌黑的秀发编成大辫子垂在肩上，脸色苍白，双唇紧闭。按照医生在截肢时通常的程序，我先在她皮肤表面划了一道口子。随后我取出更锋利的刀来，一下割断了她的咽喉。
我的天啊！死者突然睁开眼睛，可马上又闭上了，随着一口深深的叹惜，看样子是现在才真正断了气。与此同时，从伤口中向我喷出一股热血。我由此断定，是我杀死了可怜的姑娘。因为现在她肯定死了，那样的创伤是根本没法挽救的。
我被发生的事情吓呆了，一动不动地站了足有好几分钟。
是红斗篷蓄意欺骗我，或者他妹妹也许只是假死？
后一种推测在我看来更加可能。但是我不能告诉死者的兄长，我只要下手稍微慢一些，没准儿就还能救醒她，而不至于将她杀死。于是我打算把她的头完全割下来，谁料死者又呻吟了一声，并且极其痛苦地伸了伸手脚，然后才真死了。
我不禁吓了一大跳，失魂落魄地冲出了房间。外边走廊上漆黑一片，因为灯已被关闭。陌生人没了踪影，我不得不摸着墙壁往旋梯走去。终于找到了旋梯，我便一半是滚一半是爬地下了楼。下边同样没有一个人。我发现门只是掩着，一直等到站在了街上，呼吸才自由了一点。在那邸宅中，我心里真是害怕极了。
我惊惊慌慌地奔回住所，一头钻进床上的被子里，想要忘记自己刚干的可怕事情。可睡眠却在逃避我，直到早晨光临，才鼓舞我重新镇定下来。可以肯定，引诱我去干这桩在我看来是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的那个家伙，是不会去告发我的。我决定马上照样去铺子做生意，并且要尽量显得无忧无虑。
可是，唉！一个新发现的情况增加了我的苦闷。我的帽子和腰带，还有我的手术刀通通不见了。我不知是把它们忘记在了死者的房里，还是失落在逃回住所的路上。遗憾的是前一种假设更加现实，也就是说，人家将会发现我是凶手。
我一如往常地准时开了店门。我的邻居是一个爱唠叨的人，又像每天早上一样走过来寒暄。
“嘿，对昨天晚上发生的可怕惨案，你有什么看法？”他一开口就问。
我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怎么，全城都传遍了，你竟一点儿不知道？不知道佛罗伦萨的市花，总督大人的千金比安卡，在昨天夜里给人谋杀啦！唉，昨天我还看见她坐着马车，跟她未婚夫一起高高兴兴地从街上走过，因为他们原定在今天举行婚礼啊！”
邻居的每一句话，都像匕首刺进我心里，而且这样的苦刑简直没完没了。每一位顾客都要向我讲一遍这个故事，而且一个比一个讲得更加恐怖。可是呢，没有哪个讲的能比我亲眼所见的更加可怕。
大约在中午，法院的一个职员来到我铺子里，请我打发走铺子里的其他人。
“扎罗科斯先生，”他随后说，同时取出我丢失了的衣物和器械，“这些东西都是您的吗？”
我沉吟片刻，不知是否该完全不认账。可透过半开着的铺门，我看见我的房东和几个熟人站在那儿，他们准会揭发我的，于是决定别再撒谎，以免弄巧成拙，便硬着头皮承认这些东西确实是我的。法院的职员请我跟他走一趟，把我领进了一座很大的建筑，我一看便知是个监狱。在那儿，他让我等在一间房里，听候发落。
一个人冷静地考虑考虑，我的处境十分可怕。尽管不是出自本意，到底还是杀了人——这想法在脑子里反复出现。而且我也不能不对自己承认，是金币的光辉迷惑了我的良知，否则我不会昏头昏脑地受人控制，落入陷阱。
被捕两小时后，我从牢房里被带了出来，走下几道台阶，进了一间大厅。在一张铺着黑台布的长桌前坐着十二个男人，多半是上年纪的老者。大厅的两旁，靠着墙摆了一些长凳，坐满了佛罗伦萨的达官显贵。在地势较高一些的游廊上，则挤挤挨挨地站着无数观众。
我被一直带到了黑色的长桌跟前，这时站起来一位脸色阴沉、忧伤的老人，他就是总督本人。他对与会者讲道，作为被害人的父亲，今天他不便主持审判，因此把这项任务转给其他元老中最年长的一位。最年长的元老是一位少说也有九十高龄的老翁。他弯腰驼背地站在那儿，两鬓垂着稀疏的银发，而两眼却炯炯有神，嗓音也洪亮而沉稳。
他开始问我，可承认犯了谋杀之罪。我求他听我申诉，随后镇定自若地、声音清晰地，讲出了我所做的和所知的一切。我发现，在我讲述的过程中，总督的脸色一会儿煞白，一会儿通红。
我讲完了，他一下跳起来，冲我怒喝道：“什么，你这恶棍！你贪财害命，罪大恶极，现在却想嫁祸于人？”
主持审判的元老请他别打断，因为他自愿让出了自己的权力。再说，我犯罪似乎也无证据表明是出于贪财。要知道根据总督自己刚才的陈述，死者并没有被偷任何东西。是的，元老继续进行审判，并且告诉总督，他有必要对他女儿被害前的生活情况，做一个概括的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对我的供词是否真实得出结论。
接着，他便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为止。据他说，为的是先研究研究总督即将交给他的死者的书信，从中找到可能的线索。我重新被关进了牢房，在里边熬过了提心吊胆的一天，并总是热切地渴望着，人们能在死者与那红斗篷之间发现什么联系。
第二天，我满怀着希望走进了法庭。在那长桌上摆着一些信札，年迈的元老问信上可是我的笔迹。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它们和我曾收到的两张字条，都必定出自一人笔下。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元老们，谁知他们根本没听见，而是回答所有的信函、字条都只能是我写的，必定是我写的。因为在信的末尾都清清楚楚地签着一个“Z”字，这可正是我姓氏的头一个字母啊！而信上确实对死者有不少威胁，警告她，要她取消即将准备举行的婚礼。
看样子，总督为了归罪于我而预先作了特别关照，因为当天审判官们对我更加不信任，更加严厉。为辨清冤枉，我要求取我的文书来做对证，并说它们在我房里是肯定有的。哪知他们回答，已在我那里搜查过了，什么文书也没找着。如此一来，在休庭时我完全没有了指望。
第三天，我一被带到法庭，人家就宣读了对我的判决，说什么我是蓄意杀人，因此判处死刑。就这样，我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被剥夺了人世间我所珍视的一切。孤身一人，远离故乡，正当盛年就得在刑斧下做冤死鬼。
在这决定我命运的可怕的一天，我独自坐在傍晚冷清的牢房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头脑里只认认真真考虑着死。
这时牢门突然开了，一个人跨门进来，一声不吭地打量了我老半天。
“这么说，真的是你，扎罗科斯？”他道。
在黯淡的灯光下，我没有认出他是谁，只是他的嗓音唤起了我的回忆：他叫瓦雷提，我在巴黎念书时结交的少数好朋友之一。
他告诉我，他偶然来到佛罗伦萨，他的父亲住在此地，是市上一位有声望的大人物。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因此来见我一面，想听我自己讲讲，我是怎么犯下如此大罪的。
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显得非常吃惊，恳求我对他——我在此间唯一的朋友——一定要毫无保留，不能让他带着谎言走出监狱。我对他发了天大的誓言，保证讲的全是真话，还说除了受金钱迷惑而未能识破陌生人本来可疑的胡诌以外，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照你讲，你根本不认识比安卡？”他问。
我保证我从未见过她。瓦雷提于是说，在这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个影响深远的秘密，所以总督才催促着匆匆结案。而眼下市民中谣传四起，说什么我早就认识比安卡，是怀恨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所以将她杀害。
我让他注意，这一切完全适合于那个穿红斗篷的人，可惜的只是我毫无办法证明他的参与。瓦雷提流着眼泪拥抱了我，答应我他会尽一切努力，哪怕至少保住我的性命。我觉得希望渺茫，但我了解瓦雷提，知道他是个聪明而精通法律的人，相信他会尽力搭救我。
整整两天，我的心七上八下。终于，瓦雷提出现了。
“我给你带来了安慰，虽然是一个痛苦的安慰。你命保住了，并将获得释放，但得失去一只手。”
我激动不已，感激瓦雷提救了我的性命。他告诉我，总督严酷无情，硬是不让再调查这个案件。但为了不给人有失公正的印象，最后也只好答应：如果能在佛罗伦萨的史书文献中找出一个类似的案例，那对我的惩处也可改成和当初的那个一样。
于是，瓦雷提和他的父亲日夜翻查古籍，终于发现一桩与我一模一样的案子。
书上记载的判决是：砍掉案犯的左手，没收他的全部财产，本人处以终身流放。眼下对我的处罚也是这样，因此他要我做好准备，迎接那等待着我的痛苦时刻。我不愿描述当时的惨状。我只记得在露天的集市上，我的手搁上了刑台，我自己的鲜血流满了全身！
瓦雷提将我收养在了家中，直至我的创伤痊愈，然后慷慨地送给我盘缠。要知道，我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切，现在已成了法院的财产。
我从佛罗伦萨动身前往西西里，从西西里搭上找着的第一条船返回君士坦丁堡。我交给故乡一位朋友保管的款子成了我唯一的指望，我还请求他允许我暂住在他家中。可叫我多么地惊讶啊，他竟然问我，干吗不住进我自己的府上去！
他告诉我，一个陌生人以我的名义在希腊人居住区购置了一幢住宅。此人还对邻居讲，我很快就会回来。我和我的朋友立刻赶到那里，受到了我所有熟人的欢迎。一位老商人交给我一封信，说是那个替我买房子的人留下的。我念那信：
扎罗科斯！有两只手准备不停地工作，以使你不再感到失去了一只手的痛苦。你眼前的这幢房子和里边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且每年还会给你送来足够的钱，让你能跻身你同胞中的富人之列。但愿你宽恕他，宽恕那个比你更加不幸的人！
我猜得出写信的是谁。
经我问起，老商人也讲：他看那男子像是一个法兰克人，穿着一件红色斗篷。事情已够清楚，我必须对自己承认，陌生人肯定尚未完全丧失他高贵的天性。我发现，自己新居的一切都布置得再好不过，同时还开了一间商店，货色比我从前任何时候的都更精美。
如此过了十年，更多地出于老习惯，而不是必须，我又开始经常外出经商旅行。只是那个使我惨遭不测的国家，我永远不曾再见。从它那儿，每年我都得到六千金币。它们让我知道那个不幸的人是位君子，因此也感到一些快慰，却没法赎买我心灵的伤痛。
要知道啊，被惨杀的比安卡的可怕形象，永永远远地活在了我的心里。
★★★
希腊商人扎罗科斯讲完了他的故事。听众都对他怀着极大的同情，特别是那位客人看起来更加感动，边听边在那儿唉声叹气；还有年轻的穆莱，有一次甚至像是已经热泪盈眶。大伙儿继续久久地谈论着扎罗科斯的遭遇。
“您不恨那个陌生人？他卑鄙地使您失去了宝贵的肢体，甚至危及您的生命？”赛里姆问。
“自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希腊人回答，“我的心在主的面前，一次次向他发出控告，怨恨他带给我痛苦，毁了我的生活。然而在我父辈的信仰里，我得到了慰藉。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爱自己的仇人。再说，他多半还比我更加不幸呢。”
“您是一位高尚的人。”赛里姆大声道，同时紧紧握着希腊人的手。
这时卫队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满面愁容地跨进帐来，说不好继续这么休息下去，因为商队在此地通常会遭到袭击，而他的手下声称已经远远地发现了一群骑手。
商人们听了一个个惊惶失措，赛里姆却对他们的惊恐感到奇怪，说什么他们既然有如此严密的保护，哪里还用得着惧怕一伙阿拉伯强盗。
“说得是，老爷！”卫队长回答赛里姆·巴鲁赫，“要真是这样一伙强盗，那确实可以高枕无忧。可不久前，可怕的奥尔巴赞又出没在这一带，对他可就得小心提防着了。”
赛里姆问这个奥尔巴赞究竟是何许人，老商人阿赫墨德回答他道：“关于这个非凡的汉子，在老百姓中间有各式各样的传说。一些人当他是个超人什么的，常常能独自敌对五六个对手；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位不幸流落到阿拉伯的勇敢的法兰克骑士。不管怎么讲吧，反正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凶徒和强盗。”
“您可不好这么说，”一个叫勒扎的商人反驳他道，“虽说他是个强盗，为人却很高尚，我兄弟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让我给各位讲好啦。什么时候他还驰骋在沙漠里，其他任何匪帮都不敢再露头。他也不像别的强盗似的胡抢一气，而是只收取商队的保护费，谁心甘情愿地缴纳，就可以平平安安地走路。他奥尔巴赞原本就是沙漠之王。”
商人们正这么在帐篷里聊着，被安排在营地四周的卫士已经慌了起来。一大队武装骑手出现在大约一里开外的地平线上，看样子正直奔营地而来。一名守卫因此冲进帐篷，报告说商队多半要遭到袭击啦！商人七嘴八舌地商讨对策，不知是该主动迎上去好呢，还是坐等人家来攻击好？
阿赫墨德和两位年纪大些的商人主张坐等，脾气火暴的穆莱和扎罗科斯赞成主动迎击，并叫客人赛里姆支持他们的意见。赛里姆却不慌不忙地从腰带中扯出一条绣有一颗颗红星的蓝色小绸巾来，绑在一柄长矛上，命令一个奴隶把矛拿去插在营地外面。
他说，他以生命担保，那帮骑手只要看见他的这个信号，就会安安静静地走自个儿的路。穆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效果，不过矛仍被奴隶插在了营地前面。
与此同时，帐篷中的人们都拿起了武器，紧张地等待着骑手们的到来。然而来人像是看见了营地外的信号，突然间就改变前进方向，绕着营地转了一个大圈儿，驰向别处去了。
商队的人们惊讶得呆站在那里，一会儿望望远去的骑手，一会儿瞅瞅赛里姆。赛里姆却在帐外漠然平视着大漠，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似的。终于，穆莱打破了沉寂。
“您到底是谁，强大而有力的贵客？”他嚷道，“您只需示意一下，沙漠里最狂野的盗帮就变得服服帖帖？”
“你们高估了我的能耐，”赛里姆·巴鲁赫回答，“我是在逃离盗匪拘禁的时候，才搞到这方做暗号用的绸巾的。它到底有何含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谁带着这暗号旅行，谁就能准保平安。”
商人们感激赛里姆，称他为他们的救星。可不是吗，那伙骑士人多势众，商队根本抵抗不了多久。现在所有人才放心大胆地躺下休息，直到太阳开始沉落，习习晚风又拂过茫茫沙漠，才动身继续往前行。
第二天，在离大漠的出口约莫还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商队再次停下来休息。
大家伙儿重新聚集在主帐篷里，商人勒扎便开了口：“昨天我曾告诉你们，可怕的奥尔巴赞是位高尚的人，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请允许我今天给各位讲讲我弟弟的遭遇。我父亲是阿卡拉的卡迪，他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弟弟和妹妹年纪都比我小得多。我二十岁那年，一位伯父收养了我，立我做了他财产的继承人，条件是在他死以前我得一直留在他身边。然而他活了很大岁数，所以两年前我才回到了故乡，全然不知家里曾经遭了大祸，多亏仁慈的安拉才转危为安。请听我讲一下《营救法特美》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