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天道，离了自然二字，是不能讲的。何以见得呢？一般人说宋儒是得了孔子真传的，朱子是集宋学大成的，朱子毕生精力，用在《四书集注》上，试拿《集注》来研究：“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一章，朱子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提出自然二字吗？《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朱注：“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岂不是又提出自然二字吗？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章言性又言天道，朱注：“利犹顺也，语其自然之势也，……其所谓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势，……水之在山，则非自然之故矣，……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则导之，……程子曰，此章专为智而发。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归为大智。”朱注五提自然二字，足见性与天道，离却自然二字，是讲不清楚的。老子既已说尽，宜乎孔子不再说了。
宋学与蜀学
（一）二程与四川之关系
凡人的思想，除受时代影响之外，还要受地域的影响，孔子是鲁国人，故师法周公，管仲是齐国人，故师法太公，孟子是北方人，故推尊孔子，庄子是南方人，故推尊老子，其原因：（1）凡人生在一个地方，对于本地之事，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成了拘墟之见。（2）因为生在此地，对于此地之名人，有精密的观察，能见到他的好处，故特别推称他。此二者可说是一般人的通性，我写这篇文字，也莫有脱此种意味。
程明道的学说，融合儒释道三家而成，是顺应时代的趋势，已如前篇所说。至于地域关系，他生长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为宋朝建都之地，人文荟萃，是学术总汇的地方，故他的学说，能够融合各家之说。这层很像老子，老子为周之柱下史，地点也在河南，周天子定都于此，诸侯朝聘往来，是传播学说集中之点，故老子的学说，能够贯通众说。
独是程明道的学说，很受四川的影响。这一层少人注意，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明道的父亲，在四川汉州做官，明道同其弟伊川，曾随侍来川，伊川文集中，有《为太中（程子父）作试汉州学生策问》三首，《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再书》及《蜀守记》等篇，都是在四川作的文字，其时四川儒释道三教很盛，二程在川濡染甚深，事实俱在，很可供我们的研究。
（二）四川之易学
《宋史·谯定传》载：“程颐之父珦，尝守广汉，颐与其兄颢皆随侍，游成都，见治蔑箍桶者，挟册，就视之，则易也，欲拟议致诘，而蔑者先曰：‘若尝学此乎’？因指‘未济男之穷’以发问，二程逊而问之，则曰‘三阳皆失位也’，兄弟涣然有所省，翌日再过之，则去矣。”伊川晚年注易，于未济卦，后载“三阳失位”之说，并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足观宋史所载不虚。据《成都县志》所载：“二程过箍桶翁时地方，即是省城内之大慈寺。”
谯定传又载：“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访问，久之，无所遇，已而见卖酱薛翁于眉邛间，与语大有所得。”我们细玩“易学在蜀”四字，大约二程在四川，遇着长于易的人很多，不止箍桶翁一人，所以才这样说。
段玉裁做富顺县知县，修薛翁祠，作碑记云：“……继读东莱吕氏撰常州志，有云。袁道洁闻蜀有隐君子名，物色之。莫能得，末至一郡，有卖香薛翁，旦荷芨之市，午辄扃门默坐，意象静深，道洁以弟子礼见，且陈所学，叟漠然久之，乃曰：‘经以载道，子何博而寡要也？’与语，未见复去。”宋史云“眉邛间”，吕氏云“至一郡”，皆不定为蜀之何郡县，最后读浚仪王氏《困学纪闻》云：“谯天授之易，得于蜀夷族曩氏，袁道洁之易，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宋之富顺监，即今富顺县也，是其为富顺人无疑。”（见段玉裁《富顺县志》）究竟薛翁是四川何处人，我们无须深考，总之有这一回事，其人是一个平民罢了。（按宋史作卖酱，吕王作卖香，似应从吕王氏，因东莱距道洁不久，宋史则元人所修也。）
袁滋问易于伊川，无所得，与卖酱翁语，大有所得，这卖酱翁的学问，当然不小，《论语》上的隐者，如晨门，荷蒉，沮溺，丈人等，不过说了几句讽世话，真实学问如何，不得而知，箍桶翁和卖酱翁，确有真实学问表现，他二人易学的程度，至少也足与程氏弟兄相埒，卖酱翁仅知其姓薛，箍桶翁连姓亦不传，真是鸿飞冥冥的高人。
易学是二程的专长，二人语录中，谈及易的地方，不胜枚举。《宋史·张载传》称：“载尝坐虎皮，讲易水师，听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理，吾所不如，汝可师之。’撤坐辍讲。”据此可见二程易学之深，然遇箍桶翁则敬谨领教，深为佩服，此翁之学问，可以想见。袁滋易学，伊川不与之讲授，命他入蜀访求，大约他在四川受的益很多，才自谦不如蜀人，于此可见四川易学之盛。
据《困学纪闻》所说，四川的夷族，也能传授高深的易学，可见那个时候，四川的文化，是很普遍的，《易经》是儒门最重要之书，易学是二程根本之学，与四川发生这样的关系，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三）四川之道教
薛翁说袁道洁博而寡要，俨然道家口吻，他扃门默坐，意象静深，俨然道家举止，可见其时道家一派，蜀中也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宋儒之学，据学者研究，是杂有方士派，而方士派，蜀中最盛，现在讲静功的人，奉《参同契》和《悟真篇》二书，为金科玉律，此二书均与四川有甚深之关系。
《悟真篇》是宋朝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所著。据他自序是熙宁巳酉年，随龙国陵公到成都，遇异人传授。考熙宁巳酉，即宋神宗二年，据伊川新作《先公太中传》称：“神宗即位年代，知汉州，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唯恐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未便者，独公一人。”神宗颁行新法，在熙宁二年，即是张平叔遇异人传授之年，正是二程在四川的时候。平叔自序，有“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等语。别人作的序有云：“平叔遇青城丈人于成都。”又云：“平叔传非其人，三受祸患。”汉州距成都只九十里，青城距成都，距汉州，俱只百余里，二程或者会与青城丈人或张平叔相遇，否则平叔既不甚秘惜其术，二程间接得闻也未可知。
现在流行的《参同契集注》，我们翻开一看，注者第一个是彭晓，第二个是朱子，彭晓字秀川，号真一子，仕孟昶为祠部员外郎，是蜀永康人。永康故治，在今崇庆县西北六十里。南宋以前，注《参同契》者十九家，而以彭晓为最先，通行者皆彭本，分九十一章，朱子乃就彭本，分上中下三卷，宁宗元年，蔡季通编置道州，在“寒泉精舍”与朱子相别，相与订正“《参同契》”，竟夕不寐，明年季通卒，越二年朱子亦卒，足见朱子晚年都还在研究《参同契》这种学说。
清朝毛西河和胡渭等证明：宋儒所讲，无极太极，河洛书是从华山道士陈抟传来。朱子解易，曾言“邵子得于希夷（即陈抟），希夷源流，出自《参同契》。”宋学既与《参同契》，发生这种关系，而注《参同契》之第一个人是彭晓，出在四川，他是孟昶之臣，孟昶降宋，距二程到川，不及百年，此种学说，流传民间，二程或许也研究过。
义和团乱后，某学者著一书，说：“道教中各派，俱发源于四川，其原因就是由于汉朝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修道，其学流传民间，分为各派，历代相传不绝。”他这话不错，以著者所知，现在四川的学派很多，还有几种传出外省，许多名人，俯首称弟子，这是历历可数的。逆推上去，北宋时候，这类教派当然很盛。二程在蜀当然有所濡染。
（四）四川之佛教
佛教派别很多，宋儒所谓佛学者，大概指禅宗而言，禅宗至六祖慧能而大盛，六祖言：“不恩善，不思恶，正凭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宋儒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宛然是六祖话语。
四川佛教，历来很盛，华严宗所称为五祖的宗密，号圭峰，即是唐时四川西充人。唐三藏法师玄奘，出家在成都大慈寺。以禅宗而论，六祖再传弟子“马道一”，即是张文定所说马大师，是四川什邡人，他在禅宗中的位置，与宋学中的朱子相等，有“五灯会元”可考。他的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他出家在什邡罗汉寺，得道在衡岳，传道在江西，曾回什邡，筑台说法，邑人称为活佛（什邡县志）。二程到四川的时候，当然他的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什邡与汉州毗连，现在什邡高景关内，有雪门寺，相传二程曾在寺中读书，后人于佛殿前，建堂祀二程，把寺名改为雪门，取“立雪程门”之义（什邡县志）。二程为甚不在父亲署内读书，要跑到什邡去读？一定那个庙宇内有个高僧，是马祖法嗣，二程曾去参访，住了许久，一般人就说他去行医读书了。
马祖教人，专提“心即是佛”四字，伊川曰：“性即理也”，宛然马祖声口，这种学理，或许从雪门寺高僧得来。
宋朝禅宗大师宗杲，名震一时，著有《大慧语录》。朱子也曾看他的书，并引用他的话，如“寸铁伤人”之语。魏公道是四川广汉人，他的母亲秦国夫人，曾在大慧门下，参禅有得，事载《五灯会元》。大慧之师圆悟，是成都昭觉寺和尚，著有《圆悟语录》。成都昭觉寺，现有刻板，书首载有张魏公序文，备极推崇。圆悟与二程，约略同时，二程在川之时，四川禅风当然很盛，二程当然有所濡染。
（五）二程讲道台
二程的父亲，卒于元祐五年庚午，年八十五岁，逆推至熙宁元年戊申，年六十三岁，其时王安石力行新法，明道曾力争不听，他们弟兄，不愿与安石共事，因为父亲年已高，所以侍父来蜀。明道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二年癸酉，二人入蜀时，年三十六七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政治的生活，当然专心研究学问。王阳明三十七岁，谪居贵州龙场驿，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与二程在汉州时，年龄相同，不得志于政治界，专心研究学问，忽然发明新理，也是相同。
现在汉州城内，开元寺前，有“二程讲道台”（汉州志），可见二程在汉州，曾召集名流，互相讨论，把三教的道理，融会贯通，恍然有得，才发明所谓宋学，伊川所说的：“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汉州开元寺，可等于王阳明的龙场驿。
宋明诸儒，其初大都出入佛老，其所谓佛者，是指禅宗而言，其所谓老者，不纯粹是老子，兼指方士而言。阳明早年，曾从事神仙之学，并且修习有得，几于能够前知，有阳明年谱可证。不过阳明不自讳，宋儒就更多方掩饰，朱子著《参同契考异》托名“华山道士邹诉”，不直署己名，掩饰情形，显然可见。
二程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人，遇着箍桶匠，都向他请教，当然道家的紫阳派，真一派，佛家的圆悟派，也都请教过的。我们看程子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形式上都带有佛道两家的样子，一定与这两家有关系。伊川少时，体极弱，愈老愈健，或许得力于方士派的静坐，不过从来排斥佛老，与这两家发生关系的实情，不肯一一详说，统以“出入佛老”一语了之，箍桶翁是他自己说出，并笔之于书，后人方才知道。
我们从旁的书考证，宋朝的高僧甚多，乃《宋史》仅有《方技传》，而高僧则绝不一载。此由宋儒门户之见最深，元朝修《宋史》的人，亦染有门户习气，一意推崇道学，特创道学传，以位置程朱诸人，高僧足与程朱争名，故削而不书，方技中人，不能夺程朱之席，故而书之。以我揣度，即使二程曾对人言：在蜀时，与佛老中人，如何往还，《宋史》亦必削而不书，箍桶翁和卖酱翁，不能与二程争名，才把他写上。其余的既削而不书，我们也就无从详考。
（六）孟蜀之文化
箍桶翁卖酱翁传易，张平叔彭晓传道，圆悟传禅，可见其时四川的学者很多，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四川有许多学者呢？因为汉朝文翁化蜀后，四川学风就很盛，唐时天下繁盛的地方，扬州第一，四川第二，有“扬一益二”之称。唐都陕西，地方与蜀接近，那个时候的名人，莫到过四川的很少，所以中原学术，就传到四川来。加以五代时，中原大乱，许多名流，都到四川来避难，四川这个地方，最适宜于避难，前乎此者，汉末大乱，中原的刘巴许靖都入蜀避难，后乎此者，邵雍临死，说“天下将乱，唯蜀可免。”他的儿子邵伯温携家入蜀，卒免金人之祸。昔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对乎中原而言，因为地势上的关系，天下将乱，朝廷失了统御力，四川就首先与之脱离，故谓之先乱，等到中原平定了，才来征服，故谓之后治，其实四川关起门是统一的，内部是很安定的。
五代时，中原战争五十多年，四川内政报修明，王孟二氏，俱重文学，《十国春秋》说王建“雅好儒臣，礼遇有加。”又说王衍“童年即能文，甚有才思。”孟蜀的政治，比王蜀更好，孟氏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孟昶在位三十二年，《十国春秋》说孟昶“劝善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又曰：“后主（指昶）朝宋时，自二江至眉州，万民拥道痛哭，恸绝者凡数百人，后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至此哉？”这是孟昶亡国之后，敌国史臣的议论，当然是很可信的。清朝知县大堂面前牌坊，大书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字，是宋太宗从孟昶训饬州县文中选出来，颁行天下的（见《容斋续笔·戒石铭条》），昶之盛饬吏治，已可概见。
后世盛称文景之治，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合计不过三十九年。孟氏父子，孜孜求治，居然有四十一年之久，真可谓太平盛世。国内既承平，所以大家都研究学问，加以孟昶君臣，都提倡文学。《十国春秋》曰：“帝（指昶）所学，为文皆本于理。居恒谓李吴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文，朕不为也。’”他的宰相，母昭裔，贫贱时，向人借《文选》，其人有难色，他发愤说道：“我将来若贵，当镂板行之。”后来他在蜀做了宰相，请后主镂板印九经，又把九经刻石于成都学官，自己出私财营学宫，立教舍，又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国亡后，其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大章于世，纪晓岚著《四库提要》，叙此事，并且说：“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他们君臣，在文学上的功绩，可算不小。
孟昶君臣，既这样的提倡文学，内政又修明，当然中原学者，要向四川来，所以儒释道三教的学问，普及到了民间，二程和袁滋，不过偶尔遇着两个，其余未遇着的，不知还有若干。因为有了这样的普遍的文化，所以北宋时，四川才能产出三苏和范镇诸人，苏子由说：“辙生十九年，书无不读。”倘非先有孟昶的提倡，他在何处寻书来读？若无名人指示门径，怎么会造成大学问？东坡幼年曾见出入孟昶宫中的老尼，二程二苏，与孟蜀相距不远，他们的学问，都与孟昶有关，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受经于子夏。初置博士官，推行孔学。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皆故秦博士。梁任公说：“儒教功臣，第一是魏文侯。”我们可以说：“宋学功臣，第一是孟昶。”