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既执迷不悟，我们断无坐受宰割之理，也无向他摇尾乞怜之理，只有修明内政，准备实力，与之周旋，一面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仿苏秦联合六国的办法，去对付五大强国即是了，以修明内政为正兵，以联合弱小民族为奇兵。苏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国，则五国各出锐师以挠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攻之。”现在五大强国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国，我们把世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互相策应，多方以挽之，这个办法，有种种胜算：（1）世界弱小民族人数多，各强国人数少；（2）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联合，各强国利害冲突，举动不能一致；（3）弱小民族大概是农业国，列强大概是工业国，他们的原料和销场，尝仰给农业国，可以说强国人民的衣食，仰给予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给予他们。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占优胜。我们把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向列强进攻，与他一个重大打击，其人手方法，即是不供给他的原料，不购他的货物，采用甘地的办法，为大规模之组织，列强能悔祸固好，如可开衅，我们就一致动作起来，明知世界大战，终不能免，不如我们先动手，经过一次大战，然后才有和平可言。这是弱小民族生死关头，断无退让之理，等到各强国创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时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条件，与之议和，农业国出土地和工人，工业国出机器和技师，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摊。不达到此项目的，决不与之妥协。只要弱小民族能够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实现。此种办法，是顺着进化轨道走的，这种轨道孙中山看得极清楚，他主张联合弱小民族的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去攻打列强的二万万五千万人，就是顺着这轨道走的。
苏秦联合六国以抗强秦的法子，是他发箧读书，经过了刺股流血的工夫，揣摩期年，才把他发明出来的，我们不可因苏秦志在富贵，人格卑下，就连他的法子都轻视了。苏秦的法子，含得有真理，是以平字为原则，与孙中山所讲民族主义相同。他说六国，纯用“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等语，以激动人不平之气，与孙中山所讲次殖民地等语，措辞相同。苏秦窥见了真理，自信他的法子会生效，所以他自己说道：“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果然出来一说就生效，六国都听他的话，以他为从约长，他的计划成了，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这个法子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见了。可惜苏秦志在富贵，佩了六国相印，就志满意得，不复努力，以致六国互相攻伐，从约破裂，后来误信张仪之话，联袂事秦，遂一一为秦所灭。今日主张亲美亲日亲英法等，都是走入了六国西向以事强秦之轨道，可谓寒心！
现在弱小民族，被列强压制久了，一旦有人出来联合，是非常容易的。威尔逊揭出“民族自决”之标语，大得世界之欢迎，但自决云者，不过叫他自己解决罢了，还没有说帮助他，我们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标语，当然受加倍的欢迎。《孙中山演说集》说：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由欧洲调来的舰队，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出来，孙中山适从苏伊士运河经过，有许多土人，看见孙中山是黄色人，现出很欢喜的样子来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呀？”孙中山答应道：“我是中国人，你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他们答应道：“我们东方民族，总是被西方民族压迫，总是受痛苦，以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次日本打败俄国，我们当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日本打胜仗，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这是一种应该欢喜的事，所以我们便这样的高兴。”（见《演说集》第五编大亚洲主义）我们读了这段故事，试想日本打败俄国，与苏伊士运河侧边的土人何关？日本没有说过一句要替他们解除痛苦的话，他们表现出这种状态，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理，也可窥见一般了。我们中国，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旗帜，真可谓世界幸福，这种办法，是促成世界大同的动机，将来世界大同了，不但是弱小民族之幸，也是列强之幸。
世界革命，是必然之趋势，社会主义国际化，也是当然之事，而今应该由中国出来，担负世界革命的任务，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其方法也和革满清的命一样，从宣传入手。我国人民四万万，世界各处都布散得有，宣传起来，非常容易。我们须知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一开战我国势必牵入漩涡，那时费尽气力，饱受牺牲，还不得好结果，不如我们早点从事此项工作，或许能够制止大战，使他不至发生，何以言之呢？因为前次欧战，列强全靠属国之兵助战，我国用宣传的方法，把他属国人民的心理改变了，釜底抽薪，未必非制止大战之一法。
现在之国际联盟，可以说是强国联盟，是他们宰割弱小民族之分赃团体，像我国济南惨案这类事，与其诉诸国际联盟，不如诉诸弱小民族，与其派人到欧美去宣传，不如派人到印度非洲南洋等处去宣传。我国在列强中，诚渺乎其小，但在被压迫民族中，则是堂堂一大国。我国素重王道，向不侵凌小国，在历史上久为世界所深信，由我国出来提倡世界革命，当然比俄国更足取信于人，兼之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学理，讲得更彻底，施行起来，任何民族都能满意。我们对世界弱小民族，以平字为原则，对五大强国，亦以平字为原则，决不为丝毫已甚之举，本着此项宗旨做去，一定收绝大效果。孙中山抱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将来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实现大同，完成孙中山之遗志，发扬中国之光辉，然后才可谓之革命成功。
我格外还有层意见，也可提出来研究。古人说：“外宁必有内忧。”几乎成了一定不移之理。晋武平吴过后，跟着就有八王之乱，洪秀全取了南京，跟着就有韦杨之乱，去岁革命军取得武汉江西南京之处，跟着就宁汉分裂。现在定都南京，全国统一，而内部意见分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大家高呼打倒某某，铲除某某，其目标全在国内，我们应设法把目标移向国际去，使全国人的视线，一致注射外国，内部冲突之事，自然可以减免。我主张由我国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大家努力去做世界革命的工作，这即是转移目标之法，目标既已转移了，内部意见，自然可以调和。
举个例来说：刘备和孙权，本来是郎舅之亲，因为大家都以荆州为目的物，互相争夺，闹得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被杀，七百里之连营被烧，吴蜀二国，俨然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后来诸葛亮提出联盟伐魏的政策，以魏为目的物，大家的视线，都注向魏国，吴蜀二国的感情，立即融洽，彼此合作到底。后来诸葛亮和孙权死了，后人还继续他们的政策，直到司马昭伐蜀，吴还遣兵相救，及闻后主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目标转移了，感情就会融洽的明证。诸葛亮和孙权，都是人杰，他们这种政策，我们很可取法。
我的主张，可以二语括之曰：“对内调和，对外奋斗。”现在列强以不平等待我，故当取奋斗主义，等到他们以平等待我了，对外即改取调和主义。我们此时唯一的办法，在首先调和内部，必须内部调和，才能向外奋斗，能够向外奋斗，内部才能调和，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但是根本上调和的方法，尤在使全国人思想一致，要想使全国人思想一致，非先把各种学说调和一致不能成功。这个道理，留到第六章再说。
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
改革社会，犹如医生医病一般，有病之部分，应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社会上有弊害的制度，应该改革，无弊害的制度，不可任意更张，致滋纷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前数章俱系理论上之讨论，这一章是讨论实施办法。关于办法上应该讨论者，可分作两层，一是旧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结束，二是新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规定，本章就是在这两点上加以讨论。
土地和机器，该归公有，理由是很正当的。但是已经归入私人之土地机器，究竟该用什么手段把他收归公家，这是亟待研究的。我国私人的土地和机器，都是用金钱购来的，细察他们金钱之来源，除少数人是用非理手段从人民手中夺取者外，余人的金钱，大概是由劳心劳力得来的，换言之，即是用私有的脑力体力换来的。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厂主的机器无代价的没收了，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社会上当然起绝大的纠纷，当然发生流血惨祸。凡事以平为本，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抢归公有，这算是极不平之事，不平则争……关于这一点，孙中山认得最清楚，《民主主义》第二讲：“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从前美国北方各省，主张释放黑奴，南方各省，也未尝不赞成，只是要求给以相当的代价。那个时候，有几百万黑奴，其代价约需银几百万万元，政府无这笔款，去偿还黑奴的主人，才发生战事。一共血战五年，双方都非常激烈，为世界大战之一。此次战争，比美国独立战争，损失更大，流的血也更多，后来南方战败，才无代价的把黑奴释放了，我们可以说释放黑奴之战，是发源于债务的关系，假如当日的美国政府，有几百万万元去偿还黑奴的主人，这种流血惨祸，当然可以避免。后来虽说把黑奴释放了，目的得达，但这五年血战中，牺牲的生命财产，也就不少了，其代价也不可谓不大，犹幸是北方战胜了，万一战败，那更是无谓之牺牲了。现在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收归公有，其事与释放黑奴相类，美国当日勒令南方各省释放黑奴，不给代价，才发生大杀戮，我们为避免大战争，大杀戮起见，当然采用孙中山办法，购归公有。
现在政局纷乱，一切改革事项，当然说不上，但是，就学理上言之，将来改革经济制度，究竟当采用何种方式呢？我们不妨预先讨论，等到有了人民可以信托之廉洁政府，才好实行。据著者个人的主张，凡是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铁道等，一律由公家办理，其有私人业已办理者，由公家照价收买，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照价收买，私人要使用土地者，一律向公家承佃，把旧日缴与地主的租价，缴与公家，公家收得此款，作为全国人民公用，如此则全国之人，无一不享受租金之利，即是无一不享受地主之权，换言之：无一人不是佃户，也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孙中山所谓平均地权，就完全实现了。
但其中最困难者，就是收买的经费太大，无从筹措。现在中国工业未发达，使用机器的工厂也少，轮船铁路也少，公家收买起来，倒还容易，只是中国土地如此之广，地价如此之昂，如果照价收买，比释放黑奴的代价不知高过若干万倍，美国当日，尚苦无款偿黑奴主人，我国今日，怎么会有这宗巨款，去偿还地主？关于这一层，孙中山是虑到了的，所以他于照价收买之外，再定一个照价抽税的法子。他的办法，是把地价确定了，令地主按年纳税，以后地价增涨了，多得的利益，仍归公家，遇必要时，才照价收买。他就是因为政府无这笔巨款，来收买全国土地，才想出这种照价抽税的办法，以济照价收买之穷。
现在亟须筹划的，就是款项一端，这种收买全国土地的款，究竟从何筹措呢？著者主张第一步的办法，就是规定银行由国家设立，不许私人设立，人民有款者，应存入银行，需款者应向银行借贷，其有私相借贷者，将来有赖骗等事，法律上不予保护，人民以金钱存入外国银行者，查确后，取消国籍，逐出国外。又于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有款不存入本国银行者，取消国籍，不予保护，一面由银行发行国家钞票，内地交易，纯用国家钞票，人民持外国钞票向银行存放者，不予收受。如此则外国钞票即被驱逐了，人民的金钱，完全集中于国家之手，国家要收买土地和举办大实业，就不患无款了，孙中山所谓发达国家资本就算办到了。
银行贷出之息，与存入之息，为二与一之比，例如人民存入银行之款，定为月息六厘，人民向银行贷款，则定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则一进一出之间，银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无异于将子金缴一半与公家。现在购买土地者，其利也不过几厘，并且买地时须过税，每年须上粮，不时还有派逗等事，今定为银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为薄。通常人民借贷之利，每月一分几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当银根枯窘时，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为向银行贷款得，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为贵。像这样办去，公家坐享大利，而于存款者，贷款者，仍两无所损，那些用大利盘剥的人，就无所用其技了。
有人主张废除利息，这却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金钱，是从劳力得来的，人民以金钱存入银行，由公家拿去作社会上种种公益，即无异把劳力贡献到社会上，谋种种幸福。此等人是应该奖励的，银行给予之利息，即可视为一种奖励金。
又有主张废除金钱，发行劳动券者，更可以不必。资本家之专横，是由于土地和机器，许私人占有，才生出来的，与金钱制度何干？我们把土地机器收归公有，又不许私相借贷，虽有金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就无害于社会了。拿劳动券去换取衣食住，其实效与金钱何异？现在的金钱，我们又何尝不可把他当作一种劳动券呢？主张发行劳动券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曲了。
我们把银行组织好了，就可着手收买全国的土地了。照孙中山的办法，是命地主自将地价呈报到政府，我们收买之时，恐怕地主所报地价有以少报多之弊，可用投标竞佃法（川省各县教育局所辖产业，多作投标竞佃法，颇称便利），用投标竞佃，以定租金，然后据租金之多寡，以转定地价。例如某甲在乡间，有地若干亩，由政府将其地投标竞佃，假定投标结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计，即定为地价一万元。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现款者，以钞票付给之，公家收入之租息，与银行支付之利息相等，仿佛公家是替私人经管产业一般，公家本然无利可图，但经公家收买过后，可用大规模之组织来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归诸公有了。
投标之时，即以地主所报之价为标准，假定某甲所报地价是一万元，投标结果，租息最高额是七百二十元，我们即认定地主所报之价是确定的，即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如果投标结果，依租息计算，该一万一千元，我们因为他原报之价是一万元，银行只能收入某甲一万元，如果依租息计算，只该九千元，我们就认定某甲有意欺蒙政府，罚他一千元，银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账。我们定出此种办法，地主呈报地价，自必非常审慎。绝不敢以少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